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部門領導，表態總要和中央一致，不僅要講不可以，還要講出不準的道理。但心裡怎麼想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幾個知道他推進方案有多積極，設法撕開口子。」段應碧說。
改革不夠徹底，諸多妥協，但年輕人後來認為，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識形態，波瀾不驚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他們都記住了杜潤生的一句話：「中國的事，不在於你想要幹什麼，而在於只能幹什麼。」
七
「如同金子般閃亮」——回憶起這段時光，八十一歲的姚監複用了這樣的詞彙。在他看來，農研室之所以能真正去做事，和它擺脫了利益關係密切相關。「管人財物，必然產生部門利益。農研室不管人財物，沒有部門利益，是站在全國的角度考慮問題。」
「總理曾批10萬部卡車，讓農研室轉給農村。我跟杜潤生說，差價很大的，一輛就是多少萬。能不能留1000輛指標作機動？他說不留；我說留100輛呢？他說不留，一輛也不許留，全部分下去了。」
當九號院突破了意識形態和部門利益的束縛，它催生出的一號檔案便迅速結出了改革成果，1983年，農民有了「創世紀的大豐收」。它的成功促使更為困難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啟動了。
一年後，《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釋放了訊號：「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年的莫干山會議貢獻了「價格雙軌」的改革方案。這是年輕人和高層改革者繞過官僚體制高牆的又一次遇合。農研室的王岐山和發展組的周其仁、鄧英淘等人都加入其中。不久，他們就正式成為同事。
1985年，改革不斷深入擴張，發展組也隨之解體。張木生等人去辦《百業資訊報》。陳一諮帶了一批人籌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為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出謀劃策。陳錫文、周其仁、鄧英淘、杜鷹等人則留守農村研究，編制轉入農研中心。1986年，杜潤生為他們成立了農村發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長，陳錫文是副所長。兩年後，陳錫文和杜鷹、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長，王則去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任總經理了。
「為什麼王岐山後來轉到金融界？」1986年進入發展所的王振耀分析，「因為在發展所時，他去和世界銀行談幾億美元的貸款，啟動了中國農村改革試驗區。剛開始，世行準備把那筆錢貸給別的國家，岐山領著五六個人的團隊，一筆一筆、一個一個跟人家談判，談完之後世行代表知道中國改革有希望，決定貸款應該給中國。」
80年代中後期，王還擔任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他很少發表署名文章，說自己就是提供平臺的。在這個平臺上，周其仁更像是學術權威，「周其仁評價高就意味著獲得大家肯定」。1986年進入發展所的王振耀回憶，當他的一篇文章受到周「很高評價」後，王岐山也肯定了他，一年內將他提為非經濟分析室副主任。
發展所成立之初，戴小京也被借調過去。戴還是學生時，就曾參加過發展組一些調研活動，成了外圍組員，他暗想畢業後一定參加他們的事業。現在，終於可以和陳錫文、周其仁、杜鷹一塊學習憲法、讀書討論、做調研。
