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回家，我們去了一次燊海井，一人花二十塊錢買了門票。下著小雨，天色微暗，新買的萊卡相機把一切拍成了昏黃色。那口井上的杉木架子一直升到天上去，用天然氣熬鹽的圓鍋有騰騰的熱氣，兩個熬鹽工人穿著汗衫短褲拖鞋坐在藤椅上刷手機，一人手邊有一個茶缸子。我有點欣慰，因為他們是沒有下崗的鹽廠工人。
「安置」這個詞小城人是不用的，我們都用「買斷」，「安置」好像還暗示著一個希望，「買斷」不過是一個價格。鹽廠職工的統一「買斷」價大家都能背出來：13950塊。拿了這筆錢意味著你正式同意官方抹去你的一切，職位、工齡以及未來。五姨媽來找親戚們商量，到底要不要買斷呢？沒下崗的時候她的工資也沒有超過二百塊，把六年的工資一次性拿到手裡好像也是一種難得的安全感。但姐姐妹妹都勸她不拿，因為姐姐妹妹們也都下了崗，同仇敵愾讓彼此都放心，於是大家都不拿，都不肯「買斷」。
隔三差五的有人組織下崗工人們去區政府前面靜坐，大家都閒得發慌，也都嘻嘻哈哈地去了，女人們坐在政府門口打毛線，有人帶去自己炒的南瓜子，走的時候一地都是沾滿口水的瓜子殼。南瓜子不好剝出肉來，大都是嚼碎了又吐出來，一片狼藉的殘渣。沒人真的以為這種靜坐能有什麼用，但大家都才四十歲上下，日子那麼長，總要有個盼頭把這無窮無盡的時間打發掉。最後大部分的人還是買斷了，因為只有緊緊握在手裡的東西才讓人放心。貢井鹽廠破產後「安置」了六千多人，他們拿著這13950塊錢，也不知道去了哪裡，可能做了點小生意，也可能打各種各樣的工，大家都「幫私人老闆」去了，因為國家這個老闆是幫不到了。
十幾年沒有一分錢工資收入，誰也說不清日子是怎麼過來的，反正也都過來了，過年還是盆盆盞盞一桌子菜，臘肉香腸還是幾十斤幾十斤地做好了掛在屋子裡。也都打麻將，只是從十塊錢三張的底變成打一塊錢以及三番封頂，幾十塊錢的輸贏在同一個圈子裡兜兜轉轉，最後大家都是總平手，只是把日子成功地混過去了。五姨媽下崗後沒多久就離了婚，一個人在鎮上租了間平房。小時候我以少女的浪漫主義喜歡那間房子，因為門前有幾株夾竹桃，院子裡還有矮矮的石桌石凳，清明上完墳我們聚在那裡吃蒿草做成的粑，餡兒是豆腐冬筍肉丁。但我不知道那裡一到下雨就得滿屋子擺上臉盆接水，最近的一個公共廁所也要走七八分鐘，還經常停電，她連蠟燭都不捨得點，七點就上床睡覺。
後來我們買了新房，把舊房子騰給她住，就是以前和宣傳部副部長同一棟樓裡的那套。她終於搬回了城裡，在多次相親後又找了個男人，是在城裡「幫私人老闆」的農村人。他們一直沒有領證，一起搬進了我們那套三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廳，把陽臺和客廳打通之後，房子倒也顯得敞亮，只是還是不怎麼敢開門，因為化糞池總是外溢，幾天都沒有工人來修。小城裡不領證的多得很，誰也沒有不把他們當夫妻，只是互相叫上老公老婆跟一瞬間拆夥一樣輕易。大表哥三十歲前就離了好幾次婚，具體幾次不詳，因為後來大家都不問了，這件事發生得過於頻繁，導致每個人都失去了好奇心。
