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人之城
撰文於威
蝙蝠人的一生，最終都會了結為一張記憶的地圖，經歷和足跡交織成大街小巷，上面還摞著密密麻麻的紅房子和白房子。仔細看，總能找到似乎標記了什麼的小箭頭，箭頭下面那個地方，藏著蝙蝠人的前世今生。
得空瞅一眼這座城時，總是會想到餘華。不是現在的餘華，而是在那個絕望的小鎮當絕望的牙醫時的餘華。他看著那些不可救藥的口腔時的狀態，和我看這座城的狀態一定是一樣的，不光要忍受醜陋和扭曲，還要忍受能把頭蓋骨擊碎的腥臭的口氣。
而這座城，住了三十多年，每次因為嫌棄和厭惡逃走後，又像毒癮發作般急著回來。
情竇開腦洞沒開的時候，暗戀過一個男生，結果被他用毫無察覺拋棄了。撐過那段難熬的時間，靠的是這樣一個空想橋段：他毫無察覺地即將被一輛飛馳的汽車撞上，在最後一秒，是我推開了他......這個白日夢解釋了我和這座城的關係：它是哥譚市，我是蝙蝠俠。蝙蝠俠沒變身之前也不過是個普通的蝙蝠人，離人世間壯麗的詞彙都很遙遠。
一、民族飯店
1995年，遍地都是開公司的，民族飯店裡我待過的這家騙子公司還顯得高階一點。
兩個姑娘，一個是我大領導，另一個是我二領導。反正我那時候肯定土死了，都沒去過燕莎，她倆都不太捨得拿正眼看我。我們這家證券諮詢公司，開展的是海外上市培訓業務，就是從掛靠的某國家級大通訊社內部閱覽室裡把港臺報紙借出來影印，把任何和上市有關的圖文剪下來，拼貼成一份「內參「，幾千塊錢一份，賣給當年的土豪。倆姑娘負責土豪，我負責影印。
老天真是把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某天傳真機吐出份英文的，這家特洋氣的公司，能識洋碼子的還真就只有我一個。我的工作性質發生了突變，從影印港臺報刊躍進到影印英美報刊，那年頭能看到《財富》《福布斯》的真身，很牛的。
大領導以前是開電梯的，因為長得特別美，嘴也特別甜，被老闆相中，做了總助。大領導喜歡穿明黃和玫紅的套裝，唇紅齒白地每天都要告誡我，女孩子不能靠男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後來大領導不小心愛上了一個有家室的官人，官人也是真愛，弄了一筆錢把大領導送到美國讀書去了。
二領導是大雜院裡長出來的一朵花，每個白天都病懨懨的，嬌弱得讓人忍不住把她的活都幹了。太陽一落山，病就好了，亞馬孫女戰士般征戰於各個場子，目標特別明確——首選傍個老外，次選傍個大款。傍老外除了身體語言，好歹要會點英文，所以二領導對我特別好，我教她幾句英語，就能換來一大堆讓人饞得流口水的紙醉金迷風花雪月的故事。二領導運氣不是很好，首選次選都沒成功，只得回過頭來改造一直默默守候的男友，逼他辭了公職，轟到南方去發財。幾年後在一個商場裡偶遇二領導，魚尾紋都長到鬢角里了。她說她終於過上了有房有車的生活，當年的男友現在的老公把錢掙到了，但也留在南方不回來了。二領導跟公公婆婆關係處得緊張，熬不過時就在車裡湊合一夜（啊啊啊，曹七巧儂不要亂入啊）。
二、八角
地鐵票還是兩毛錢一張的時候，石景山有個八角，八角有一幢居民樓，樓裡有一套朋友的一室一廳。朋友對混得付不起房租的我說，你先在這裡落個腳吧。
一落就是半年。那是個空房子，除了一張小方桌和幾把椅子，沒有其他傢俱，吃飯之外所有的活動都是席地進行。晚上，總會聚集若干熱愛戲劇的文青、熱愛詩歌的文青、熱愛電影的文青、熱愛寫作的文青，配啤酒的可不是炸雞，是榨菜。
已經快五十歲的老牌文青老k，帶著老婆和兩個孩子也來落腳了。老k出身於西安的大戶人家，除了有才，別無一技之長。大學快畢業的時候，為了準備論文，他給遠在蘇聯的帕斯捷爾納克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還沒出境就被截獲，那可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哦。再一結合老k不爭氣的出身，好了，學也別唸了，直接去農村改造吧。若不是善良淳樸還大字不識一個的陝北妹子秀秀的出現，公子老k只能直接餓死了。秀秀妹子為了給老k換點糧食，粗麻繩往肩上一背，拉著裝滿土豆的手推車幾十裡就出去了，老k一感動就把秀秀娶了。是鹹魚總有翻身的時候，老k終於等到政策落實的一天，回到省城的大學當上了教授。老k的學術成果傳到海外，被美國一所著名的大學看上了，為他全家爭取到了移民資格。老k這次攜妻將雛來八角，就是要辦移民手續。