王岐山「歷史感很強，喜歡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並不輕易發表看法」，更愛推薦書目。王振耀記得王岐山推薦大家讀吉田茂的《激盪的百年史》，經常在一起反覆讀。戴小京則記得，發展所建立之初，全體人員都在讀《日本和俄國的現代化》，分開章節分頭閱讀，之後每個人都要講解和討論。
影響戴小京的一個觀點是，「改革剛剛取得突破時往往比較順利，也比較容易凝聚。但社會系統有些部分變得快，有些部分變得慢，快變數和慢變數遲早會發生摩擦，進而拉扯，甚至引發劇烈反彈和震盪」，讀到這裡時，有人開玩笑說，「沒準得搭進幾屆政府」。當時誰也沒放在心上，多年以後回顧往事時這個意味深長的細節才浮現上來。
讀書會一結束，大家就下去調研了。又是為下一年的一號檔案作準備。但1987年1月1日這天並沒有釋出農村檔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再過不久，胡耀邦辭職了。
這年的農村檔案是1月22日下發的，編號為五號檔案。學者陸學藝注意到，這個檔案和前面的寫法有所不同，對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一系列指導檔案作了簡要總結，像是告別演說，亮明心跡，祈望未來。
八
問題從1984年開始變得複雜。農村改革開始與城市利益息息相關。這一年，農研室提出改革糧食統銷統購制度——1953年建立這一體制，是為了低價收購糧食，以支撐工業建設。
當杜潤生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談起這一設想時，姚依林對他說：「老杜啊，讓農民作點額外貢獻，這種體制恐怕得維持下去。」杜潤生說：「作貢獻我不反對，但應貢獻到明處。5％的土地稅可提一兩個百分點，其他都平等交換，以有利於激勵生產。」姚依林說：「時機成熟可以這樣搞。」
這一年大豐收帶來糧食賣難、存難、運難，剛好是個契機。他們著手改革統購統銷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合同收購和市場收購。這形成了1985年一號檔案的主要內容。可1985年糧食出現大減產，隨之而來的是糧價上漲、搶購恐慌，以及激烈的幹群衝突。
事後看來，杜潤生認為「大減產」另有原因，簡要歸納有三：一是連年豐收的農民發展多種經營，轉移了投入方向；二是政府對大豐收準備不足，採取了購糧「打白條」和拒購行為；三是改革統銷統購制度時，合同制的細節不夠科學，不能鼓勵農民繼續生產——在當時，這成了一些人否定農研室的證據。
這些人竊竊私語，說包產到戶走到了盡頭。趙樹凱觀察到，從上層到外界對於九號院有了質疑，甚至是激烈批評；農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種僵局，九號院似乎有找不到北的感覺。「在餐廳吃飯，或者在班車上，聊起下一步的改革，明顯感到改革著力點不甚清晰。」
五號檔案果然成了終結，之後兩年就沒有像前幾年那樣的指導檔案頒發。在戴小京看來，這已不是發一個檔案就能解決農村問題的年代了，利益矛盾日趨複雜。
1989年初，戴小京去中南海參加國務院副秘書長主持的糧食協調會，聽到有關部委和有關省區在討價還價，終於體會到「管柴鹽油米的是怎麼過日子的」。他們自然和作為改革諮議機構的農研室有所分歧：「執行部門覺得你們老影響我過日子，老想著改革，我日子都過不了，還改啥，是吧？他說我剛要把日子過好，你又改。我們則說過日子的人太保守，要你們這麼過，就過到黑去了。但終歸還是過日子的人多，一旦出點什麼問題，大家都說是我們把這婁子捅大的。」
這一年，北京像被扔進了壓力鍋。「物價闖關」已經失敗，戴小京去參加物價改革的會議時，能感到艱難的關口已經來臨。會議上，物價局的幾位局長——一個管今年的價格改革，另一個管明後年的價格，還有一個管長遠價格的，都說自己這個階段動不了。「改革」像是燙手芋頭，成了擊鼓傳花。討論起日期，又發現需要避開的「黃道吉日」太多，「元旦」不行，「四五」、「五四」不行，「七一」、「十一」不行，各種紀念日都不行，都生怕引爆這壓力鍋。正吵著，忽然訊息傳來：散會吧。
九號院伴隨著這時代，結束了。
九