五姨媽和那個男人賣過一段時間各種蔬菜，每天早上四點起床去市場上「打菜」，打回來後兩個姐姐幫她剝毛豆，剝好的毛豆一斤可以賣三塊錢，剝到長長的指甲全部斷開，生意好的時候她一天能掙到十幾塊錢，要是一天掙不到十塊錢，她就要開始抹淚，精神壓力太大。後來不賣菜了，她開始去飯店裡洗碗，洗了幾天又回來了，吃不了那個苦，一天要站十幾個小時，她畢竟是家裡的么女，小時候受過餓，但是沒有受過累。
2005年過後，這一批下崗職工大都開始領養老金，都是補繳了一兩萬塊的養老保險，然後每個月能在卡上查到錢了。一開始每個月發六七百，遠遠超過他們最後一次拿到的工資，他們終於從下崗工人變成退休工人。這是一個對比之下更讓人驕傲的身份，要是家裡雙方都是退休工人，孩子找物件都會稍微容易一點，因為都知道他們能養活自己，這叫「沒有負擔」。
五姨媽本來年齡沒有到，但是跟大家一樣，託人做了些假材料，說她以前在鹽廠是熬鹽工，這是特繁工種，能提前五年退休。她總算成為家裡最後一個拿到退休工資的下崗工人，重新開始大聲說話。至於那次作假，過了兩年，我們聽說勞動局退休管理科的科長被抓了，判了六年。無論如何，我讚許她在失去一切後終於佔了一次國家的便宜，就像走在路上被人搶了包，她奮力追啊追啊，總算把包裡的一個雞蛋糕搶回來了。
去年我回家，她把那套曾經屬於我們的房子重新裝修了，陽臺那裡開了個後門，用白瓷磚鋪成兩級臺階，臺階旁有同樣鑲嵌著白瓷磚的水泥桌子、水泥凳子，她想得周全，以後來了客人可以坐在這裡鬥地主。吃過晚飯後，我們坐在臺階上聊天，晚風吹過鄰居種的絲瓜與四季豆，又吹過一屋子曾經的下崗工人、現在的退休工人，大家都覺得涼快，大家都熬出了頭，人人都搶回了屬於自己的那個雞蛋糕。
五
那一輪下崗浪潮當然也把小城裡的三線企業覆蓋了。三線企業職工是小城裡一個奇妙的存在，雖然小城本地人並不能說清楚它到底是怎麼回事，只能糊糊塗塗概括成：那些北京人，那些上海人。即使遷來小城超過四十年，三線企業裡的工人們依然被如此定義：那些上海人，那些北京人。不能說小城排外，他們自己也喜歡這樣的生疏感，他們並不想進入我們，不想被稱為，那些自貢人。
好幾年前我還在廣州工作，和當時的男朋友去看王小帥的電影《青紅》。開場前我們遠遠看到高圓圓，穿著一條非常簡單的白色短裙，腳上是一雙匡威，男朋友發了一會兒呆，說：「你看高圓圓的小腿。」王小帥站在高圓圓邊上，顯得就是一個可悲的胖子。我記得王胖子在開映之前大手一揮說：「青紅是個悲劇，很有力量。」看完這部和三線建設有關的電影后我想，悲劇我看到了，但是力量在哪裡？好像急著告訴大家這是一個悲劇這是一個悲劇的時候，它就只留下了軟弱的抒情。
1964年8月2號，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和越南海軍魚雷艦打了一仗，波及了中國南部沿海。過了半個月，毛澤東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帝國主義要發動侵略戰爭啦，我們要趕緊備戰啊，趕緊把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的企業遷到內地去啊。他當然永遠是一言九鼎一呼萬應，所以自貢就有了第一個三線企業：高壓閥門廠試點，後來名單飛速地越拉越長，硬質合金廠、可鍛鑄鐵廠、東方鍋爐廠、拉絲制釘廠、油氈廠……那個時候說服一個北京人遷到自貢的平均時間是六分鐘，然後第二天打包，第三天走人，戴著小紅花坐幾十個小時的火車來到小城。