小城
撰文李靜睿
我試圖講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這不過是一個太容易被虛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輸一直輸的麻將，它總能想象著自己會有轉手和一個三番的時候，卻不知道牌局已經走向終點。那些輸出去的籌碼，早已被時間兌換為現金，永遠不可翻盤。
一
每個小城裡你都能找到這樣一座公園，無一例外。公園裡有一個漂著密密水浮蓮的小湖，所謂的碼頭上繫著幾艘從來沒有人劃過的木船，鮮黃色鴨子形狀的電動船慢吞吞開在湖中央。岸邊柳樹的確有枝條像詩裡那樣垂下來，葉子上卻落滿灰塵，只有在3月底，新生的柳葉緩慢舒展開，萬物好像都還能重新開始。
破敗而花哨的兒童遊樂園，鞦韆上只有一塊狹窄的木板，膽大的孩子可以一直把自己盪到樹上去，沒有電視裡和王菲的歌中才出現的旋轉木馬，轉盤上有一圈墨綠色鐵椅子，坐久了會沾上掉下的鐵漆。轉盤有時候轉得太快，有人哇地吐出來，穢物很久才有人來清除，味道許久不散，孩子們還是勇敢地排長隊等著坐上去，那個空掉的座位像一顆缺掉的牙。
後山有一個動物園，所有動物都極為勉強地活著。小猴子試圖從鐵柵欄裡伸出彎曲的小爪子，一把攥住我手上的鍋盔夾涼皮。我逗了一會兒，扔進去一塊浸滿紅油海椒的麵筋，它齜牙咧嘴吃了，又眼巴巴看著下一個人手上的涼拌洋芋條。這裡的猴子待久了，個個都能吃辣椒，我想象他們要是去火鍋店，底鍋可以叫上一盆重辣，然後會用爪子撈鵝腸，一爪切開三斤半的花鰱魚頭。
這樣的記憶可以無窮無盡排列下去，但所有記憶都只是平庸無奇。這本就是一個平庸的小城，我的記憶是一張還原度太高的照片，不管用什麼濾鏡都改變不了它的粗糙質感。那些醜陋的樓房，汙髒的河水，一碗碗涼麵中焦黃髮黑的牙齒，熱切又無望地期待發財的人們熱熱鬧鬧地擠在照片裡，這就是我的家鄉。
二
小城的這座公園最早叫「釜溪公園」，因為不遠的地方流著釜溪河。這是沱江的一條支流，並不是所有四川小城都可以和長江扯上那樣直接的聯絡，這座城市裡很多人從來沒有見過真正的長江江面，所有關於水的想象不過是來自這條窄窄的釜溪河。
城市邊緣倒是住著一些三峽水庫的移民，在光禿禿的石頭山上憑空生長出幾十棟樓房作為安置房，外牆面鑲著白色瓷磚，從公交車上遠遠看上去很像特別高的公共廁所。從來沒有人和這些移民打過交道，他們去哪裡買菜，他們清明怎樣上墳，他們是不是隻和樓裡的人打麻將鬥地主？關於他們的一切都是含混不清又無人關心的謎語。更沒法跟小城裡的人討論移民是不是公平，這些話語在任何場合都不適合提起，都是一個空惹人嘲諷的笑話。何況「國家」不是給他們每家分了一套新房子嗎？他們以前的房子肯定爛朽朽的吧，肯定不是樓房吧。還有，據說有些能鬧的人不是還能拿到十幾萬嗎？狗日的就曉得鬧事。麻將館裡坐滿憂心忡忡的人，一邊做著「清一色」，一邊憂心「國家」真的被狗日的揩了什麼油水。
釜溪河可能曾經是一條真正清澈流動的小河，但我第一次見到時，它就已經暗淡骯髒，水面上浮動著衛生紙和礦泉水瓶，生活汙水從上游直接排進來，不知道哪家人倒進去一雙壞掉的紅色拖鞋，一直漂到市中心。即便這樣，釜溪河還是跟所有類似城市的類似河流一樣，被人硬生生編造了「自流古井」、「河府人家」、「鹽道遺風」、「龍池喚魚」、「水涯曉渡」、「釜溪牧歌」這樣空洞乏味的景點名稱，其實每個景點前都只是一模一樣的茶坊，賣三塊錢一杯的毛峰，不喝茶的人叫同樣三塊一杯的菊花茶，特別講究的人要提醒不加冰糖，或者把紅棗剔出來。沒有人喝過二十塊錢一杯的頂級花毛峰，我疑心那不過是一個傳說，只在塑膠覆膜的選單上出現。天氣稍微放晴時，大家吃過午飯就急急忙忙趕過去打牌，都想佔到河邊的位置，雖然水面上一股隱約的臭氣縈繞不斷，一層層瓜子殼花生殼要很長時間才會漸漸沉下去。
