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老頭也多，我在圖書館碰到一個大爺，我幫他修了修他隨身帶的有五十年曆史的伊朗國產磁帶錄音機，圖書館的磁帶繞到了裡面，但我因為少年時玩打口帶的經驗，成功地幫他盤出來，老人抱著我的腦袋啃著悄悄話，談阿維森納，「西方從他那學了那麼多，如今和伊朗卻是敵對的軍醫關係」。
「您是流亡者嗎？」在圖書館坐下就會有流亡者主動靠近你。
「不，我不是，我來這裡看女兒，女兒在這裡大學學建築。」——他是一個醫學院的神經外科教授，難怪他誇我解磁帶時說：「你的手術很成功。」其實他是在蹲移民監，女兒嫌他礙事，於是老人每天出來晃悠，混跡於多倫多各圖書館。我再沒有見過他。
這批知識階層的伊斯蘭人似乎和近年這幾批中國移民同時抵達，但他們在擺脫國家，其中有一些人還試圖擺脫宗教，我看見多少簇新的女人面孔，明顯是剛取下面紗沒多久。對更少數更極端的人來說，宗教則是流動的監獄，阿富汗一個受迫害的著名青年男同性戀，來多倫多也寫了一本狂野地控訴他少年時代因性傾向而被迫逃亡土耳其的書，內容卻與政治無關。流亡者愛在多倫多寫一本書，然後去過平常人的生活。但我沒有這樣一本書可寫，沒有這樣一本額外的書可寫，我所寫的——
其實是我能寫的，都放在一種複雜和曲筆裡，似乎全寫給了、交給了中國。為什麼我曲筆用盡卻沒有多餘的話可說似的，似乎還得在海外重新積累各種動機，愛與恨？
難民、移民、被迫的流亡者在這個奇怪的國家看起來生活都一樣：找工作，學車，幾年後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白人朋友，後院bbq，只是回憶和噩夢和失眠不同，但這位同性戀者仍受到本地阿富汗社群的排斥。
中國移民中呢——看見最多的是中學、大學留學生，加上國內掙夠錢準備來隱居的中老年人，為低等工作而掙扎的沒有掙夠錢的窮中年人則還在上夜班，中間卻也缺少過渡的一代，中間一代仍在中國，在心理平衡的另一側，仍然年輕，也不再青春。
滯留在家庭旅館裡，我附和著富足的中老年移民，和他們談大房子，談車，談房車，談學車，談話之間，他們竟然就迅速地出去學了駕照回來，迅速地出手買房，買車，買房車，而我還在遊手好閒，思考著第一篇向國內發的稿。人們的內心正是這樣，由剛來時的患難感，漸漸疏遠。
我之所以離開中國，一個原因就是想逃避——為什麼中國移民集體生活的氛圍只有商人和商人眷屬的氣息，為什麼中國人眼裡的中國人要麼是商人，要麼是公務員，要麼就得是公司白領，剩下就是農民工的形象。因為時差，半夜是和國內聯絡的時候，老闆們在客廳裡，穿著睡衣工作，白天太太們忙著到處看宅子，晚上老公們遙控著中國的跑腿小張、小王、小李……但有一天深夜，男女們都驚恐地起身奔走相告——國五條，20％的房產稅，似乎又一次把所有窮富移民和遊手好閒的作家團結在一起，並且不再那麼思鄉。
我可以向讀者坦白，卻愛面子地不願在同屋的房客面前承認——因為國五條，我在中國的樸素房子將會更加賤賣，我在中國買的房子是失敗的——因為它的初衷其實不為了升值，而在於避開喧囂的人群，潛意識裡尋求永久的偏僻之地，這使我的投資得不到市場的虛榮認可，被虛榮的地段論蔑視。這種失敗也證明我會在加拿大繼續努力謀生。
當集體廚房裡飽脹著闊太太們買房子的激情荷爾蒙，共看一幢屋，我頭腦裡卻有一本叫closertohome的畫冊，加拿大攝影師terencebyrnes拍的加拿大作家的肖像影集——
他要求作家們在家裡拍，他們住得並不好，狹窄的公寓，有的與人合租，比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作者，屋子亂糟糟的，有的過於單調，只有茶几上的廣告冊有一點顏色，我感到親切，我在北京的家也是如此，搞文字的人就該疏遠裝潢學，有的屋子是病弱的老作家在老屋裡等死，還有小房子加蓋成大房子的，木頭釘木頭，其實隨時可能崩潰。