有著漂亮小腿的青紅坐在他們中間，連炊事員都跟著來了，好像將要到達的這個小城蒸不出一屜合格的包子。不過，一直到現在都有人說，三線廠裡的麵食就是做得好。在小城的冬天裡，他們中有人為了買幾棵大白菜，從貢井一直步行走到自流井的源淵井市場，那是一條曲曲折折的路，上坡又下坡，好幾次似乎走到了農村，路邊是一堆堆無人處理的垃圾。我想象他們抱著大白菜，走在小城陰沉沉的冬天裡的樣子，那棵白菜大概會閃光。但我也擔心那棵菜的命運，小城這樣潮溼，它可能很快就爛了心，一棵北方的大白菜不會喜歡南方的冬天。
上高中以後，同學裡開始出現那些神秘的三線子弟，因為他們廠裡的子弟學校只開到初中，就像那些倔強著想自己流到海里的小溪，最後還是迫於形勢或者說高考政策，不情不願地跟我們這些說著方言的主流匯合。我疑心他們其實也會說小城話，但不怎麼肯說。北京人說著北京話，每個尾音都拖得老長，我們想笑又不敢笑，畢竟把氯氣讀成「錄氣」一定是我們的錯。上海人和上海人說著上海話，軟軟糯糯的每句話都似乎在表白。上海人和我們說話的時候就說普通話，很容易帶出「的呢」的字尾，連詢問立體幾何到底怎麼新增輔助線都像在撒嬌。
到了高三，我們都焦慮著選擇志向，在城市和城市之間猶豫不決，連打算留在四川的人都要為去成都還是重慶糾結。我的志願甚至只填了三所：南京大學、武漢大學、重慶大學，因為我一心要去一個有長江的城市。但「青紅」們的未來顯得極為目的明確：北京人要回北京去，上海人要回上海去，大學沒有城市重要，什麼都沒有回家重要。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回家，北京上海也沒有房子，難道真的跟爺爺奶奶或者舅舅姑媽擠在亭子間裡嗎？
高三的時候有個同學回上海去高考，她家裡不知道用了怎樣複雜的手段，把她的戶口遷了回去，她要暫時住在親戚家幾個月，然後高考，然後讀大學一直到畢業，然後找工作，然後才是等父母退休後回到上海，把全家人的錢湊到一起來買房子，一條漫長的路，但他們有著驚人的耐心，等了快四十年的人沒有在乎這多出來的十年。
她走之前全班去桫欏谷玩了一天送她，那是個胖乎乎戴眼鏡的小姑娘，我們在山谷裡燒烤，在水邊打一毛錢底的麻將，最後大家都真真假假地哭了，送她幾樣橋頭精品店裡買的禮物，似乎是一個音樂盒，還有一個筆記本，一人湊了二十幾塊錢，這在當時是我半個月的零花錢。後來我完全不知道她的訊息，只有畢業後幾次看到上海房價的新聞時想到她，默默為她擔心。郊區都漲到了兩萬一平方米，她買得起房子嗎？不過他們可以住得遠一點，再遠一點，只要是在上海，反正無論如何遠不過小城。很多年後我在中學同學的微信群裡重新遇到她，朋友圈裡她總是發一些吃吃喝喝的照片。她現在戴隱形眼鏡，以前的圓臉依然圓，但固執地瘦出一個尖下巴，像每個上海女孩那樣化妝，眉毛拔得很細，我偶爾去點個贊，更多時候，我覺得自己並不認識她。
「他們」中的有一個喜歡過我，總是塞給我他奶奶做的上海粽子，一個大概有半斤，裡面有一塊碩大的五花肉，肥肉部分融化開，浸透了每一顆米。這種粽子我每吃一個就要膩上大半天，但我還是想吃，因為都說那是上海人吃的。有時候我會去他家玩，他家住在空壓廠的宿舍裡，是當時看起來很氣派的兩室一廳。他的房間裡有各種各樣的《紅樓夢》續本，我一本本借回去，每一本最後都是寶玉和黛玉結了婚。讀一本接近五百頁的書，就是為了看一個這樣庸俗的好結局。