那兩個星期，八角的文青們可開了眼界。同樣一坨面，秀秀大姐能弄十幾個花色出來。被喂得美美的文青們感慨著落難公子和田螺姑娘的愛情，秀秀聽不下去了，用和麵皮子一樣筋道的陝西話說，老k才不是什麼好東西呢，回到西安就騷情了，晚上老出去會女學生。我就把他的腳踏車車胎給紮了，他去補好了，我再給它紮了。
老k一家順利走了，八角沒那麼熱鬧了，漸漸地，文青們聊生計的時間也多過了聊話劇。老k因為沒有研究生學歷，在美國的大學不能當教授，只做了個教中文的助教，秀秀在當地一家工廠的流水線上打著一份工。十幾年後，我在《紐約書評》上看到他出了本新書，悄悄高興了一下。
三、大山子
大姑姑是北京最後一批知青，不清楚是因為那時候全國各地的農村都被擠爆了，還是廣闊天地都盼著知識青年不作為，反正只有北京郊區的大山子可以去。小時候常聽大人們嘀咕，大姑姑真不該嫁給大山子的農民，還生了仨孩子，連孩子都是大山子的了。孩子多，日子過不下去，難免需要城裡的孃家接濟一下。那會兒地主家都沒有餘糧，張口要錢，得多難。
我一歲的時候，被爸媽裹在被袱卷裡從大慶送到了大姑姑家，每個月十塊錢的生活費，一直長到五歲。我媽後來跟我解釋，不是他們心狠，而是油田的條件實在太艱苦，怕把我養死了。我不負眾望地活了下來，親眼見證了滄海變桑田，桑田變樓田，大望京拔地而起。大姑姑的三個孩子因為他們的農村戶口都發了大財，而大山子自打接了798這位客官後，也得瑟到張口閉口都要提提藝術。
四、東華門萬慶巷3號
那兒離推出午門斬首的午門特別近。那時候，奶奶還在，和二姑姑一家住在這裡。逢大節，她被髮散到全國各地的三個兒子，會攜家帶口回到東華門萬慶巷3號看她。
3號是私產，一個規矩的四合院，天井裡長著兩棵不知多大歲數的樹，一棵是槐，一棵是椿，還有一架每到夏天都滿滿當當的葡萄。「文革」的時候搬進來很多工人階級，二姑姑雖然偶有抱怨，其實倒也相處融融，小孩子可以去隨便一家蹭飯。
1975年後，因為父親身體的關係，我們全家從大慶搬到了廊坊，回北京變得容易多了。假如有天堂，那裡便是我的。早上被奶奶叫起來，從巷子口買回來的油餅和豆漿在八仙桌上冒著騰騰熱氣。房頂那麼高，不知道怎麼才能爬上去。青磚的地面永遠一塵不染，即便是這樣，有潔癖的二姑姑還是不允許我坐在地上。
最好的當然還是夏季的院子和衚衕，樹上有知了，葡萄葉子包著綠色的大豆蟲，灰牆上爬著蝸牛，天上竄著蜻蜓，孩子們有一千種禍害它們的法子。運氣好的時候，還能在離家幾步路的護城河裡看到漂上來的死魚。
一個裹著小腳的老太太，獨自住在院子西側的一間廂房。那間屋子總是黑黢黢的，似乎永無光亮。小孩子都說老太太是個妖婆，一個必選的遊戲就是比賽看誰在她家窗戶下蹲的時間最長。傍晚的時候，門就會開啟，老太太捧著一個大盆子出來，一天中最耀眼的奇蹟隨即發生——二三十隻貓突然從屋脊、牆頭、蜂窩煤堆中間、花盆後面飛出來，用各種各樣的招式搶食吃，而傳說中的老妖婆臉上的表情只能用「萌萌噠」來形容。
這個院子裡最好看的女人就是我的二姑姑，萬民同款的衣服讓她一穿，配上天然捲曲的頭髮，就有了反特片裡女特務的貴氣。二姑姑是個特別矯情的人，按現在的說法肯定是個處女座：衣服要掛好，鞋子上不能沾土，坐得有坐相，姑娘要有個姑娘的樣兒。我挺怕她的，但眼睛又忍不住老是隨著她轉。沒有二姑姑，我可能一輩子都意識不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有限的條件下還能追求無限的講究，不是誰都能做到的。
我上大一那年，二姑姑得了不治之症，三個月後就沒了。我從學校趕回來見了她最後一面。二姑姑摩挲著我，說孩子裡她最喜歡我，因為我愛看書。
奶奶走了，二姑姑走了，沒有什麼理由再去東華門萬慶巷3號，北京的這個家漸漸散了。一別經年，有一次去南池子辦事，突然想再看一眼，溜達過去，已然了無蹤跡。
皇城根下的這片院子，原本說不拆的，還是拆了。
蝙蝠人的一生，最終都會了結為一張記憶的地圖，經歷和足跡交織成大街小巷，上面還摞著密密麻麻的紅房子和白房子。仔細看，總能找到似乎標記了什麼的小箭頭，箭頭下面那個地方，藏著蝙蝠人的前世今生。
哥譚市越來越醜，邪惡和貪婪把空氣弄得更臭。蝙蝠人不能自拔地淪陷於和哥譚市的虐戀中，偶爾還是會想起那個關於蝙蝠俠的白日夢。
失蹤的父親
撰文莊秋水
人性的惡一旦釋放，經百多年熔鑄，便成為公眾情感的dna，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支配彷徨四顧中的大多數，成為鼓盪人心的時潮。