多年後，趙樹凱再次經過九號院，不禁注目而視。當年嚮往作研究的秘書，如今已是著名三農學者。2006年給胡錦濤等政治局委員講課時，他想起十九年前陪同紀登奎去貴州調研，紀登奎和胡錦濤晤談的那些場景。從中南海到九號院，他時常感慨：「我是毛主席的遺少，已經落在了時代後面。」
走在時代前面的年輕人意氣風發，不曾想九號院也物是人非了。
農研室撤銷後，人員分往五個部門，人最多的是農業部農研中心，段應碧任主任，「他是九號院的承上啟下者。」魏唯說。但段應碧並不認同：「全會把階段目標、大的路子都定了，我就是貫徹，只能按照那個做。不是我想做什麼。」
1992年剛剛入夏，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混合了左右的複雜詞彙，藉助它，改革之船又被拉回了航道。不久，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以填補九號院撤銷留下的空白。段應碧主管辦公室工作，手下只有七八個人，辦起事來常常捉襟見肘，後來乾脆把陳錫文調了進去。「他是年輕人中拔尖的一個，挺能幹，沉穩、不偏激」。
魏唯1990年代初去參加一次座談會，滿眼都是舊同事，大家紛紛議論，「農業軟科學的研究經費很有限，研究能力強的業務人員，更多地參與了基金會資助的國際研究，只拿有限的時間應對政府任務」。
農村改革的形勢卻絲毫沒有變得輕鬆。財政「分灶吃飯」已實施五年多，財權過度集中到中央，全國兩千多個縣級政府有一半入不敷出，稅賦全壓到了農民身上，農民自殺、衝擊鄉政府……段應碧不斷聽到這些訊息。
1993年人代會上，他們提出增加農村財政撥款，改善教育和醫療條件。「那就加點吧，實在看不下去了，幾乎每個領導都是這個看法。正說呢，不行了！」說到這兒，段應碧停下了手中的香菸，「美國向伊拉克發射巡航導彈，從煙囪鑽進去，在一樓爆炸，百米外新華社記者所在的酒店卻毫髮無損。這個太厲害，咱們沒有點東西不行，要搞殺手鐧，就要錢。當時只有3500億元的財政，怎麼辦？」
預備給農村增加的撥款只能作罷。那些年裡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陰影還在飄蕩。電視裡的中國將軍再也不誇耀戰士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興奮地介紹更換了多少新式武器。
撂荒了耕地的農民投身城市「盲流大軍」，出現在所有可能的街角和天橋。而國企改革正造就著史無前例的失業人口，1995年城市中有564萬人衣食無著，250萬人領取救濟金——就業機會首先屬於城市失業者，對於驅趕和收容，農民工只能選擇忍受。
「80年代的改革是意識形態之爭，觀念變了就行。但是90年代的改革是城鄉利益的博弈，城裡人自己都解決不了，哪個市長能提出‘善待農民工’的口號，就算不錯了。」段應碧似乎覺得有些片面，掐滅了菸頭補充說，「道理都知道，你當個家試試？」
「1996年就醞釀取消農業稅，但不能對外講，講出去就通不過了。只發了個九號檔案，說了一句，稅費改革，分兩步走。第一步先取消農業稅以外的其他東西，全國都搞了，中央檔案還是叫試點，因為地方都不同意。」
十
段應碧和陳錫文還想把農民工問題寫進中央檔案，一番激烈爭論後，往往只留下聊勝於無的一句話。而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設想，從一開始就遭到公安系統反對，他們說城市中一半刑事犯罪都是農民工乾的。「我們當時給領導送材料都說，憲法沒授予這個權力，說到這個程度了，司法部門協調不下來，因為涉及法律修改。」
趙樹凱體驗過小菜販的艱難，知道收容所裡的毒打和強制勞動，「為什麼農民總被犧牲？那麼多中央檔案，國務院一次一次會議，卻沒有農民的聲音，農民為什麼成了局外人？」
中農辦儘管是農口重要機構，卻也是「大局」的一部分。90年代改革重點已經轉向城市，市場經濟制度、金融改革、國企改革，重要性都排在農村之前。九號院創造輝煌的背後，是歷史垂青，是高層重視，而在後一個十年，利益博弈的格局中，農村與農民處處落敗。「沒往後退已經算不錯了。」段應碧說。