他們家大概有點錢，在他高考前就先在上海買好了房子，早早就撤了回去。他成績很好，考進了同濟大學化學系，一開始給我寫過兩封信，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因為他沒有理由再回到這座小城。我覺得他們就像那些粗製濫造的《紅樓夢》續本，前面是漫長乏味的五百頁鋪墊，但最後好歹看起來有一個庸俗的好結局。
這篇文章第一次出現在我的書《小城故事》裡，出版後他在部落格上給我留言，他認出了自己在書裡的樣子。那些我以為已經忘記的細節突然又來找到我，比如隱隱約約中，我知道他和我們另外一個同學談過一段莫名開始又莫名結束的戀愛，除此之外，他和很多人一樣，不過是在我的世界裡失散了，就像我在別人的世界裡同樣也消失得如此徹底。有時候想起他給我寫過的那兩封信，卻怎麼努力也回想不起哪怕一個小小的句子。記憶屬於更遠的地方，比如十五六歲的時候，我不愛睡午覺，總是早早到學校去，他中午在學校吃飯，我們不同班，我卻總去找他說說話，他給我講兩道我不見得做不出來的化學題，我給他說我正在寫什麼小說看什麼電視劇。再比如有一年我生日，他送過來好大一束紅色玫瑰，我拿著那束花翻來覆去地想：這得多少錢啊，他媽知道了會不會揍他啊？
寫書的時候我當然也想起他，去搜了搜他那個很難撞車的名字，然後找到一篇名為「比阿培南的合成研究」的論文。我甚至找到了他在論文上的簽名，看著那個極其熟悉的簽名方式，最後一劃繞出一個優美的弧形。在紐約的下午，我突然一個人笑出聲來，好像隔著論文中那些我絲毫不能理解的苯環套苯環，我終於接上了我並沒有想斷開卻不知道如何續起的過去，因為我們都離開了小城，人生再無可能真正相聚。
同樣是離開小城，有些人是結束流亡，有些人是開始流亡。我的中學同學們散落在各種大小不一的城市裡，北京、上海、深圳、廣州、芝加哥、巴黎，最起碼也是在成都和重慶，留在小城的沒有超過百分之十，好像留在那兒意味著某種預設前提的失敗。
我領結婚證那天因為戶口問題遇到一點小麻煩，輾轉幾個朋友找到民政局副局長幫忙，這是生活在小城最讓人慰藉的部分，任何事情輾轉幾個人後總能找到幾個人，外公的主治醫師可能小時候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小鎮，我前前男友的媽媽是醫院副書記，姐姐和兒子的班主任多聊兩句，發現班主任的老公曾經是我爸的學生，連被狗咬了之後去打狂犬疫苗，防疫站站長都是多少年前的老熟人。不像我們身在北京，生活了這麼些年，繳過這麼多稅，誰跟我們都沒有太大關係。離開小城太久，讓我覺得「關係」這個詞其實帶著暖意。
婚姻登記處裡狹小黑暗，我和打扮端莊的民政局副局長互相打量了五分鐘，才認出來我們是中學同學，不僅是同學，還曾是一個小圈子裡的好朋友。那個小圈子有四個人，去了天南地北的大學，又留在天南地北的城市工作：我先在廣州待了三年又去了北京。有個姑娘在成都讀完本科去重慶讀研究生，後來一直在深圳移動做法律顧問，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2010年，我去深圳出差，她帶著當時的男朋友來請我吃臺灣菜，後來她一個人送我到賓館，我們在一家很破的如家快捷酒店裡聊了一個小時，女人們聚在一起也就是聊各自的男友。後來我們都和當時的男友分了手，我很快結了婚，她依然一次次忙著相親，再後來，我們很少有聯絡。另外一個姑娘倒是一直在北京，在北大讀完研究生後當了法官，我們一東一西地住著，中間隔了一條那樣長的長安街，並沒有時常見面。我們四個人很久沒有在小城裡會合過，因為離開的三個人都神出鬼沒地回家，我並不知道我們中的一個成為了民政局副局長。