釜溪公園1930年開園，沒多久就有了一家餐廳「好園」，小城裡的鹽商出了名的殷實闊綽，他們支援從南京回來的名廚王錫之、王剛全父子開了這家小城的高階飯館，開在湖水中間的水閣裡，選單上有火腿蛋黃麵包果醬，魚卻還是隻有豆瓣和脆皮兩種做法。現在我們只在過年的時候才會吃到脆皮魚，一斤半的鯉魚裹上厚厚的芡粉炸出來，直愣愣地擺在盤子裡，講究的人會用白蘿蔔胡蘿蔔雕上兩朵花，撒在汁上的芹菜末是接近於白的綠色。城裡很少會吃到放糖的魚，所以總是放得尤其甜，人人都疑惑到底是不是真的應該如此，但一年也就只有一條這樣甜蜜到齁住喉嚨的魚，它最後總歸能被吃成一個嶙峋的骨架，陪伴著被汁水弄髒了的蘿蔔花。
1939年好園被日本人炸了，飯店又重開到了正街上的十字路口，改名為「鹽城餐廳」，還是賣一樣的菜——牛肚梗、乾煸魷魚絲、水煮牛肉。五十年代當然改為了國營，整齊劃一的城市歷史不過在這一盤盤整齊劃一的回鍋肉裡，每一盤都成功地爆出了燈盞窩兒，捲起來的邊微微焦黃，就像被過於草率粗暴地翻過去的這些時間。
釜溪公園在1941年短暫地改名為慧生公園。謝慧生是四川同盟會富順分部長，保路運動之後在蜀軍政府裡出任總務處長。他一生輝煌的頂點大概是孫中山曾經把「孫文」的印章交給他，又發電文說：「委任謝慧生為全權代表，執行中國國民黨黨務事宜。總理孫文。」但是後來他反孫又反共，1939年寂寞地死在這座小城，死之前好幾年就已經半身不遂。沒有人知道他，唯一一篇關於他的文章發在《自貢日報》上，一千字把他定了性。在機關事業單位上班的人就著早上現泡的竹葉青讀了，那張報紙中午被一葷兩素六塊五的盒飯壓在下面，最後浸透了油汙被扔進垃圾桶。來來往往的人站在公園的柳樹下歇涼，吃一個雞蛋糕，剝開一個青柑子，又拿出保溫杯喝茶，這座公園曾經的名字像蛋糕碎屑一樣，漂進已經滿是各種碎屑的湖裡。
又過了九年，它開始被冠以「人民」的頭銜。這個城市和這個國家一起被人民佔領，人民公園、人民路、人民餐廳。人民偷偷地在這些頭銜下搓麻將，開始還一直打複雜的四十和，東西南北風紅中白板都在，番數不夠就不能和牌。後來小城的麻將和生活一起走向迫切焦急，先是把大字去掉，後來連萬字都消失了。三個人打兩方牌，五分鐘就是一盤，自動麻將桌裡的兩副牌輪番運轉，洗好的那副帶著一種奇蹟感冉冉升起。有時候和牌太快，剛下去的那副還沒有洗好，三個人就這樣茫然等著，連討論上一盤的興趣都快要失去，不像以前，摸來摸去都不能聽牌。
我爺爺一直記得他有一張白板打錯了，輸掉一個水份很足的翡翠鐲子。媽媽生我之前忍著腹痛和奶奶打完了最後四圈，做了好幾個暗七對都沒有成功，這才被送去人民的婦幼保健院。她很快回到了牌桌上，爺爺奶奶的老屋裡有一副麻將從來沒有收起來過，大人們都在打牌的時候，拿一根繩子把兩三歲的我拴在桌腳。我像小動物一樣被困在方圓兩米、頭頂是嘩啦啦的另外一個世界。又過了兩年，我爬上牌桌，學會了進入這個世界，四個孩子湊成一桌，最大的也才十二三歲。剛開始十二張牌也能和，大人們偶爾經過，興趣盎然地在邊上做技術指導——這張么雞不能打！