但我說起這些，和中國同屋們就難有共鳴，當我說到本地作家的清貧（或有錢也不奢侈），同屋們就會說蒙特利爾的人窮酸到一天只花一塊錢買點餅乾，這樣怎麼刺激內需呢？中國人對這些「魁瓜」是鄙夷的，但蒙特利爾這些犄角旮旯裡卻有許多藝術家隱居著。這本畫冊的審美，不在中國買房者的審美里。這是華人視野之外無法接受的生活。
我們也見了我過海關時說的「表姐」，她六十歲了還排每天滿滿的課，疲於奔命——難道1980年代加拿大對中國人優待的留學專案，就像庚子留學，其實是場終身高階勞工圈套？但真正的原因恐怕在於：北美大學「嬰兒潮」一代教授仍是學院中堅，他們被無限制挽留，越來越多「被終身教授」（dr.see-my-body-in-classroom），因年輕師資跟不上，是否意味西方知識分子的斷層？
來來去去的過客中，小丁是個很乾練的女生意人，在國內做鋼材生意，想在加拿大找投資專案，昨天，有一個華人地產公司的老闆，來旅館瞭解大家買房子的意向，順便潑了小丁冷水：「中國人來這裡就是享受生活的，你不要繼續想在這裡創業。」——他意思就是說是來花錢、來保值的，於是，任何談到理想抱負的談話，都會轉移到孩子那一代身上去，彷彿我們這一代人，在這裡仍然想奮鬥，是錯誤的，於是我的世界感的寫作夢想——無論是詩歌，還是什麼非虛構不虛構的——就更難以讓這些中國人理解。
保險員老周的形象也讓我難忘——進門時下著雪，這黑瘦的山東小個子，穿著黑呢子大衣，鋥亮的皮鞋，拿到我們的小單子似仍有些開心，出門差點滑倒在雪地裡，他正是像《北京人在紐約》裡王啟明那一代老移民，正是這些老移民填滿著華人服務業。
看過一些可長租的房子，其中有個十七歲房東女孩的形象也讓我難忘：她才上高中，和讀小學的弟弟生活在多倫多，父母在國內掙錢，也委託她張羅出租家裡在本地的好幾棟房產。早晨，她從一輛巨大的牛頭商務車裡走下來，帶我們從她家一個房子的雪地走向另一個房子的雪地——聲稱不怕冷的紅秋褲、凍紅的小臉、純潔又機警的無表情、適於iphone鏡頭的瓜子臉，電話裡對父母頗有命令口吻，這早熟而世故的高中女生，會是我未來的女房東？
中國大陸的移民，普遍有點厭煩土生的華人文化——那種古老的華南文化、香港商業文化先入為主奠定的氣息，大陸新移民似乎蠻嫌棄土生華人唐人街那香港小市民的魚肆味道，廣東話在我們看來，似乎是一種降格且難以自拔的自我限制的語言——甚至97年時移民來加拿大的香港人也和唐人街是隔閡的。同樣是華人，不同的年代背景，已存在著隔閡，作為世界公民的華人未來的主流文化究竟會是什麼樣，末流又是什麼樣？海外華人文化會有一次自己的復興嗎？
這真是個移民為移民服務的地方，儘管老移民可能會欺負新移民，但總的來說，他們還像新移民周身的一圈救生圈，你最需幫助時還是會想起他們更像自己人，他們額頭的皺紋就是他們先來這裡積累的滄桑經驗，如今出賣給你作為服務產品，作為層層緩衝。但我內心不可告人的真實想法卻是，既然來海外，就不能只依靠這點華人人口。
我又想起那本畫冊裡，劇作家davidfennario——一個加拿大布林什維克，還在寫左拉風格的工人運動小冊子，慫恿工會，我什麼時候去訪他，但正如我從華人那兒能找到什麼親切感嗎？我，一個從小在共產主義教育下長大的中國移民，能在一個加拿大布林什維克那找到什麼親切感嗎？這是精神進步還是倒退，這是悲憫的停滯，還是對未親身經過的烏托邦仍存幻覺？照片中混亂的房子裡，他只是顯得更冷酷，更兇狠，更想行動而已。或許我能開導開導他。
