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這就是讓我疑惑的地方。在經歷了那麼多磨難後，父親怎麼還能忍受如此毛骨悚然的做法呢？再說總該有人覺得這很荒誕不經吧？
沒有，父親連連搖頭。不，這很正常，過去都是這麼幹的，這就是慣例，沒人會質疑。他日後為自己的話進行了辯解，說欺負猶太倖存者很可恥，但別人是不是這麼想，他說了不算。
我對此感到困惑，但漸漸地，我覺得自己想通了。這種「事情很正常」的思路似乎提供了一條幫助理解的線索。人們太想回到納粹佔領前他們熟知的那個舊世界，在那個世界裡，沒有炸彈，沒有集中營，沒有殺戮，而整整「胚胎」則稀鬆平常。這種想法意在重溫舊夢，恢復傳統，似乎這樣，就算迴歸了本原。
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也許在那些目睹過血腥暴力的人看來，學生之間的遊戲相對而言溫柔多了，年輕人嘛，就好這口，打打鬧鬧也無傷大雅。但更大的可能是，那些極其熱衷於整人的人，本身並沒有怎麼受過欺負。面前擺著個充男子漢的大好機會，而且如果受害者吃過的苦頭遠遠不止這點兒的話，那麼整人所勾起的快感會更加強烈。
父親的這則故事——如前文所述，不算最慘，但也夠辛酸的了——讓我對人類歷史上一場空前慘烈的戰爭結束後不久的後續很是好奇。這個世界是如何從廢墟里站起來的？當數以百萬計的人餓著肚子，一心只想報仇雪恨，血債血償，又會發生什麼？人類社會或「文明」（當時是個很熱的詞）將何去何從？想要找回一切照舊的感覺，是人類應對災難的慣有態度，既符合人性，但也不切實際。因為世界可以按照戰前狀態重建這種想法，就好像以為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降臨的那個慘絕人寰的十年可以當作失憶而被抹掉一樣，只能是一種幻想。
然而，不光政府抱有這種幻想，作為個體的人也抱有這種幻想。法國和荷蘭政府幻想它們能夠收復殖民地，生活一切照舊，一如日本入侵東南亞之前的狀態。但這隻能是幻想，因為世界已經大變樣了。發生了太多的事，太多的變化。太多的人、甚至是整個社會喪失了根基。而且，許多人和部分政府也並不希望世界回到戰前的狀態。英國工人打仗時願為國王陛下和祖國粉身碎骨在所不辭，戰後卻再也不願苟活在舊的階級體制下，他們在希特勒倒臺僅僅兩個月後，就投票把溫斯頓·丘吉爾趕下了臺。約瑟夫·斯大林也無意讓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恢復任何自由民主體制。即便在西歐，共產主義也被包裹在冠冕堂皇的「反法西斯」道德外衣下，使不少知識分子都將其視為比舊秩序更可行的替代選項。
在亞洲，處於萌芽階段的變革比歐洲來得更加民主。印尼人、越南人、馬來人、中國人、緬甸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看到，同樣是亞洲國家的日本把西方殖民主義列強羞辱得體無完膚，從此就徹徹底底摒棄了西方無所不能的觀念。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會迎來重塑。與此同時，跟德國人一樣，日本人在見證了領袖狂妄自大的迷夢化為泡影后，也心甘情願地接受了戰勝一方的盟國佔領軍軟硬兼施塞給他們的變革了。
戰爭時期，英美兩國的女性投身勞動大軍，她們再也不甘淪為「賢妻良母」，放棄經濟獨立。當然了，許多女性依舊在家相夫教子。這和殖民地贏得全面獨立是一個道理，都是循序漸進的過程。人們一方面抱有想要回到過去「正常狀態」的保守想法，另一方面又期盼變革，從頭再來，希望建立不再有毀滅性戰爭的美好新世界。兩種想法不停地作著較量。希冀源於真誠的理想主義。國聯未能阻止二戰爆發，但這沒有打消一些人的理想主義。於是，到了1945年，他們轉而寄希望於聯合國能維持永久的世界和平。後來的歷史發展證明了這些宏願如同想要把時鐘往回撥一樣，只能是人們的幻想。不過，這一事實並未削弱理想主義者的力量，或者一定就矮化他們的目標。