我長到六歲，麻將已經打得很熟練，雖然摸對面的牌手還是不夠長，有時候放了三番要哭一場。我才去過幾次人民公園，它就又變成了彩燈公園，因為之後每年的燈會都要開在裡面，最開始四年一屆，後來兩年一屆，最後年年都開。小城一直用的是內江白馬電廠的電，開燈會的時候整個城市輪番有節奏地停電，通常一大早開始停，下午五六點又來了，還是能偽裝出燈火通明的城市夜景。但是在漫長的白天裡，看不到電視打不了麻將又沒有電熱毯睡午覺的中年婦女們，只能聚集在小區花園裡聊天，所有的八卦都被反覆說過了，整個小區裡都沒有新的人被捉姦在床，最後只能沉默地看著小區裡的幾株臘梅剛剛開出黃色噴香的小花，可能每個人都在默默衡量能不能折回家去插瓶。
2008年冰雪災害的時候，廣州的《南方都市報》有篇報道叫「四川自貢停居民電舉辦燈會遭質疑」。自貢沒什麼人知道這份報紙，但新浪新聞放在首頁上一天也就傳到了成都，據說不知名的部門有不知名的領導批評下來，自貢市委的宣傳部副部長急得趕到廣州去，那個時候已經是臘月二十七。副部長我認識，小時候我們住在同一棟紅磚樓裡，每層樓四戶人共用一個不能沖水的廁所。當然他很快就搬出去了，最早在小城裡擁有一套帶獨立衛生間的房子，家裡不用放尿桶，洗澡不需要燒一大鍋水。一直到讀了大學，我才擺脫那個關於尿桶的噩夢。副部長有一個和他幾乎長得一模一樣的兒子，白淨端莊，可以想象一直要從大隊長做到團支書再做到學生會主席，最後進入某個政府機關，被定格為「領導」這個詞。只是我難以想象「領導」曾經跟我們一樣住在那棟破舊的小樓裡，不遠處就是惡臭的公共廁所，院子裡有一個巨大的潲水缸，收潲水的人遲遲不來，人人都不敢出門。
副部長那個春節可能過得不好，但那篇報道最後不了了之，小城裡所有的事情都是不了了之，時間漫不經心地抹去一切。又過了兩年，好像有個什麼「川電東送」又修了不少變電站，辦燈會的時候不再停電了，又一個「進步」的鐵證。我們被種種諸如此類的鐵證囚禁其中，退休金年年都漲百分之十，農村人現在有大病醫保，癌症都能報銷百分之九十，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漲工資又往前補兩年，幾萬塊鉅款拖了很久，最後到底是發下來了。很多咀嚼又咀嚼的怨言要是真的吐出來，就像談論三峽移民一樣不合時宜，豈止不合時宜，簡直沒有良心，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在跟誰講良心。
三
燈會票不怎麼能賣出去，越賣不出去越賣得貴，到2013年變成一百塊一張。這筆錢在牌桌上也就是二十個炮，但要花在人人看過的燈會上還是讓人不可接受。有幾年，不管是機關還是事業企業，每個單位都要包銷一部分，起了個名字叫「一日一業主」。這些票被髮下去作為春節福利，一發就是一人好幾張，所以最後變成沒有人買過票，卻似乎人人都有票，門口的臨時黃牛黨們一張面值十五的票賣不到五塊錢。那些票總是按照區域確定時間，貢井區所有的票都在同一天，去彩燈公園的11路前所未有地擁擠，是不是真的按照一大家子的人數往自動售票箱裡放錢完全是考驗人民的素質。我知道人民素質的現狀，有時候我們一大家子十五六個人，放進去十二三塊錢，大家都覺得簡直稱得上高尚。
公園早就被手拿免費票的人民佔領，每個燈組都不可能真正看清，一路都在扯著嗓子喊人。進門之前已經說好要是走散，就在山上九龍壁燈組那裡等，但是九龍壁也不容易擠進去，隔著五十米就算進入了中心地帶。湖裡有八仙過海和瓊樓仙境，我奮力擠了很久才看到何仙姑的藍色紗裙，然後發現她還是遠遠望過去比較美。頭頂上有人在高空拉起來的鋼絲上騎腳踏車，做出一些我們其實看不太清楚的驚險動作，他是這個擁擠世界裡唯一從容的人，即使腳下只有一根細細的鋼絲。