號稱盛世的康雍乾三代文字獄盛行。一方面，在文字罪人的恐懾之下，帝國的高階知識分子戰戰兢兢，唯恐留有口實。另一方面，地方官員在辦理文字案時，又唯恐不夠嚴厲，以致自身牽涉其中，一旦有違聖心，不止頂上花翎不保，且有性命之虞。然而此種非常規治理手段卻帶來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掌國者顧盼自雄，賤視文人，以殘酷和蠻橫壓制血性和士風，逐漸剝落了朝野讀書人的內在動力——他們久受儒學浸潤，以天下家國為精神感召。雖一時維穩有方，然長期來看，文網嚴密造成了民族在精神上的矮化，既令帝國的人物、學術日趨委靡，其歷史因果還報應在了中國人的子孫後代身上。
若言文字獄慘禍的直接後果，則是由那些案中人擔承。他們的生命和動機被埋葬在為人所遺忘的黑暗裡。他們及其子孫，或身首異處，或僥倖偷生，或流落邊地，其命運之悲慘，心理之掙扎，幾百載之後，仍令人為之唏噓。
一、失蹤的父親
整整三十九年了，身在海寧袁花祝姓夫家生活多年的陸莘行，仍不曉得父親是生是死。如今，她已進入中年，如果父親陸圻在世的話，已是九十四歲高齡。父親不曾目睹她長成一位娉婷少女，嫁人生子，而她亦無緣承歡膝下。她自問，人生之慘，有如是乎？這位從小被目為才女的女子，在這一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決心記述父親一生中最為慘痛的經歷，為失蹤於他鄉的父親留下一段記錄。
1663年的正月十九，七歲的陸莘行隨同母親兄長，按照慣例，在祭祀之後，收拾新年家裡懸掛的神像。在陸的回憶中，那些畫像皆是一副愁苦之狀。事實上，那不過是陸家人彼時的心情寫照。父親陸圻沒有和家人一起過年，他上一年十一月十五被抓走後，關在錢塘縣監獄。他被牽連到一樁文字獄中，但此時他們皆未曾逆料到此案牽涉廣泛，十數家為之人亡家破。
事情源於湖州南潯鎮富戶莊廷鑨續修明史。這位青年才俊從他的同鄉、明代史家朱國楨後人手裡，買到了朱未曾完工的《史概》逸本二十卷。宋元以來，漢族士人「國可亡，史不可亡」的觀念很深，如今明室江山已落入異族之手，如何保全故國曆史，是不少遺民們的宏願。莊廷鑨得到朱氏遺稿之後，覺得時機已到，發願要完成這部皇明信史。莊家是湖州大戶，家境殷實，於是他延請當地文人士子共襄盛舉。
為了完成這部史學著作，莊廷鑨可謂嘔心瀝血。他和幾個知己朋友日夜琢磨，蒐集參考書籍。大概是熬夜太多，他的視力受損，不得不去外地醫治，猶且讓人口述史書。此外，莊廷鑨自知才學有限，先後邀請幾位名家充作顧問。顧炎武曾受邀到南潯，不過這位大儒認為莊廷鑨學識淺薄，便離開了南潯；吳江才子潘檉章亦曾來南潯拜訪；海寧名士査繼佐支援莊廷鑨修史，聽聞他眼疾嚴重，帶信給他，願意相助。也許莊廷鑨太想完成一項不朽之盛事，堅持要自己完成，終至雙目全瞎。
1655年莊廷鑨去世，書稿稍後完工。父親莊允城痛惜愛子早逝，決定用莊廷鑨應得的那份遺產，代子刊刻發行。1660年，《明史輯略》刻印完畢，這部書包括了修訂過的朱國楨《史概》和續寫的部分。按照晚明以來的出版慣例，莊允城在書的扉頁列出了一長串「參閱」名單，以增加發行上的賣點。
陸圻正是這眾多參閱者名單中的一個。此外，尚有査繼佐、範驤、潘檉章、吳炎等人。多年之後，在陸莘行的回憶中，父親陸圻首先被人告知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一部「牴觸本朝」的「穢史」中，覺得不妥，便找到査繼佐，連同範驤，三人出首，告至湖州教諭趙君宋處。然而參考範驤之子的回憶和查繼佐的年譜，發現名列其中的並非他們三人自己。範驤的老友周亮工偶然翻閱此書，發現載有李自成入北京事蹟，明朝官員有降表，下面標註是龔鼎孳的手筆。周亮工與時任清朝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龔鼎孳有些交情，很不希望老友得罪另一位權貴好友，因此竭力勸誡三人向官府檢舉。
三人對此反而無所用心。在當時，藉助名人效應宣傳書籍，書商圖利，文人為名。因此範驤甚至還炫耀說：「吾三人參閱有名。」然而經不住周亮工反覆警告，甚至代他們起草了呈稿，宣告莊廷鑨並未徵得他們同意，便將三人列為參訂者，所言諸事與己無關。三人於是聯合具呈向浙江按察司衙門檢舉此事，申明備案。按察使衙門對此很淡然，說「文章之事，不便存案」。而司理嵇永福卻認為此事不可等閒視之，就拿著呈稿去見浙江學道胡尚衡。胡亦不以為然，反要嵇永福處理。嵇永福批示，若無聖旨，誰敢私修明史，命令湖州府嚴查。湖州府學教諭趙君宋看到批文，即刻行動起來，從而真正揭開了這場文字慘禍的序幕。
