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茨威格成年後，在那個克勞斯稱之為「天啟之地」的城市，他只短暫地做過「職業媒人」。實際上，除去他在這座城市的許多友人，茨威格長期以來都在感受維也納的惡意。他的第一任妻子注意到，「隨著奧地利版圖的不斷縮小，他的奧地利愛國主義愈加強烈，這一情緒在其家鄉淪陷後達到頂峰」。學業一結束，他就奔赴巴黎——他完全著迷於那座城市，並稱之為「美妙的疏離」——那種「可愛的揮霍」有著「一種特殊的優雅魅力，向任何靠近它的人施予快樂」。
儘管在《昨日的世界》中，因為細緻入微地描繪了一個安寧的黃金時代和阿倫特所指責的文化成就蓋過了政治激進行為的安定景象，茨威格被指責有懷舊感傷主義，但記住一點也很關鍵，那就是茨威格承認這種幻象的迷人程度——考慮到幼年時期，他的生活是並不和諧富裕家庭的典型，他很難不這麼想。
在成長過程中，茨威格從未有過自己的房間，他的父母似乎也堅持不願意和孩子們分享財富的成果，只是在家裡不停舉行茨威格不感興趣的喧鬧派對。和他們周圍的猶太人家庭一樣，茨威格一家也慶祝聖誕節，但和別家不太一樣的是，他們家不給小孩子聖誕禮物。在漫長的夏天裡，一家人帶著傭人和數不清的行李箱，偕同一眾粗鄙的親戚，輾轉於一家家水上活動場所。但當父母在知名餐廳大快朵頤時，茨威格和弟弟卻只能和傭人們在簡陋的小旅舍進食。在那些流浪的假期裡，不停換乘火車成了他們在壓力、被忽略和遺忘狀態中的例行活動（在離開一家比利時海邊度假勝地之後，他們找不到一個名字難以發音的吉普賽女傭了，因此不得不求助於街頭公告員、讓他儘可能地把那些奇怪的音節在大街上喊出來。最後，那位吉普賽女傭不知怎麼讓人認出了她）。難怪茨威格會渴望帶著最少的裝備溜出去進行自己的秘密旅行。
茨威格並沒有固執於過去的「真正」美好，而是提出了一個迄今為止仍困擾許多懷舊流亡者的問題：失去了無可避免地會被幻想誇大的甜蜜家園後，現實能提供怎樣的補償？「它是我們父輩創造的一種非常美好和高貴的幻象。」茨威格這樣寫道，「比我們如今的口號要更人性，也更有成效。雖然後來我有了新的認識，對它產生了幻滅，但內心深處仍有某種東西會阻止自己完全放棄這個幻象。」茨威格讚美著過去的維也納所富有的美學薰陶，讓人想起了尼采的那句格言：「我們擁有藝術，為的是不被現實擊垮」。
即便如此，茨威格所珍視的理想仍基於一種信念，也就是藝術可以激發昇華，而不是簡單的逃避主義。為什麼「真實」在殘酷下更顯「真實」？什麼使得冷酷的事實與人類處境密切相連？這些問題暗示了茨威格對美國反感的原因，是一種出於本能的厭惡，和弗洛伊德嘲笑「美國是一個錯誤，它真實而巨大，但始終是個錯誤」的原因有些類似。弗洛伊德的這句話和茨威格的看法異曲同工，因為在茨威格眼裡，美國就是他理想中的統一歐洲的險惡分身。在美國的海岸邊，茨威格看到了追求和平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不僅僅是想象力上的，也是身份上的。他看到的是殖民帝國裡沉迷於感官、物質主義的機器人，而不是精神上四海為家的、複雜的個人主義者。早在1925年，他就寫過美國輸出的「世界的單調化」：「國家之間似乎越來越同時互相同化，」他觀察道，「越來越多文化中的特殊芬芳正在蒸發。」一切都「為了適應最短的時間單位，消費增加了：因此真正的教育——橫貫一生的對意義的耐心積累——成為一種非常罕見的現象」。抗議是無用的，因為新的快感「提供的消遣不需要勞費心力……享受廣播節目只需要拿起桌上的耳機，戴在耳朵上，然後華爾茲就會在耳畔響起——連神靈也難以對抗這種舒適。」
四
我們應當如何汲取靈感，是勇往直前還是觸礁？在幫助公眾避開有價值的作品和應當被忽略甚至輕蔑的作品之間的淺灘時，評論家的角色又是什麼呢？
對於茨威格，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即他是一個「小眾作家」。這種分類帶來了很多問題，比如這個稱呼到底意味著什麼，從這個分類的作品中我們又能獲得什麼樣的價值？作為為數不多直面這個問題的作家，奧登以自己從威廉·巴恩斯（williambarnes）的小眾詩歌中得到很多樂趣，卻並不喜歡雪萊所有明顯主流的作品為例，指出主流和小眾詩歌之間的區別並不取決於這首詩歌給予個別讀者的樂趣多少。他主張，我們應該去研究那些可疑甚至明顯次要的作品。「有些書不應被遺忘，沒有書不應被銘記。」那些在茨威格的書中找到樂趣的人——必須得說，他們中的很多人有辨別能力，通曉多種語言、有廣泛審美品位——並不需要將他的著作和諸如羅斯或者霍夫曼塔爾這類作家的作品比較，就可在他的書中找到極大的樂趣。茨威格所營造的單純的性壓抑氛圍，間或夾雜著對都市魅惑的絕妙運用，與他關於征服和微妙沉醉的詩意語言，仍能激起人們的爭論。