戰後1945年的歷史從某些方面來講是個很老的故事。古希臘人清楚地瞭解人類復仇渴望所潛藏的巨大破壞力，他們的悲劇家濃墨重彩地表現了血仇如何被法治所消解；靠的是法律審判，而不是冤冤相報。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關於人類東山再起之夢想的歷史記載均是汗牛充棟。基於嶄新理想的社會，將屹立在昔日戰爭廢墟、如今的建築空地之上。不同於人們所認為的那樣，類似觀念往往並不新穎。
我本人對戰後初期的興趣部分源於時事政治。近年來，我們見慣了寄託著推翻獨裁者、建立全新民主國家這一宏願的各類革命性戰爭，但我主要還是想走進歷史，讀懂我父親和他那代人身處的世界。這麼想部分是因為對家長經歷的好奇是孩子的天性，隨著孩子長大，年紀超過同齡時期的家長，這種好奇心便愈發強烈。而如果父輩經受過苦難的考驗，後人對此只能憑空猜想的話，好奇心則尤為炙熱。
但是原因不止於此。父親差點在戰爭中送命，他作為一份子在戰爭廢墟上重建起來的世界是我輩長大成人的世界。我生活的年代是父輩理想所孕育的產物：歐洲福利國家、聯合國、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義、歐盟。除了這一面，1945年締造的世界也有其另一面：共產黨在俄國和東歐推行專政，毛澤東在國共內戰中異軍突起，還有冷戰。
我們父輩創造的這個世界大體上已經灰飛煙滅，或正在高速解體，分崩離析。當然了，在最後一次世界大戰波及的幾乎所有地區，如今的生活在物質條件上都要遠遠優於1945年。人們最害怕的一些事終究還是沒有發生。蘇聯帝國崩潰了，冷戰最後的戰場是朝鮮半島，差一點就落在狹窄的臺灣海峽。然而，就在我寫作本書的時候，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討論西方的衰落，西方既包括美國，也包括歐洲。如果人們在戰後初期的一些擔憂已經減輕了，那麼同樣消逝的還有夢想。如今很少還會有人相信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能保障永久和平，甚至也不再相信聯合國有能力阻止武裝衝突。原先對於社會民主體制和福利國家的種種願望——這是導致1945年丘吉爾下野的直接原因——如果還沒被扼殺殆盡的話，也已經在意識形態和經濟約束的夾擊下遍體鱗傷。
我對人類以史為鑑的看法一直將信將疑，至少從認識到過去的愚蠢行為可以防止未來再犯同樣錯誤這點來看，我的質疑不是沒有道理。歷史歸根到底是一門闡釋的學問。對過去的錯誤闡釋常常比愚昧無知更危險，對舊傷口和仇恨的記憶又會點燃熊熊烈火。話雖如此，但還是有必要搞清楚過去發生了什麼，並且試著加以領會。因為不搞清楚的話，我們就無法讀懂當下的時代。我想探尋我父親經歷過什麼，這能夠幫我瞭解自己，甚至瞭解所有人，因為我們都生活在過去長長的倒影中。
（本書簡體中文版即將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理想國近期出版）
————————————————————
《遙遠的橋》（abridgetoofar），1977年拍攝的戰爭片，描繪的是盟軍在荷蘭遭遇的最大挫敗。
作者注：為避免誤解，在此需要提一下，荷蘭的門諾派教徒和他們在美國的教友有很大區別。荷蘭的門諾派非常進步，對其他信仰不牴觸，而且也不崇尚遁世。反觀美國和德國的門諾派則不是這樣。因此，穿著老派的黑西裝、留著大鬍子的人來奈梅亨拜訪我祖父時，總會造成幾分尷尬。
著名的德國指揮家。
典型德籍猶太人的姓。
典型猶太人名。
即喀秋莎火箭炮。
dachau，德國地名，曾經是大型集中營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