趙君宋果真查出十幾處悖逆文字，胡尚衡開始調查。莊允城得知後，立即開始金錢運作。他一面上下行賄，央求浙江巡道張武烈責令趙君宋停止調查，一面找人收回尚未賣出的《明史輯略》，將其中存在悖逆語句的頁碼抽掉，找人竄改補正，重新刊刻和裝訂，使之成為一部潔本，仍發往各地銷售。然後老成的莊允城攜帶潔本《明史輯略》和大量金銀，親自進京疏通關節。他委託老友、在通政司衙門的王元祚分別轉給禮部、都察院一部潔本《明史輯略》，同時奉上大把金銀。通政司、禮部和都察院既得實惠，且書已是潔本，就未加任何批駁。因此，後來湖州府推官李煥給《明史輯略》下判狀時，就有「既經部、院檢察，便非逆書」的官方鑑定。
然而，明史一案已經流傳在外，不少人覬覦莊家財富，覺得可以渾水撈魚。個人貪慾一旦和專制權力結合，便釋放出毀滅性的力量。
前歸安知縣、因貪腐被革職的吳之榮此時剛在監獄待了六年出來，他聞得此事，便去莊家敲詐，被莊允城拒絕。此外，吳之榮曾想去觀賞査繼佐家的家樂班也未能遂意。於是，這個心狠手辣之徒決意讓莊家、査家和他敲詐未遂的莊家姻親朱佑民家死無葬身之地。他找到一套初版《明史輯略》，將其中的「悖逆」之語一一標識出來，直接趕赴京城，將《明史輯略》和檢舉信遞呈刑部。刑部官員見事關重大，奏報給康熙的顧命四大臣：索尼、鰲拜、遏必隆、蘇克薩哈。於是，這場《明史輯略》案真正開始了。
陸莘行記下了那段時間家中的恐慌氣氛。父母唏噓偶語，她問情由，大人便以她兄長生病搪塞。父親被押解往京城那天，母親典賣家中衣飾，得了二百兩銀子，作路途費用。直到中年之後，她仍記得送別之際，父親揹著她，流著淚囑咐母親，要好好照顧他特別鍾愛的女兒。於是，當陸家被抄之時，母親將陸莘行託付給弟妹，冒充是她的孫女文姑。
危難之際，人性的醜陋和美好呈現無遺。
一位平日裡頗受陸圻恩惠的鄰居許周，見陸家落難，不惟義氣相助，反拿著糨糊四處貼封條，為官府指認陸家家口，由此獲得官員賞給二石米和兩匹布，並且一道到京城拘捕隨同陸圻入京的三弟。反而有一位辦案人員同情陸家，用草蓆卷著送出了一位陸家男孩。
正月二十一日，陸、査、範三姓共176人被逮捕。此時，莊允城頻遭酷刑煎熬，一個月前已經死於京城獄中。他的次子莊廷鉞自北京日夜兼程，回到南潯後與他的五個兄弟一起被關入死牢。
朝廷派來的欽差在浙江、杭州官府的配合下，調動當地軍隊，進入杭州、湖州、南潯等地抓捕，凡與《明史輯略》有牽扯之人，主編、參閱、刻板、印刷、賣書、買書、作序、審查、談論者，一概滿門拘捕，關入大獄，集中會審。為《明史輯略》作序的李令皙被抄家時，前來拜年的七十多位親友亦被抓捕。而江南書商陸德儒正置辦嫁女喜事，全家及迎親親朋均被逮捕。
在獄中，年幼的陸莘行和母親與諸位嬸母誦經不輟。自從父親被逮捕後，她便開始茹素。此後陸家無事，她歸因於神佛護佑，清朝的野史、小說家則歸功於査繼佐早年相助一位乞丐吳六奇。六奇此時是平南王麾下戰將，願以身家性命為査贖罪，因此惠及陸、範兩家。海寧査家的後人金庸在武俠小說《鹿鼎記》中，亦據此傳聞演繹了吳六奇反清復明的一段異史。然而在陸莘行和範驤之子範韓在《範氏記私史事》中都未曾提及吳六奇，按照常理，不大可能忽略這麼一位「救命恩人」。
五月二十五，陸、査、範三姓主僕再次被戴上刑具，每人被兩個獄卒共挾。陸莘行的母親在身上藏了一把剪刀，以備緊急關頭自裁。
康熙二年五月二十六，即1663年6月31日，「明史案」正式結案，所有被羈押的犯人，依次點名宣判執行。朱佑明喝了一碗參湯之後，凌遲處死；三子亦被斬首，妻子當場驚恐至死，三個兒媳則被流放邊地。莊廷鉞，凌遲處死；李令皙，凌遲處死；頗有才華的史學家潘檉章、吳炎亦被凌遲處死……《明史輯略》主編莊廷鑨則被戮屍示眾。編寫者、印刷者、販賣者、購買者、傳閱者統統處死、抄家，家屬也都掠賣為奴。人肉橫飛，血流成河，真個是天昏地暗，日色無關。罪犯家屬們則在三日後被繩子拴著，被關在釘死的官船裡，流放到遙遠的盛京。最後點到陸圻等，査、陸、範三人此時魂飛魄散，結果被宣佈不但無罪，反而有皇帝的賞賜。
此時距陸圻被捕已經過了半年。在陸莘行的回憶中，骨肉重逢的場景十分動人。她的兄長因獄中生病不能發聲，見到父親時唯有淚流滿面。到了家中，塵埃滿目，青草盈庭，一家人恍若隔世。至此，這場牽連了上千人的明史案算是終結了，有七十餘人被殺。此案是清廷安定天下之後，對明朝遺民採取強硬政策的開端，亦開了此後殘酷文化專制的風氣。清廷藉此壓制讀書人不加顧忌地抒發故國之思，以吳之榮告發為由，廣為株連，終將「明史案」羅織成一個白骨累累的文字大獄!