辦完證後我問她「最近怎麼樣」，沒有比這更空洞的關切了，但我的確搜尋不到另外一個勉強可以一來一往的話題，還好回答同樣空洞：她結了婚，老公也是公務員，他們在匯東一個新小區裡買了帶電梯的公寓（在小城裡，電梯公寓意味著生活上了某種檔次），她生了兒子，兒子很乖，但是帶起來很累。五分鐘就講完了我們中間橫隔的這些時間，但我們更多的是被城市的縫隙橫隔著。
把我們說成流亡似乎又像是矯情，好像虧待了如此沉重的詞語，小城裡有那麼多真正配得上這個詞的人。我們幾乎要忘記，五姨媽在下崗後還去過一次山西，坐了二十幾個小時的火車硬座，因為男人的村裡有親戚從山西回來，說那裡有礦，能找到錢，兩個在小城裡完全找不到錢的中年人就跟著包工頭去了。兩三個月打過幾次語焉不詳的電話回來，後來我們匯了點錢過去，有錢買票人也就回來了，中間的故事還是語焉不詳，只斷斷續續聽她在牌桌和飯桌上漏出來兩句，比如指甲裡的煤渣怎麼都洗不乾淨，比如睡覺的床其實就鋪在地上，非常乏味的講述，出去打工的人難道不是個個如此？
有個叫鄭小瓊的南充姑娘在東莞打工，五年中沒有人叫過她的名字，因為她是「喂，245」，她像千與千尋一樣在尋找自己的名字，只是她的方式是寫詩，在下班後疲憊不堪的夜晚，趴在八人宿舍的鋼架床上寫，一直寫到拿了人民文學獎，所有詩都是關於機器、鐵、釘、流水線和出租屋：「……黑色的鎖，金黃色的泡麵、碗、盆，一截清洗乾淨的蔥——這生活僅剩下的綠意。」五姨媽不會寫詩，她只會說：指甲黑了好久才白回來。但五姨媽到底講得不多，我想她並不喜歡在本來就不順暢的人生中，插播進這個更加不順暢的故事，她不希望自己被印上「下崗工人」的印章這麼多年，現在還要因為這三個月印上另外一個印章——民工。
遠房親戚裡有個小姑娘，從小被外公外婆帶大，沒人知道她爸爸是誰，其實我連她媽媽都沒有見過。因為關係扯得太遠，偶爾幾家人能聚在一起，又總是在她沒有回家的時候，人人都含糊不清地說她「在廣州打工」。打什麼工沒有人去追問，因為人人心裡都清楚答案。小姑娘長得很漂亮，可以想象她有個也是大眼睛長睫毛白皮膚的媽媽，我一直渴望著在那些少之又少的大家庭聚會中見到她，既出於一種可鄙的好奇心，又出於一種羞於說出口的溫柔。我想見見她，那個流亡多年的姑娘，那個可能已經不能稱為姑娘的姑娘，那個被大家悄悄地稱為「小姐」的姑娘。
六
我的小城似乎已經在多年搖擺不定後安穩下來，身邊每個人都有了一份工資，拿著多不多少不少總之能把日子混下去的錢。這份工資沉澱了曾經被各種來路不明的貧窮攪渾的釜溪河水，讓人尷尬的不堪留在河底，沒人再有興趣撈一勺起來審視過往。大表哥前幾年都在開黑車，被抓了好幾次，每次罰款六千，罰一次全家人就要跟著提心吊膽幾個月。他一天十幾個小時地在路上跑，一直跑到把這六千賺回來，然後接著在下一次罰款交出另外一個六千。現在他不跑了，在幫賣保健品的三姨媽打雜，既幫忙開車運貨，偶爾也要口若懸河地勸大媽大爺們買七千多一個的水療床墊，姨媽每個月發給他兩千。他又離了婚，這一次婚姻留下了一個女兒，他如珠似寶地愛著，現在他是一個有能力愛女兒的男人，而不是一個隨時會被拘留十五天的黑車司機。那個小姑娘驚奇地被人發現運動天賦不錯，先是練體操，然後進了市少年跳水隊，免費讀小城裡最好的小學。她缺了三顆牙，曬得漆黑，我既擔心她和絕大部分運動員一樣被這個無情的體制潦草拋棄，又不想放過一點希望憧憬她可能會是下一個高敏。