2002年以後，城市下崗潮消退，社保體系初具雛形，藉著「孫志剛事件」的輿論環境，「我們順勢做文章」，多方合力，終於廢除收容遣送制度。此時，中央財政逼近兩萬億，「以工補農，以城帶鄉」，之後是取消農業稅，政策轉變之下，鄉村開始恢復生氣。
「小產權房不合法，不是對農民集體所有權的歧視，是因為土地規劃不能建房。」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階梯教室裡，我們見到了陳錫文，教室旁走道里擠滿了學生和記者，有人未經許可就站起來喊出問題，陳錫文一一作答，聲音不大，似乎所有問題都不足以挑戰他。
講座結束，二三十人朝講臺湧去，將陳錫文團團圍住，三名助手不斷提示「對不起，讓一讓」。第二天，他說過的話就佔據了報紙的顯著位置。
接任中農辦主任以來，他的聲音屢屢出現在媒體報道中：痛批農地增加掛鉤，聲討「農民上樓」，反對突破耕地紅線改變農地用途。在他背後，城鎮化的機器轟然作響，每年有2100萬人湧進城市定居，房地產瘋狂生長，土地供應日益緊張。隨著城鎮化成為當下中國的焦點，他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市長們絞盡腦汁想出各種經營土地的主意，都被陳錫文識破和抨擊。一次調研中，一位地級市領導告訴陳錫文，準備用三到五年時間把所轄村莊全部拆遷，省出100萬畝建設用地。
「哪來這麼多錢？」陳錫文很驚訝。
「100萬戶農民讓他住樓，至少省出70萬畝地，50萬一畝就是3500億，100萬畝就是7000億，什麼事幹不了？！」
「你真是了不起，將來出了問題哭都來不及！」
陳錫文阻力重重。「市長們反對他。說他是農民代言人，擋住一些人的財路了。」一名受訪者說。
自由市場派學者批評：沒有人比農民更瞭解自己的利益所在，把土地分給農民，賭了、賣了，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是你孩子，你管什麼？沒有糧食，可以從國外買。
陳錫文則認為，農民工並沒有真正成為城裡人，教育、就業、社保都沒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條退路，一旦城市經濟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2009年的返鄉潮就是例子。
在農民無法自發組織的時候，70年代末的農委、80年代的九號院、90年代至今的中農辦，其人格化形象是「家長式」的：它知曉利害關係，掌握著進退機宜，必要時顧全大局。
「應不應該把農民當作最重要的政策決定力量？」趙樹凱問。7月接受我們電話採訪時，他正在美國一所大學訪問，在檔案館見到了80年代改革的歷史文獻。為什麼贊成和反對包產到戶的都是同一撥人？他的答案是：「九號院其實是高層政治的工具，它之上還有一種力量，那種力量告訴九號院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
可他又產生了疑問：「那種力量的依據又在哪裡？」
十一
1980年代末的春夏之交，戴小京走在沸騰的北京街頭。被要求檢視證件，他猶豫了一下，但還是掏了出來。
「我當時羨慕開大卡車的，全國到處跑，就想將來開大卡車去。」在等待的日子裡，戴小京計劃未來，還開車到天津幫同學拉魚，「有錢就給我點錢，沒錢就給我點魚」。
就在準備遠離體制去過率性生活時，一位領導打來電話說，「你也晃悠夠了吧？總還得為國家繼續做點事吧。」於是戴小京就被介紹去見王波明，到當時叫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他的新角色就在這裡。
這基本是一家民間機構，市場化運作。戴在這裡除了參與中國資本市場創立、創辦《證券市場週刊》外，還一度被派到廣西北海籌建證券業培訓中心。結果他就在那裡蓋了個酒店，連經營歌廳和夜總會什麼的都幹了。離開體制，戴小京自嘲說變成迎來送往的「地陪」，感到些許失落，他時常想起九號院的時光，想起二十七八歲時帶著工作小組去實驗區指導工作、給地方几套班子領導講話的情景。「那時很自以為是啊。」說完他又換了表情，「當然，從政肯定沒我現在過得自由。」