影響巨大的小說《鹿鼎記》中，說查辦明史乃是奸臣鏊拜所為，而「小玄子」康熙英明仁厚，赦免了明史一案牽連的眾人，不過是小說家為祖先塗抹之詞。真正得到赦免的只有出首告發的査、陸、範三家。
對於陸圻、査繼佐和範驤，雖然他們在這起駭人聽聞的案件中逃生，他們的心靈卻住進了永久的牢籠。此案牽連到那麼多人，是他們始料未及的，作為飽讀聖賢書的宿儒，三人內心不可能沒有負罪感。査繼佐從此縱情詩酒，調教出浙江聞名的女樂；他一直在寫的《明書》改名《罪惟錄》，措辭亦極為謹慎。範驤經此打擊，默默以終。
陸圻被移送京城時，便告誡兩個兒子終身不必讀書，以免重蹈父親覆轍。途中行舟停泊於金山之下，遠遠聽聞寺裡的鐘聲，他許下諾言，如果生還，便跳脫紅塵。這年十月初，朝廷下旨，將莊、朱兩家的財產一部分給吳之榮，一部分給査、陸、范家。陸圻認為一家人能夠逃生已是萬幸，拒絕接受。
1667年，陸圻斷髮出家，次年和家人相見之後，便棄家遠行。從此陸莘行的哥哥們四處尋覓父親蹤跡，但有生之年，父子們再未相見。
至於吳之榮，陸莘行的《老父雲遊始末》裡說他三年後得了惡疾，肉化成水，只留下骨架，脖子斷裂而死。範韓在《範氏記私史事》中則說，吳之榮某日行於山中，忽然狂風大作，電閃雷鳴，吳被天雷擊中，犯了瘧疾，寒熱夾攻，兩日才死，云云。事實上，吳之榮倒極為可能壽終正寢，對他的詛咒不過是說明陸、範兩家人心中所存的良知和歉疚。
二、流放者歸來
1735年10月8日，大清的第三位皇帝雍正龍馭上賓。兩日之內，從如常聽政到突然病劇辭世，朝廷釋出的文書並未說明皇帝罹患何疾，於是，民間便開始流傳種種「雍正暴死」的版本。版本之一，便是雍正為刺客所殺，頭顱亦被攜走，清廷只好以金鑄造一顆假頭下葬。《清朝野史大觀》言之鑿鑿，說這位入宮行刺的俠女，為「（呂）留良孫女某，其劍術之精，尤冠儕輩」。
這自然是小說家言。事實上，在雍正嚴密的搜捕之下，呂氏一族怎可能有逃脫者。這位皇帝放過了曾靜和張熙——策反陝甘總督嶽鍾琪的直接主事人，但痛恨呂留良則是到了極點，屢屢形容他「惡貫滿盈」「人神共憤」「天地不容」。最後對呂氏的懲罰也極為殘酷：死去多年的呂留良和長子呂葆中被開棺戮屍，九子呂毅中斬立決，孫輩免死，流放寧古塔（今黑龍江省寧安市），與披甲人為奴。為了確保無一呂氏後人遺漏，雍正密諭浙江總督李衛嚴厲督察地方官，細細查訪，「稍有絲毫疑情，即行根究到底」（《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卷十八）。1730年9月，李衛上奏，他的名單裡增加了一個呂留良的曾孫，還有嫁入呂家的婦女和未嫁的呂氏婦女共二十九人。此外，他果然找到了一個漏網之魚——呂葆中的續絃曹氏，在丈夫1708年過世之後便削髮為尼。由於不在族譜上，她差點就躲過了厄運。這個遺漏很有可能觸發了民間的靈感，野史裡確實安排呂四娘是曹氏的女兒，學習劍術，長大後混入皇宮為家族復仇。
真實的歷史則遠沒有這樣痛快淋漓。從順治十二年陳嘉猷被髮往寧古塔開始，這裡便成為清朝流放重犯之地。呂氏子孫棲身於城西大路旁的小屋內，過著極為貧寒的生活。從溫暖的南方浙江嘉興來到奇冷的北方，寒意穿透軀體，凍雪堆砌如牆，北風穿堂而過，弦月獨眷離人。
牧羝沙磧。待風鬟，喚作雨工行雨。不是垂虹亭子上，休盼綠楊煙縷。白葦燒殘，黃榆吹落，也算相思樹。空題裂帛，迢迢南北無路。
消受水驛山程，燈昏被冷，夢裡偏叨絮。兒女心腸英雄淚，抵死偏縈離緒。錦字閨中，瓊枝海上，辛苦隨窮戍。柴車冰雪，七香金犢何處？
無數流人之幽恨，發萬古之悲涼。1658年被流放於此的江南詩人吳兆騫寫了這首哀感頑豔的《念奴嬌·家信至有感》，可謂曲盡寧古塔流人的危苦和寂寞。在寫給母親的信中，他描繪得更為真切：「一年四季，無一閒日。一到種田之日，即要親身下田，五更而起，黃昏而歇。……官莊人皆骨瘦如柴。」（吳兆騫《歸來草堂尺牘》）
五年之後，繼任皇帝乾隆釋出上諭，那些曾為職官和舉、生、監出身的流放者，一概免其為奴，於戍所另編入旗，出戶辦差。呂氏子孫是這項政策的受益者，他們被解除了奴僕身份，到驛站當差。
於是，呂留良的子孫們開始營建新的生活。和百千年來大部分頑強的中國人一樣，只要稍留空間，他們便能給自己打造出一片天地。清廷規定，發配的流人及後裔不準仕進和從事一切政治行為。呂氏後人發揮所長，行醫，經商，坐館，三十餘年後，居然風生水起。曾孫呂敷先讀過書，後來學習做生意，很快便擁有了自己的鋪面，與林海雪原裡的原住民族做起了貂狐皮張生意，收入十分可觀。頭腦靈活的呂敷先還把閒置的餘錢放租，在寧古塔旗下包放賬目，每年二、八月開錢糧後放出，每兩利銀二錢，至下次開錢糧月份清還。呂敷先後來又在本村開設燒鍋一處，居然賺下了資產不菲的家業，計有房產165間，地414垧（合約6210畝）。