奧登的結論是：「一些批評家認為，他們有道德義務去揭露一個作者的爛處，因為如果不這麼做，這個爛作家可能會腐蝕其他作家。可以肯定的是，一個年輕作家會被前輩引向歧途，偏離自己原來的道路，但他更可能被一個好作家而不是壞作家引誘。一個作家越強大、越獨特，對於那些次要的、還在尋找自己的作家來說，就越危險。」
但是，作品的整體力量是什麼？茨威格的作品處處帶著悽慘辛酸被壓抑的性慾激情。《昨日的世界》勾勒了一齣老維也納被性偽善籠罩的精巧戲劇（若沒有茨威格的記錄，這種重現幾乎無法完成），詳細描繪了有教養的女人穿著的壓抑服裝（被塞進一個僵硬的鯨骨紮成的黃蜂形狀的衣服）、還有讓人抓狂的嬌弱寵兒——年輕人扭曲地在這個城市「巨大的妓女軍團」中尋求性釋放，而從「站街女」到「緊閉屋門的大宅裡」穿著晚禮服和「露骨內衣」的女士們，這支大軍的地位等級安排是非常神秘的。
同時，茨威格的小說也專注於描寫糾纏在慾海中的人。通常情況下，這種慾望是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的（《一個女人一生中的24小時》、《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有時這種激情也是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的（《馬來狂人》、《月光小巷》），或者是一個人對某個物體（《無形的收集》、《舊書販韓德爾》）；又或者也許最有啟發性的，是一個男人對另一個男人的慾望（《迷惘》）。瘋狂逃亡，或者死亡，通常是這種愛情動態的唯一解決方式。在涉及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的愛慾的作品中，男人從沒「愛」過。男性角色的任何回應努力，總是不可避免地被他們的粗魯、卑鄙或者兩者共同玷汙。事實上，這些戀愛物件最顯著的特點是，他們對於自己的戰利品總是視而不見。
通常情況下，茨威格作品中的愛情故事都是由一個第一人稱敘述者轉述他知道的第三人的故事，而敘述者對真相的反應往往是故事的關鍵。茨威格的小說最讓人信服地處理了獲悉別人身陷激情的境況之後產生的道德責任問題。弗洛伊德發現這種與秘密內情的掙扎影響到了茨威格的非虛構作品。「完美的共情、高超的語言表達帶給我難得的滿足。」弗洛伊德在閱讀《三大師》後這樣寫道：「我尤為感興趣的是，當你的文字逐漸抵達主題最私密的本性時，那逐漸累積增加的張力。就像在夢中符號的堆積。」
茨威格在某部小說一開始提出的問題幾乎是他所有工作的核心：什麼是憐憫？他區分了兩種型別：一種是軟弱、傷感，「無非反映了心靈迫切渴望擺脫因目睹他人的苦惱而產生的痛苦情緒」；另外一種是「唯一有價值的（憐憫），毫不傷感而且有創造力，知道事實的真相，並且決定在忍耐中最大限度（甚至還超過這些）地堅持。」
儘管茨威格拒絕個人英雄主義，我們還是可以從「創造性憐憫」中發現他本人對高貴的渴望。在這個意義上，所有講述茨威格故事的那些聆聽者中，最典型的是《困惑》的講述者——一個年輕人最終才得知，自己心中那個完美的教授在深愛著自己。故事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困惑」中的教授一直掙扎在（是否）表達自己痛苦慾望的邊緣。當最後的告白來臨時，兩人一起坐在黑暗中，敘述者說：「我感受到那炙熱急切的聲音，帶著戰慄和痛苦，把它的故事強加到我身體裡，就像一個女人讓一個男人進入她體內一樣。」像少數其他作家一樣，茨威格反覆探尋的是這種感受——這種需要帶著激情聆聽的創造性憐憫，是如何轉化聆聽者的身份並讓其內在變得更深刻的——這構成了一種隱喻層面的女性化。
在給席克勒的同一封信中，茨威格斷言自己「只能作為‘結締組織’才能行動」，他說：「因此，我們是在戰壕中間的無人之地佔據最徒勞也最危險位置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
五
最終，茨威格樹立的自殺「楷模」又如何呢——霍夫曼曾評價他的自殺是他最後的不真誠（霍夫曼注意到，自己在閱讀茨威格極度剋制的遺言時的厭煩和憤怒，即便這樣，他還是認為「他並不是真心的……他並不是那麼想的」）。如何理解茨威格和綠蒂疲憊和破碎的結局？因為牽掛綠蒂在倫敦的哥嫂？還是他們不斷獲知的東部前線的大屠殺？或是眾多好友的死亡？抑或因為他最崇敬的作家的書紛紛被付之一炬？還是他在巴西缺少用來繼續寫作的書？因為他那個比寫作投入過更多心血的大歐洲計劃的破滅？連年在一家又一家旅館之間混亂無望輾轉？以及他自己隨著年月增長的身體愈衰弱、綠蒂的疾病也一直未見好轉？我們又如何評價這對試圖逃離的夫婦的自我毀滅？