2004年元宵，北京密雲的自貢燈會發生踩踏事故，當時就說死了三十七個人，這個新聞被央視女主播用沉痛的職業腔傳回自貢，卻帶來讓人意外的成就感：原來自貢燈會都開到首都了！沒法解釋密雲不等於北京，這個燈會大概類似於我們農村人趕場，花五塊錢看一場流動馬戲團的情色表演，女郎們敬業地在寒冷的臘月穿著三點式，大腿凍出粗糙的斑點。如果一個遙遠貧窮的小城需要如此這般尋找存在感，真話只能是另外一種沒有禮貌的不合時宜。
2010年春節我剛結婚，和父母帶著第一次來自貢的老公去看燈會，他鄭重地背了一個四千多塊錢買的佳能相機。那個時候已經不分單位包銷票了，但爸爸還是想辦法搞了四張。「搞票」是一種能力和地位，也是一種完全的下意識，我們走到公園口，發現臨時的黃牛們賣不知道從哪裡搞來的票，一張二十。他們看上去都不像黃牛，怯生生地站在路邊，機械地重複著：「燈會票！燈會票！二十！二十！」可能這些感嘆號都加得過於主觀，因為他們的聲音裡寫滿了生死有命。這些票大概是領導們隨手漏出來的，送給曲曲拐拐扯上關係的窮親戚們，要不就是農村人在城裡打工，要不就是下崗工人，要不就是開三輪的，當然開三輪的也大都是農村人或者下崗工人。
賣掉十張就是兩個孩子的壓歲錢，過了這麼多年，小城裡春節給孩子壓歲錢的標準一直沒漲，還是一人一百。下一輩們紛紛出生了，自己家裡要是沒有個也能收錢的小孩，過一場年就得送出去上千，這個數目不是不可承受，但是讓人痛苦。也有些特別勇敢的人一直不理不顧，爸爸最大的那個哥哥——我叫他「大爺」——一直堅持每年給我二十；以前沒有二十面額的時候，就是兩張灰黑色的十塊。就算是在壓歲錢必須上繳的時候這筆錢也歸我，買什麼都不夠，只能買摔炮、魔術彈放掉拉倒。大爺死了好幾年，我突然在某一年春節的時候想到他，現在我開始把一張張紅色的紙發出去，我沒有勇氣給出兩張十塊。
燈會意外地讓我老公驚喜，我以為他不過會禮貌地敷衍，逛一圈就出來，但我們足足待了三個小時，到最後我也高興起來，兩個人戴上五塊錢一對的絨線兔子耳朵擠在人群裡，拍根本看不清楚臉的照片。湖邊拍一張，山上拍一張，門口不過是最普通的大紅燈籠，我又拍了一張。那天下著小雨，走在彩燈公園裡，人人都在踩別人的褲腳，走一會兒就得勉強找到一塊人少的地方，把鞋邊褲腳上的黃泥抹掉，我的黑色麂皮長靴糊滿了泥，但我少見地沒有恨這個城市骯髒的冬天。我們不停地拍照，拍青花玲瓏碗做成的龍，龍角是雕花花瓶，龍鬚是小酒盅，龍鳳呈祥的鳳由無數個最普通的白色菸缸組成，棲息在一棵梧桐樹上。茶坊裡都用這種菸缸，偶爾打壞了一個也不用客人賠。龍鳳騰飛是蠶繭，孔雀開屏是小小的青黴素藥瓶，我急切地想找輸液瓶紮成的燈組，但是它真的消失了。小時候我相信那些青黴素藥瓶真的是用過的，每一次去打針想到它會有這樣好的去處，都覺得欣慰。