呂留良的另一個曾孫呂衡先也做生意，後來有了相當的積蓄，計有房產35間，地50垧（750畝），鹽25000斤。呂念先也積累下了草房28間，銀300兩，春雨堂藥鋪一座。孫子呂懿兼則是一位妙手回春的醫生，多年行醫，生活堪稱富裕，有13間房產。
然而，按照寧古塔官署的規定，流人們必須每五日去點一次卯。這不但是苦事，也影響生意。於是呂氏子孫們便籌劃擺脫，其方便之法便是捐納一個監生。所謂捐監，是清代的一項政策，准許百姓出資報捐以取得監生資格（國子監肄業文憑）。乾隆繼位之初，停了各類捐納，獨留捐納監生一項，但必須到京城在戶部納銀辦理。乾隆三年，下旨將捐監改為納谷。納谷捐監的本意是增加國家的糧食儲備，以救濟災荒，平抑糧價。此後捐監的政策又曾多次變化。
渴望擺脫流亡者身份的呂氏子孫們，甚至未曾料及可能的風險。呂懿兼先行一步，他向堂侄呂衡先和呂念先挪借了六十多兩銀，再加上自己的積蓄，共125兩，寫了三代的履歷，託呂衡先鋪子裡的夥計辛金山進京時為他代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如願以償。
呂敷先則打算親自上京捐監，被察知身份，不許出境。改變身份的願望如此急切，他把自己價值300兩白銀的房契押給呂衡先，得了125兩，託一位江蘇來的人參商人朱尚周帶到京城捐納，然後把戶部所發的捐監執照寄到盛京的呂衡先外甥處。
令人驚奇的是，戶部所發的四張監照上，呂留良的名字赫然在列。難怪呂家人被告發後，乾隆盛怒：「……前即幸為開戶，今復妄思溷廁衣冠，情罪尤為可惡。」1775年，厄運再次降臨，呂懿兼、呂敷先、呂衡先、呂念先辛苦積累下的財富被抄沒，呂懿兼和呂敷先以及他們的家屬再度被賞給黑龍江披甲人為奴，呂衡先、呂念先和他們的家屬也被遣送到齊齊哈爾水師營當差。幫助呂氏子孫的辛金山和朱尚周也因此在寧古塔被枷號兩月，滿日後還被打了三十大板，發回原籍管束。
經此一番摧折，呂氏子孫被永遠禁止考試捐納。吳越歌吹，楊花樓閣，永駐鄉夢。他們從此謹慎小心，以塾師、醫藥和商販為業，開齊齊哈爾讀書的風氣。民國元年，章太炎到了齊齊哈爾，前去祭奠呂留良，盛讚「至今用夏變夷之功亦著矣」。民國五年，浙江省督軍呂公望曾致函吉林省公署，請把清朝流放寧古塔的呂留良和嚴鴻逵（受呂案牽連）的後裔遣回浙江。此時，寧安縣和黑龍江的呂氏後人已有71戶498人，然而因呂公望辭職，這一遲到的平反不了了之。
呂氏後人終於走出了寧古塔。1935年，陳垣先生見到一位溫文有禮的青年呂永泰，輔仁大學教育系畢業，其家在黑龍江省城做生意。當得知他是呂留良後人，陳垣與之相對唏噓良久。
皇帝用子虛烏有之事懲治臣下，官員們一則萬馬齊喑，一則學會了藉此打擊政敵，民眾也看到了打小報告檢舉揭發的「好處」。檢閱康雍乾三朝文字獄，出首之人出於私仇報復或敲詐錢財者不在少數。於世道人心的崩毀，清朝皇帝可謂居功至偉。而人性的惡一旦釋放，經百多年熔鑄，便成為公眾情感的dna，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支配彷徨四顧中的大多數，成為鼓盪人心的時潮。
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後更多的是無情面的解剖我自己。
魯迅
先知
撰文鄒波
我也不喜歡最終將信仰變為某種宣誓。我為什麼不是自然地就成為了某種人呢？我可不會輕易陷入那彼此都很和諧的「精神溫室」中，「加入」這個詞本身就是魔鬼。
你在香山也會碰到一些普通的清潔工，你觀察他們的行為，終於發現了一些異常。
多數時候你只是遠遠看見他們，撿垃圾，清理垃圾筒，修補他們的工具，吃盒飯，偶爾站著聽一聽鳥鳴。但有時候，他們在離你很近的地方繼續勞動，後來幾乎是你一邊扔垃圾，他一邊跟在後面撿，緊迫得讓你喘不過氣。
「別。」他終於自己繃不住，不好意思地說，「您接著扔吧，我繼續撿，我可以跟得遠一點。您面對您的風景，我面對我的垃圾。我們都是對事不對人。」有時天使僅僅隱藏在語言裡，天堂不必能飛翔或永生，宗教並不是精神壓力，而只是你如鯁在喉要去表達的那些東西，如果對方沉默，你終究會忍不住自說自話起來，這讓我想起佈道。
我正是在一個被佈道的下午聽說了這樣的故事，出於兩個新朋友——周萍和她先生——之口。之所以說是新朋友，是因我完全沒有料到她會帶著她先生重現。在2007年年初的《漢中故道》（這篇文章並未收入我第一本非虛構文集《現實即彎路》）中記錄了初遇的情景，只是我當時對它的意義並不自知：
「……另一條更加荒蕪的國道是蜀道南段的108國道，自從漢中、寶雞和成都之間的高速公路開通之後，路上已經完全沒有車。