表妹從一個在商場裡賣玉蘭油的售貨員變成一個賣真皮女包的售貨員，她也離了婚，兒子跟著她，她又找了個做小生意的男人，沒有什麼錢，卻也能活下去。他們先是住在家裡，後來因為老是回家太晚又被趕了出去。去年夏天我回到小城，有一個晚上在燒烤攤上遇到她，和另外一個胖墩墩的女朋友一起，面前只有幾串蔬菜，卻一人叫了瓶啤酒。夜風還是有點燥熱，我看著她慢慢把那瓶啤酒喝完。
人人都在醞釀一種看起來充滿希望的新生活，不管新生活是一套房子還是一份新工作。小城的房價幾年裡漲了好幾倍，大家也都在茶餘飯後抱怨，卻不像在北京的人抱怨得那樣真切，畢竟人人也都有了房子。2010年我把自己在北京的那套小房子賣了，轉手就在小城裡買了一套電梯公寓。買那套房子之前我只看過戶型圖，買之後也就去看過一次，採光不是太好，黑糊糊的水泥地上不知道哪個工人拉了一坨屎，爸爸媽媽安慰我說，這是好兆頭，要招財的。我一直沒有發財，卻一直留著那套房子，不肯租出去，總價漲了快十萬卻也沒有賣掉。前兩年我甚至把自己的戶口從廣州遷回父母家，因為我一直想象著自己回到小城的那一天。我零零散散地做著這些事情，也許做多了，這件事也就成真了。
小城的街道永遠狹仄骯髒，行走著那些的確幸福的人們，他們有工資有保險有房子，沒有人可以想象出人生還有什麼別的可能。每個人都會說錢越多越好，但好像也沒有人真的有動力拼著命找錢。以前他們還炒股，十幾年前有入市限額的時候，幾家人湊出一個賬戶，一人幾千地投進去，沒空就去股市裡看看，就跟當年去區政府門口靜坐一樣，打毛線的打毛線，嗑瓜子的嗑瓜子，那些在螢幕上閃動的數字給人無限希望。股票當然曾經漲上去過，但錢並沒有提出來，滾了滾又入了市，倒是為了慶祝，額外多吃了好幾頓羊肉湯。股市從六千點跌到兩千點也沒有在小城裡造成多大波瀾，股市依舊是去的，就像大家吃過晚飯都去河邊散步。反正那筆錢大家都忘了，只要不賣，就算不上虧。我知道有一天如果它們漲回了原位，小城的人會歡天喜地又去吃一頓羊肉湯，反正沒人算得出中間流逝的時間，更沒人算得出通貨膨脹，只要數字迴歸了原位，人人都能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在任何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故事裡，他們總能找到一條路通向安慰。
我試圖講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這不過是一個太容易被虛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輸一直輸的麻將，它總能想象著自己會有轉手和一個三番的時候，卻不知道牌局已經走向終點。那些輸出去的籌碼，早已被時間兌換為現金，永遠不可翻盤。
世界上的人分為兩種，會勾搭的和不會勾搭的
加西亞·馬爾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