固定開燈會後沒多久，動物園就被撤銷了，那些動物也七七八八地死光了。我疑心那隻瘦老虎的骨頭最後泡在了酒裡，但是獅子、土狼、駱駝與長頸鹿不知道是怎樣被處理的，那麼龐大的身體埋哪裡，想起來都讓人毛骨悚然。哪裡去找人挖那麼大的坑，也不能拿去火化，又沒人會吃。猴子要是沒有死光，倒是可以賣給街頭賣藝的人，用一根鐵鏈子鎖住脖子，逼著它們翻跟頭，拿一個小碗搖搖擺擺走一圈到處要錢。又過了幾年，有個外地人承包了一片後山，動物園倒是又修起來了，進園要另外花十塊錢買票。這裡重新有了一隻東北虎和幾隻大灰狼，還是吃不飽，還是奄奄一息，但看起來沒有那麼快會變成虎骨酒。讓人費解的是有幾隻雞，都是公雞，長相普通，不知道為什麼夠得上參觀的級別。它們大概也有點心虛，只能勤奮地整日咯咯叫著。以前的猴山現在是一個另外收費的鬼城，門口有幅大標語「歡迎來到十八層地獄」。燈會籌備加開放要小半年，這半年裡動物園等於不能營業，老闆一直虧一直虧，也不知道為什麼能和那些動物一起苟延殘喘到現在。他大概從來沒有去問過為什麼開燈會我就不能營業？看燈會的人就不能先過來看看東北虎、美洲豹嗎？一切都被嚴肅地冠名為政府規定，「規定」這個詞在小城方言裡有個長長的尾音，好像這樣能顯得更有說服力一些。
我有個叔叔在市玻璃廠上班，廠名後來變成更洋氣的川玻集團。他手藝很好，能做出整套精鋼刀具，還送給過我們幾把燒烤用的長叉子，當然是用單位裡免費的鋼做的。印刷廠的人往家裡拿紙，鹽廠的人永遠不用買碘鹽浴鹽泡腳鹽，機關事業單位的人都去辦公室打電話，這都是小城的律法，不遵守律法的人是瓜娃子腦殼有包，麻將桌上串串香前會被人嘲笑。這些看上去完全像進口產品的叉子我從來沒有用過，幾次搬家我都看見它們，依然鋒利鋥亮，可是小城的人燒烤都用竹籤，素菜戳一根，排骨雞翅戳兩根。
從九十年代初開始，這個叔叔一直被抽調去做燈，天南地北地跑各地燈會，那個時候能出差的人讓我們敬畏，大部分人去過的最遠的地方不過是成都，還是坐八小時的火車過去。現在想起來他們不過也是像民工一樣奔波幹活，很可能住在十人大間裡，床單被子都是黏糊糊黑漆漆，睡覺也不敢脫掉外衣。工資雖然照發，但出差的人望的都是補貼，這是按天算錢，跟民工也沒有太大區別。民工在小城裡是一個根深蒂固的貶義詞，男人的衣服稍微襤褸一點，就要被評價為「簡直就像民工樣」，就像吃飯買單的時候絕對不能把服務員叫「小姐」，越漂亮的越不能叫，雖然人人都知道，小城其實盛產這兩個品種，但越盛產越是一種禁忌。
不管怎麼說，這點做燈的手藝保護了他。他很早就在廠外的自建房裡分了套房子，養著兩隻肥碩的大白貓，週末去水庫釣魚，用自制的魚竿，有時候甚至能懵起來一條烏魚。在似乎所有中年工人都下了崗的時候，他一直有一份工作，安安全全進入了退休年齡，自己的積蓄加上父母一輩子的存款，在小城著名的小區「鹽都花園」裡買了套複式公寓。他漸漸走向老年，是一個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小城退休職工，但我還是抱有多年前對他的那種敬畏，因為他一輩子都沒有下過崗。
四
1995年以後，小城裡似乎每一個工人都下崗了。貢井鹽廠的，新華印刷廠的，鍍鋅鐵絲廠的，地磚廠的，乾麵廠的。每個單位都據說「搞不起走」。我曾經對這個詞充滿疑惑，鹽幫菜出了名的鹹，火鍋蘸碟裡都要再撒上調味鹽，電影院那條街上一排賣肥腸面、雞雜麵，早上永遠沒有座位，小城吃了這麼多的面，從早飯一直吃到宵夜，我一頓只能吃二兩，但是幹活的人能吃下兩個三兩，為什麼貢井鹽廠和橋頭那家乾麵廠還是「搞不起走」？