「‘不，還是有車，只是班次少，要等上兩個小時，才會有一趟。’——在108國道走了一百多公里，我們才在一個來不及看名字的村莊遇見了一個等車的人——從深圳回家的周萍。她孤獨一人，站在小賣部的門口，門前那把長凳證明這裡是車站，周萍一身紫色的呢子外套，在這充滿枯筆風格的秦巴古道的黑白國畫中顯得非常打眼。她說要有耐心等車——等待的奇蹟，有點哲學味。等上一年，說不定能等到秦巴山區古代著名的白老虎……
「但對於我們這些沒有耐心的人，這條道路仍然是空無……」
看當時的文字，可見我只琢磨到一點點旅行哲學的層面（那次在漢中博物館老館長郭榮章先生電話如盲棋一樣的遙控下尋找古蜀道和古棧道的旅行，的確有種「未參透」的感覺，持久不能進入任何一個主題，完全是在冰面表層滑行，不得其門而入），而並未想到宗教。所以，這天下午他們突然再現，我感到時空的跨度、跳躍，真的如同宗教的地理學一樣無序。我著迷於這更大的劇情——我竟然真的也存在在某個故事裡。最後他們得出結論說：我們在你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計劃。他倆聽起來像一封信，或者任何沒有內心的媒介物，比如天使。和很多牧師一樣，那個男生尤其英俊，主要是他佈道我聽。據說追逐他的女人非常多，但看起來這英俊不代表任何一種男人。我是說，幾乎是看不出性別的荷爾蒙的味道。這就是上帝面孔嗎？確切地說，是一種塗了蠟一樣蒼白的英俊。
我陳述這些的時候，始終確信我仍然像脫離了宗教的青年羅素一樣清醒，相信現代主義中的智力性，相信智力能戰勝謊言和幻象。
我本想把這寫成一部小說，但中國文學還沒有小說是完全以宗教為主題的，或許是因為他們對信仰很少真正虔誠——除非是經命令的洗腦，或者出於基本生存的反抗需要，他們總會保留最低限度的犬儒精神的懷疑。撥弄開那些現成的作品，到達它們的核心，中國文學的主題可能還是那麼世俗的幾種——如何戰勝艱難的生活。我欣賞那些有才能的中國作家，但他們有限的、非宗教的、只關肉慾和社會道德簡單對立的主題終究使我不能滿足。
這兩個基督徒臉上有一種不由分說的寧靜和「被組織的感覺」，周萍的先生——那男生二十六歲，更有抱負，有著無比複雜的經歷，曾在天安門前賣過各種東西，擺過地攤，被天安門前的城管和警察驅逐，也蹲過監獄，但面孔還是孩子般光潔，可以做護膚廣告。他想在三十歲的時候成為職業傳道者，說話幾乎也和牧師一樣悅耳，而且通順。他只讀到初中，所以我也設想我是在同一個真正的十三歲孩子在說話。但他的詞彙像哈金後來用英語寫作那樣完全夠用的感覺，那些詞語簡單得像《聖經》（當然，《聖經》有許多基本詞彙，中國人完全沒有機會涉及，我學gre的時候，也會覺得很生僻，比如「charisma」這個詞，但是又感覺它對它的生活，是那麼簡單……）
我們談了兩個小時《聖經》，有廢話，也有有價值的。可能也算聽者有心，讓我覺得，僅僅把它當文學來讀也仍然是不夠的。這是久違的交談體驗，我很久沒有這樣的物件，可以那麼流暢地談事情、談文學、談哲學。想不到是這樣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恢復了我和世界這樣的交談，我長期的精神上的口吃可能是因為必須不斷地拒絕宗教而引起的，我必須每說兩個字就停下來刻意地說：「不，我不相信。」（既不像詩人食指的情傷口氣，也不像詩人北島醒來的口氣）——而是無神論者的口吃，無神論者身上還有一種特別難聞的剛硬，人類中的自大者。他們兩個人也是志願者聯盟的人物，但並不確信中國的志願者最後都會真的找到信仰，「有的人完全是慈善的目的，比如一些闊太太」。
我們還談到我在陝北看到的被傳銷燬了的鄰居之間的信任。他含蓄地preach（佈道）說：也需要某種精神生活來找回。有時，當我們談到孩子，我正憂慮將來孩子上幼兒園的事，他們說，養育孩子不是到他們長大或者到你無力再撫養他們，應該養育他們直到他們被交託在上帝手中——這有幾分道理，只有一個虔誠的孩子才能有那種自我要求的習慣，那種為人的自覺性、自律性。我見到許多剛硬的孩子只是任憑被現在的社會汙染，在社交媒體上說著嘴硬的話，還以為他們自己是清醒的。
那男生還說，在敬老院和老人說話，就是重建語言之橋，語言是人類真正連線的東西，所以應該不停地說，而「你們寫東西的，則必須不停地寫，否則就會讓那些老人感到沒有語言連線著他們，感到被拋棄」。