憑我記者的經驗：剛到一個地方，先要多聽多看，再逐漸清晰自己的聽和看，再逐漸去聽自己和看自己。不過這次要陷得更深，要在這裡開始生活。在一個正常社會，有很多關於國家這公器的知識要學習，這就是在學習自由地生活，哪怕包含著自由地異化。我傾聽。
但總要選擇、取捨——經過一些遠足考察，經過一些閱讀，經過家庭旅館裡的急欲享樂、退休卻焦灼的群體氣氛，尤其是週一到週六晚飯時過客們充滿痛苦互相打聽隱私進度的寒暄，尤其是深夜關注著祖國的地震、流感、人的境遇，微博上那流水賬一樣自我拋逝的社會讓人通夜不睡的焦慮——星期日去教堂，總能讓人找到心靈的平靜，對「柳樹屯」（willowdale）教堂，我們一家產生了莫名的依戀。
到達三週後，我們把未來一年的生活範圍確定在這個狹窄的教區，孩子上了教區裡的小學，我們穿過北極，來到加拿大，終於在多倫多城北的白領區——北約克，這些百年老房子的區域裡，落入一個教區的「狹窄」——英語裡是「parochial」這個詞。「柳樹屯」也是約克小城最早的殖民拓荒點，有兩百多年了，我喜愛鎮中心鬧市的那片墓地，有一位1901年去世的年輕妻子名字叫dance——舞、舞、舞……
老卡爾永遠期待見我，不停矯正我的英語，他父親曾是大瀑布邊上的一個小鎮好幾所中學的董事會主席，他身上有他父親的影子，或者好為人師的鬼魂，這是個典型的wasp老頭。「subtlety」——關於兩黨政治，卡爾和我談到這個詞，在教堂的聯誼室裡，我們下次該談「sublimity」了。今天在教堂裡，開始有點明白我在尋找什麼，推門走進去就是崇高的氣氛，讓我喜歡，在復活節日唱起thinebetheglory，忘了一切雞賊的華人談話。
但晚上教堂的esl老師卻是一個不自信的黑人老伯，讓我想起在中國念大學時，那位節儉而難以說出一句真話又怯懦地從沒有走出書本的古漢語老師——黑人老伯的教材內容，則是一個窮苦的esl老師的真實故事——一個單親孩子如何失學，從農場跑到多倫多的城市，但她並不成功，如今也只是一名清貧esl老師。
我們的牧師——29歲的女同性戀牧師莎拉正在消耗她年輕的經驗，故事越講越小，就和我媽包的餃子一樣，越來越小，也許有一天，這真是一個純真女孩的流水賬都來了，還包括她在facebook上貼的麵包烘培經驗，總有一天，她的經驗不夠用來覆蓋《聖經》，但她聲音甜美，讓我享受，也讓我忘記華人圈裡雞賊的談話。莎拉今天講的關於露營的佈道，幾乎是很啟發我的詩，啟發我晚上寫一首《露營》：……是誰帶我們來這裡，讓我們觸碰，這高草，與河流……我難道不是在家庭旅館裡紮營的卡扎菲……莎拉在秋天和她的新娘羅倫在完婚，在教堂舉行了新娘秀，讓這裡的孩子開始開啟了擇偶觀念：女人可以和女人結婚。卻並未觸類旁通。但莎拉的事也許是教堂唱詩班裡中國科班出身的花腔女高音退出的原因，似乎是迫於華人基督徒圈子的壓力——傳說他們仍視同性戀為罪。但柳樹屯聯合教堂則以此證明它是一個高度包容的地方。
莎拉的佈道也不拒談死亡，她談起最近鋼琴師迪安的父親的葬禮：「主持這場葬禮，對我是很營養的經驗。」——來自牙買加的移民鋼琴師迪安則打趣說，父親的葬禮上，他發現家族裡這麼多能rap的。復活節這天，紙箱做的棺材開啟，氣球飛到天花板上，棺材是空的，這也很讓人開心。抬棺材是完全的喜劇，沒有一點悲傷，我感到單純的快樂，這時，我們——忌諱談死的亞洲人加入進來，快樂更膚淺，深層卻仍是我們對死亡話題的畏懼。
我記得，旅美英國作家馬丁·艾米斯（他是金斯利·艾米斯的兒子，他的童年——好容易從父親和詩人菲利浦·拉金憂鬱的精神同性愛的陰影解脫出來）形容紐約布魯克林：「美國人連問好都要說成個笑話打招呼——陽光下，懷孕女人，孩子，嬰兒車，都顯得無辜，對，就是無辜。」但世界移民的湧入，似乎讓社交場合抑制了幽默感，笑話變少了。