原因始終不明，但我就是活在下崗工人的汪洋大海里，大海由我的媽媽、我的姨媽姑媽（還不止一個姨媽）、我的姨爹、我的堂姐、我最好朋友的父母……悲悲切切地組成，每一滴水都苦得讓人發愁。1995年堂姐剛好二十歲，技校畢業兩年了，她本來可以讀高中，但她考了前三名，技校說能免三年學費，又保證分配到鍍鋅鐵絲廠，一輩子都在鍍鋅鐵絲廠當工人的父母都很心動，她也就去了，從一個梳著大辮子的小姑娘變成一個把大辮子盤起來塞進藍色工作帽裡的車工。她總是用車床車點小東西送我，一個葫蘆或者兩顆子彈，鋥亮的純鋼，永遠不會生鏽。在家家戶戶都沒有熱水器的時候，她帶我去廠裡的浴室洗澡，所有女人都赤身裸體在裡面洗衣服，我見識了這麼多下垂的乳房和褐色的乳頭。她們裝置精良地帶著搓衣板，水龍頭從來沒有關過，「公家的水嘛」，人人都這麼說。為了多用點公家的水，我們一直要洗到皮膚泛白發皺，走出浴室時一陣眩暈，還好早準備了兩顆水果糖。佔公家便宜必須成為一種本能，雖然誰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佔了更大的便宜。
她下崗整整兩年，一個二十歲的姑娘門都很少出，偶爾來我家借一次書，把一摞摞的《中篇小說選刊》和《小說選刊》搬回去。她愛讀書，但那時幾乎沒有自己花錢買過一本書，花錢讀書這件事在她的世界裡大概是不存在的。我們都喜歡池莉的《致無盡歲月》，我更喜歡方方一點，讀了鐵凝的《永遠有多遠》後，我為她感到擔心，擔心她會成為白大省那樣傻乎乎被每一個男人欺負的姑娘。
1997年我爸爸替她找了一個工作，在朋友的電腦公司裡當會計。這種工作在小城是沒有身份的，叫「幫私人老闆」，她在這種沒有身份的身份裡做了十七年，從一個私人老闆那裡幫到另外一個私人老闆，混跡於和她的車工技術毫無關係的自貢電腦城，每天中午在一堆開腸破肚的電腦裝置中吃盒飯，中間開過網咖，自己和父母通宵通宵輪番守著，也就掙了不到兩萬塊錢。去年又是我爸爸想辦法讓她進自貢市政府當出納，屬於臨時工，一個月拿到手的工資不到一千塊錢，為了養兒子不得不替一些小公司做賬，每天早上穿著高跟鞋走路二十分鐘去公交車站，但她繞啊繞啊繞了十七年，總算把一種光明正大的身份繞回了身上。她不再是那個二十歲的下崗工人，現在她在市政府上班了，過年過節會發商場購物卡，還有二十個豬蹄。
更多的下崗工人來自鹽廠，貢井鹽廠、自流井鹽廠、大安鹽廠、鄧關鹽廠。知道小城的人無非因為這三種原因：恐龍化石、彩燈，以及井鹽。小城沒來過幾個名人，更沒留下過什麼名句，只有陸游在榮縣「攝理州事」的時候寫過一句「長筒吸井熬雪霜，轆轤咿啞官道傍」。詩寫得不好，但也在各種關於自貢的資料裡反覆出現，一個貧乏的小城看起來不敢忘記一點點與之相關的歷史。不過也不一定，小城的市志裡沒有統計三年大饑荒死去多少人，「文革」這個詞只在寫幾個人物時一筆而過，但倒是牢牢記得陸游這句詩。那是1174年，還要等七百年才有阮家壩山下的燊海井。這口自貢最著名的井現在還在運轉，據說是跟當年一樣用牛汲滷，用井裡產的低壓天然氣熬鹽，領導們來視察總要去看看。2003年胡錦濤去過，那個時候下崗的鹽廠職工差不多也安置完了，讓領導來讚美一下歷史也不顯得心虛，何況那的確是一口美麗的鹽井。從道光年間到現在一百五十年都過去了，我爺爺的大魚缸都在「文革」時被搬到了鎮上的派出所，至今沒有發回來，每次經過派出所，爸爸就要憤憤不平地說：那是我們家的！但是「我們家的」什麼都失去了，又怎麼能斤斤計較這一個魚缸？「別人家的」也是什麼都失去了，你怎麼好意思只是計較「我們家的」一個魚缸？而在這一切都被偷竊和撕裂的時間裡，這口井倒是完好無損地儲存下來，這好歹算是一個值得讚美的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