與戴小京同時，何道峰離開了體制。「我覺得這樣下去找不到生命的樂趣，那個時代讓你覺得，政治上你對這個國家有什麼用呢？我看不出來。」下海後，何道峰成為中國最早涉足房地產的商人，不斷收購瀕臨倒閉的國有企業，如今已是成功企業家。
見到何道峰的那天晚上，他約了同一個小區的三名業主，商量怎麼應對業委會的違規選舉。幾天後，他聯合一百多名業主要求暫停選舉，重新修訂業委會規章，候選人要進行書面演說。
「九號院出來後我落下了病根，有改革情結，所以我走到哪就想改革到哪兒。」1999年，何道峰以志願者身份成為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取消基金會的事業編制和行政級別，首次將官辦組織改成民間社會組織。
「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他們先是專制或威權政府，搞市場經濟化後搞社會市場，最後水到渠成地搞政治變革，中國只能走這個路。」小到社群維權，大到扶貧基金會改革，何道峰習慣了用宏大的歷史視野去審視。他逐漸否定了時髦的「頂層設計」，即便是九號院時代的改革模式，他也認為已經結束了，「不會再回到那個路線了，我也已經翻過那一頁」。
伴隨著80年代的落幕，政治權威也開始消散，中央與地方、城市與農村、部門與部門，各自計算、各自追逐，中國政治的邏輯悄然改變，「檔案治國」再無可能，改革的圖景等待著重新書寫。
「現在，上級精神對於我們不再重要，除非這是個直接給錢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鄉鎮收入，上級無論什麼新精神，對於我來說都是白費精神。」去基層調研時，有鄉鎮黨委書記直截了當地告訴趙樹凱。他發現，「許多政策檔案，上級怎麼寫，下級怎麼寫，如法炮製，層層轉發，轉發完了往往一了百了」。
複雜和堅硬的利益格局下，沒有人具有統攬一切的權威與智慧。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變革的契機並不在廟堂，它只能從社會的肌理中緩慢生長——社會組織、市場化媒體，也許正是這肌理的一脈。
十二
戴小京如今是聯辦常務幹事，財訊傳媒集團總裁。1992年以來聯辦陸續創辦了《證券市場週刊》、《財經》等二十多本雜誌。2012年12月6日，《財經》雜誌副主編羅昌平決心實名舉報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他發出微博後，很快收到戴小京簡訊，「昌平啊：務必剋制啊！」平時被認為鎮定、氣場強大的戴小京，少見地使用了兩個「啊」。羅昌平意識到：這一次他真的有些急了。
第二天，兩人約在公司附近吃午飯，戴小京問了舉報的來龍去脈。「很難想象，換一家機構我會遭遇什麼樣的下場。這種寬容既看到了杜老魅力的影子，也更多源於他們大風大雨的經歷。」羅昌平在回憶文章《打鐵記》中說。
《財經》雜誌曾經遭遇的風浪，也許讓羅昌平對戴小京的反應早有判斷。
「你沒有壓過稿子嗎？」我問戴小京。
「怎麼可能沒有過，我再怎麼跟你保證我們不干涉，你也不能全信。但是反過來說，我們如果真是天天干涉，能有這個雜誌嗎？一年到頭，不會超過一兩次。今年以來肯定是零。不定期的，我們會開個會說，大家得悠著點，注意建設性。如果我要說什麼，會在事後。通常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新聞操作的規範問題。」
接受現實，誠懇地面對存在的合理性，戴小京的回答暗暗地吻合著九號院時代的行事風格。自認為是「改革者」的他，對於隱蔽的風險很敏感，運用著「界限的藝術」，既保全自己又能有所作為。當然，他會傾向於表達「雜誌只是一個生意」，有時又難掩驕傲，「《財經》雜誌還是挺有影響吧，在改革問題上這本雜誌是有使命感的」。
關於「界限」，他每天都與之共處。每天早晨醒來，九號院的那個自己就跟著甦醒，很自然地「關心起13億人的事」，很快又告訴自己——「還是先關心關心公司1300名員工的事吧！」