但我開始努力聽懂些笑話，wasp老人們認為這是很難得、很讓他們感動的努力，我也開始知道「mars」是復活節巧克力不是火星，知道「smore」其實是一種讓你總想「somemore」的餅乾。我想，這不算諂媚，我的確不能滿足於只有膚淺的共同語。
六七年前，這個教堂還是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氣氛，現在是多文化的聚會。在這白人社會，有兩種白人區，一種是沒有做好鋪墊，你闖進去，別人覺得很奇怪，於是你就成了個怪物或者寵物，一種是早已做好鋪墊，你闖進去，被接納為一個正常移民，「柳樹屯」教堂就屬於能讓我在其中正常存在的白人堆。
教會里的朋友告訴我，教會里這些老人其實已經「很老很老，而非一般老」，我聽了一驚，彷彿交往的人其實是幽靈。他們或多或少與二戰有關，有的是英國戰爭新娘，有的是二戰從納粹德國因饑荒逃到丹麥難民營的日耳曼人——難民營給她的禮物之一是每到一個新營地就學會新一批多國語言，噩夢之一是她至今不敢在任何檔案上籤自己的名字，多由丈夫代簽，簽名意味著再次被出賣到哪裡，兩年前她丈夫去世了，她必須學會自己簽名，但八十多歲了，剩下的人生，也許剩不了太多名要籤，去年送孫子一本書做聖誕禮物，孫子定要她在書上簽名留念，下了很大決心，終於打破障礙，簽下自己的名字，她說：「那字跡好陌生，就像別人的命運。」
2013年復活節後的第三個週日，這裡最老的、雍容華貴如19世紀法國貴族或者藝術家庇護者的老貝蒂又來教堂了，她故去的丈夫竟然參加過炸沉u型潛艇的海戰，二戰幾年每天提心吊膽惦記丈夫。她說真好——你們外來者能傾聽我們陳年的苦，加拿大人不是隻會表面上樂呵呵的。
對我來說，這些自由的老人卻很可靠，很溫暖。這些銀髮、褐發老人的面容在我一箇中國人來說很難區分，我深深地恐懼自己的「面容失認症」，但就在這周裡，我還沒來得及記住的另一位貝蒂——上文所說的這位日耳曼難民——就悄悄在我們當中去世了。
於是，在我後來在教堂意外找到生計之前，我們先感受的是生命，這是讓中國人對死亡達觀起來的重要一課。我一向反感中國殯儀館裡的嗩吶和號哭，現在這裡的死亡讓我寧靜地預演生命中將經驗甚至將隆重主持的親人的死，就和牧師莎拉一樣。還有一次，我在圖書館聽了多倫多大學一位專門研究「靈魂外質」的靈異照片的博士的講座，現場的氣氛深信不疑，提問環節沒有一個人持「打擊偽科學者（debunker）」的態度，人們很自然地繼續相信鬼魂，這是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時至今日在一個後現代社會讓人意外的延伸，也許正是人們不怕死亡的原因。相比之下，唯物主義者也許最害怕死亡，越相信物質不滅的人，越相信人只是物質。
而每隔幾周，柳樹屯教堂就可能死一位老人，於是我們像一面經受著殘酷的死亡教育，一面被這些死亡拖拽著逐漸融入加拿大。
————————————————————
「argo」來源於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時期的一個典故。1979年，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被剛剛取得伊斯蘭革命勝利的伊朗人團團包圍，66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為人質長達444天。期間，一名中情局特工託尼·門德茲策劃了一個營救方案，偽裝成一個電影製片人，6名外交官則謊稱是和門德茲一起的劇組工作人員，成功地將逃到加拿大大使館的這六人帶離伊朗。在營救過程中，門德茲稱正在拍攝的電影叫「ar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