他們還針對我的孤獨說，咱們應該一起思考。我們還談到了一些詭秘的東西，如預言，本來我以為《聖經》的預言都集中在啟示錄中，但他說無處不在，比如在《馬太福音》中讀到了「二戰」的預言，但我覺得如果是那樣，分佈又是完全無序的，上帝為什麼如此無視歷史中必須的因素——時間順序？他們說不出，但我後來自己繼續推測：《聖經》只是極為全面地、一次性地事先將人類行為的豐富性，鋪展出來，羅列出來。當人們反覆閱讀它時，會發現那些行為或遲或早真地會發生，或者重複發生在生活裡——這就是所謂的「預言」，完全不是神秘主義的。當然，這也是一種與時代思潮不合拍的封閉思維，但難道不也是一本堪稱「人類代表作」的諾貝爾獲獎小說最希望實現的嗎？
所有宏偉的小說都是用一種天才預言色彩的封閉性，去吞噬未來的開放性。古希臘人聽到一句智慧的語言，很可能不會稱讚它「多麼深刻」，而是會稱它為「一句真正的預言」。那時的作家憂鬱而智慧，在和平的時候心事重重，在動盪的時候充滿信念。預言也即哈羅德·布盧姆所指的「經典性」——這個詞本身也來自宗教。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預言能力，只是時間太短——一毫秒——提前一毫秒知道事情，這太普通了，有些人要幹超人的事。
貴格派詩人和廢奴主義者惠蒂埃（johngreenleafwhittier）1847年在馬薩諸塞州的洛威爾參加摩門教的禮拜儀式後寫道：「在聆聽這些現代先知們的言語時，正如我認為的，我發現了他們成功地使人皈依的偉大秘訣。他們的言語打動了公眾的情感；他們迎合了人們普遍的需要。他們把福音書啟示時刻的神奇力量與我們名義上的基督徒的當下狀態加以鮮明的對比。他們尋找神聖力量的象徵；那能戰勝一切的信念為傳道者開啟了牢獄的大門，給予他們勝過一切的力量，使他們能抵禦疾病和死亡本身的侵襲，能看見活生生在場的上帝。他們在經文中尋找一切論斷，去說明信念這種不可思議的歷史力量早就事先存在於基督教的第一批懺悔者那裡。」
我想惠蒂埃最後感覺到的，也是那「預先寫下」的先知的力量。
有時候，那男生滔滔不絕地講，我幾近被催眠。他很少容許插話——這一點我始終不能接受，宗教人員那不由分說並努力把一切思維都納入他的寓言的態度，完全不是聆聽的態度，也許他們也真是預先想好了要對我說的一切吧，我甚至懷疑他倆事先在背地裡「設計」過我、討論過我，最近一直在打電話邀請我。有時突然來電話說家裡已經有一頓晚餐等我去吃，這想起來又很讓人不安——我大學畢業前夕經歷過一次非常嚴格的政審，也是後來才知道，那也是完全揹著我進行的，有時候那調查的力量離我非常近，我卻毫無覺察。
可能出於同樣的反感，庫切在《恥》裡描寫的那個魯睿教授會拒絕任何心理輔導或者告誡，但他的剛硬不同於那些頭腦簡單的無神論者，他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可能是沒有碰到更有能力的牧師吧……
也因此，我喜歡真正的好牧師勝於任何人，因為他們從來不打聽別人，他們總是夢想能從外部看到人的本質。和一些優秀的詩人一樣，你總是很驚奇：他那麼陌生和自閉，卻寫下那麼熟悉你、那麼富於洞察力的回憶。
而且，我也不喜歡最終將信仰變為某種宣誓。我為什麼不是自然地就成為了某種人呢？我可不會輕易陷入那彼此都很和諧的「精神溫室」中，「加入」這個詞本身就是魔鬼。我看這年月加入宗教比不加入宗教更容易，你只要放棄就行了——請滑入吧。否則你就是一個流亡者，你只有行動，你的思想也只是無名的行為。無論加入的是什麼，更深邃的上帝或者魔鬼都存在於動詞，而不是名詞中。我讀歷史最後也在頭腦中儲存了一大堆人類行為——一堆動詞，而不是時間和名稱。可這不正是《聖經》寫作的起點嗎？
只是，我當然也不會為了能整天談論精神方面的東西而加入宗教。
於是我幾乎手拿著筷子睡著了，他也曾在一次冗長的硬座火車旅行時，站在過道上講了一夜，用那悅耳的語言，為他人打發了十幾個小時難以熬過的時間，那講話完全成為了無詞歌。
雖然最後他們暴露了他們是安利公司的成員，工作可能迫使他們改變性格，迫使他們與任何人談心，並與魔鬼交易；生意是生活的動機，讓人心安理得。但這種謎底對我已經不再重要，我仍然為交談中的某些真誠的東西所影響。
我囫圇地以為，在那個漫長的下午，我是為某種美好聖潔的「瞬間體驗」不斷感動，它的價值是碎片式的。同時，在更大的故事裡，它也只是一瞬間，感動我的不是綿延，沒有導致我皈依。但這使我在歸途中感覺到有什麼事情壓在心裡沉甸甸的，想寫下一些文字。當時天空像在下大雨一樣，路上我像瘋子一樣躲避著一些看不見的東西，還想到了那個聽完華格納從拜魯伊特懷著複雜的失望心情返回的尼采。那是一個真正的大雨之夜，對偶像道聽途說一般的審美總是大於正式、系統地接受他、信仰他，這很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