「我不想要特別硬，我想的是橡膠那樣子，不軟不硬，才能在金屬和石頭之間起個緩衝作用。越是多元化的社會，越是高速變遷的社會，越需要這種緩衝。首先你得存在，你自己都不生存了，你有什麼意義？」戴小京說，「雜誌是個平臺，也是個船，大家還得待在上頭，理想主義最後也得紮根於現實。都說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因為有個藕在底下，哥兒幾個別把藕給忘了。」
看似遠離了政治的場域，細究之下，是在培養公民社會空間，仍與政治互動。不過，中國扶貧基金會的轉型路徑少有複製者，《財經》的存在也被稱作一個奇蹟——這既證明了開拓價值，也顯示了變革之難。
這樣的路徑，似乎也是杜潤生所期盼的，95歲時他曾說，自己最希望看到兩件事，一件是土地確權，一件是成立農會。
早在80年代，杜潤生就曾向鄧小平建議成立農會。鄧小平說，共產黨代表農民利益；杜潤生又解釋，黨代表農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農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時矛盾；「好，那就看一看，三年後再說。」鄧小平回答。
一等已過三十年。
十三
7月18日，北京紫竹橋附近的酒店裡，九號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慶祝杜潤生101歲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個孩子，擺弄柺杖，拿反了手機，攏著耳朵做出聽不清的姿勢。
溫家寶、王岐山、陳錫文、發改委副主任杜鷹等人到醫院去看望，俯下身聽老人家講話，螢幕上出現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現場就輕喚一聲他的名字，「毅夫」、「錫文」、「岐山」……去年，王岐山自己開著車來參加杜老的生日會：「我是中午逃出來了，因為實在想見見你們，1點鐘必須得走。」
他們都說，王岐山始終保持著九號院的風格。
「他從不聽套話，有事說事。五句話能說清楚的就用五句話。你要說五十句，還沒到正事，你就不要說了，他不聽。就是這種風格。」王岐山任北京市長時，蔣中一去辦公室看他。王岐山說，有些人不適應，對他有意見。「我不改，我沒有那麼多時間來給他們扯這些事，留下時間我還不如多看幾本書。」
「語言系統、辦事風格，跟已經形成的官僚系統不一樣，」蔣中一說，「但他尊重這個規則，他知道多年形成，破不了。」
九號院的開放、包容、平等，無可避免地在走出的人的身上留下印記，既是個性的、思維的，也是感情的。一位受訪者見證過這樣一場景：90年代末一次會議中，周其仁發表了觀點，領導不悅，說他們無非是杜潤生的徒子徒孫。週迴應，怎麼著？我就願意當徒子徒孫。
杜潤生的「徒子徒孫」已然散落四處，九號院的故事也顯得遙遠，人們回憶它、總結它，總是帶著期望，似乎其中蘊含著某種可能。
在北京東三環附近的一間辦公室裡，翁永曦決定對我們說些什麼。當年成了最年輕副部長，羨慕與仇恨夾雜著汙名不斷襲來，他被迫離開體制，下海經商，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
他仍然保持著熱情，像三十多年前那樣，時常下去調查研究。他遞給我們名片，正面是名字，背面是電話和郵箱，沒有企業名稱，沒有職務和頭銜，只印著握手圖案。他說，結識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遠是朋友，我是良民翁永曦。
採訪到最後，翁永曦找來一段文字，要讀給我們聽。那是有記者提到「農民不能恢復成立農會，很難抵制權力侵害」時，杜潤生回應的話。
翁永曦站起來，右手拿著文章，背後的燈光隨著他身體晃動，有點兒刺眼。他一字一句地大聲讀了起來：
「林肯在簽署《解放黑奴宣言》以後，有人問他，你怎麼敢將成千上萬的黑奴從奴圈裡面解放出來，你怎麼敢，你不怕天下大亂？林肯很平靜地回答說，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僅僅是勇氣而已，可怕的是對不確定性的恐懼。」
（杜強為本文合作作者，實習生鄭子琳亦有貢獻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