一則悠久的米德拉什傳說嘗試理解為什麼在以撒（isaac）被獻祭之後，撒拉（sarah）很快就死了——她的死亡如此突然，這兩件事實在太難被聯絡起來。中世紀的注經者拉什總結了所有的闡釋，認為當撒拉意識到「她的兒子註定會被屠殺，並且將要罹難時——她的靈魂就已飛走，所以她死了」。即使後來知道她的兒子倖存下來，撒拉已無力重回這個世界，無論是因為生命讓人難以忍受的偶然性，還是對這個讓父親在兒子被燒死祭神之前要割斷他喉嚨的世界進行的抗議。
和米德拉什故事裡的撒拉一樣，茨威格看到他和生命的契約破碎了。在警察拍攝的現場照片裡，丈夫和妻子（他穿著西褲，襯衫和領帶，她穿著印花禮服）在他們冰冷的鐵床上互相緊貼在一起，讓觀者心碎。我們如何理解這個「楷模」，取決於我們有多大的意願包容茨威格的「創造性憐憫」。儘管曼對弗裡德里克抱怨說，茨威格「將這樣的勝利拱手送給撒旦」，但有時候，他人在極度絕望中的行動樹立的楷模，無論激起的是同情還是憤怒，都會鞭策那些倖存的人選擇不一樣的結局。
以下哪種事實更讓人失望？藝術家的自傳很少能給教堂和小學提供道德教訓，還是常年致力於探究其背後的老舊真相，好讓我們在失望時發洩自以為是的義憤？連霍夫曼這麼偉大的詩人，一聽到要和茨威格產生交集，也會小氣地拒絕參加萊恩哈特的薩爾茨堡節（reinhardt'ssalzburgfestival）這麼盛大的節日。還有托馬斯·曼，在面對克勞斯幼稚的熱情時表現出如此冷酷的傲慢，以至於最終摧毀了他的自信——曼自己在1915年則公開宣稱，第一次世界大戰給第三帝國的誕生送來了佳音，因為這將證明「力量和精神的理想化結合」；克勞斯無與倫比的諷刺才智，和不懈對抗潛在盟友的私人怨憤不謀而合——進一步擊碎了維也納的自由主義環境，而這種環境中假如再加上少許的團結，原本是能夠有力抵抗奧地利新興法西斯力量的。那麼，又該如何面對受人愛戴的死者的言行不一和道德缺陷？
最終，茨威格絢爛的一生及他對命運超凡的扭轉，富含了與我們的時代息息相關的洞見——關於我們自己逐漸擴充套件的難民困境；如何越過一生中兩個時代之間的斷層線（包括隨之產生的那種新崛起力量要全盤拋棄過去，轉而追逐新時代的意願）；如何回應一個受難者的哭號越來越響亮的世界；對安定抑或逃離的渴望——到獨自完成自己的工作，完全的捨己助人——以及在一個遍佈無從逃避的審查和控制的世界裡渴望絕對的自由。鄙視茨威格的昨日世界，會使我們陷入遺忘歷史教訓的危險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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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羅德的妻子在逃離索多瑪城時，因種種原因回頭而變為一根鹽柱。
約瑟夫·富歇（1759－1820），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家，歷史學家眼裡徹頭徹尾的卑鄙小人，不過卻被巴爾扎克認為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最有趣的人物。茨威格筆下的富歇，有著令人難忘的弄權者的性格，另外書中對法國大革命的紛繁複雜有精彩描述。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歐洲歷史上統治領域最廣的王室。其家族成員曾出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273——1291年，1298——1806年），奧地利公爵（1282——1453年）、大公（1453——1804年）、皇帝（1804——1918年），匈牙利國王（1526——1918年），波希米亞國王（1526——1918年），西班牙國王（1516——1700年），葡萄牙國王（1580——1640年），墨西哥皇帝（1864——1867年）和義大利若干公國的公爵。哈布斯堡王朝後期繁衍甚廣，因而出現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洛林王朝三個分支。
約瑟夫·瑪麗·奧爾布里希（josephmariaoblrich1867——1908）、德國建築師，維也納分離派的創始人之一奧托·華格納的學生。
《米德拉什》（midrash），是猶太教對律法和倫理進行通俗闡述的宗教文獻，為猶太法師知識的研究與猶太聖經的詮釋。《米德拉什》是希伯來文的音譯，意思是解釋、闡釋，即《聖經註釋》。雛形在西元2世紀時已出現，全部在西元6至10世紀成書。猶太拉比們通過《米德拉什》將不同的觀念引入猶太教，聲稱乃揭示早已存在經卷內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