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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蓮聽楊牧的課(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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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卜弼德看不起楊牧,他認為比較文學不成其為學問,不過是巧立名目。楊牧選修了他的一門課,寫期末報告時幾乎精神崩潰,自認「讀中國書以來,從未如此苦過」。結果,報告仍被卜弼德批得體無完膚。有了這次經驗,楊牧心想:「以我的鄉下人脾氣判斷,覺得卜弼德先生既然對我的研究如此苛刻,我非再碰碰他不可,要使他知道我們念比較文學的並不是完全不理中國的文字小學。」

不久,楊牧的博士資格考試委員會籌備成立,他向陳世驤說,希望卜弼德先生考他一門。卜弼德十分嚴厲,點上雪茄煙,問他:「劉勰說屈原賦‘金相玉式’是什麼意思?」楊牧心知卜弼德意見與他不同,但還是好勝,當場頂撞起來,卜弼德氣得不得了。口試雖然通過,楊牧仍悻悻然良久,覺得這個臉丟大了,非努力雪恥不可。於是,在博士論文委員會成立時,又執意邀請卜弼德加入。

1970年,楊牧把博士論文全稿寄給卜弼德,卜弼德回了一封用綠墨水寫的長信:「讀完你的論文,我總算相信中西比較文學是一門可以研究的學問。」楊牧非常高興,他聽說卜弼德數十年來很少寫那麼長的信。但是他又聽說,卜弼德用綠墨水寫,是因為綠墨水不能影印,而且容易褪色,因此有朝一日,他所寫的都會煙消雲散。楊牧聽完,又覺得悵然。

1971年陳世驤先生去世,在追悼會上,卜弼德激動地抱住楊牧的肩膀說:「在伯克利的時候,我對你很嚴厲,我要你知道,詩人是詩人,學者是學者,詩人要變成學者,要經過嚴格的訓練。」他又說:「中國文學還是要你們中國人努力去開拓。」

在伯克利的四年,也許是楊牧最重要的一段時間。他曾放言說《詩經》不好,陳世驤大怒,說:「小子淺薄,不識古人深厚!」他親自教授《詩經》,最後,楊牧以《詩經》為研究物件,完成了博士論文。陳世驤和卜弼德教他認識中國古典文學傳統,認識文字的歷史,同時,他在悼念陳世驤先生時寫道,古典文學使他學習謙沖忠厚的人格,「詩教是可能的」。

傳統的與現代的,楊牧以此為題出版了一本書。晚清以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重大命題,一個古老文明遇到來自西方的強勢文明,被迫改變、扭轉方向。在「落後捱打」的邏輯下,一代代文學研究者痛心疾首,追問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出現史詩和悲劇?楊牧也是如此,最後他放棄了。這終歸是一個偽命題。換一個角度,人們也可以問:為什麼西方沒有出現崑曲?文明的發展不遵循同一條路徑,這應該是可以理解的。楊牧脫去背後的價值判斷,平等而精深地理解不同文明。傳統的與現代的,不再是論文題目,它就深刻地盤錯在生活的細節,熔煉出新的語言,廣博、開放的文學世界。楊牧成為了世界詩人。

那年晚夏我們一起對坐:你的好友那美麗溫柔的女子和你與我,談話。我說:「一行往往必須好幾小時;可是我們來回拆補的工夫徒勞假使它看起來不像當時頃刻即有。那就不如雙膝跪倒廚房裡洗地板,或像老乞丐且敲石子無論風吹雨打;因為要將上乘的音質整體展現比作那些工更加勞累,然而總被當作遊手好閒,被吵鬧的銀行員,教師,神職人物之類——殉道者稱之為世界。」

於是這時候那美麗溫柔的女子(為她許多人將因為發現她的聲音如此柔美文靜而怔忡於心)回答:「生為女人應該知道——雖然學校裡不教——知道我們必須努力促使自己美麗。」

(葉芝《亞當其懲》節選,楊牧譯)

從伯克利畢業後,楊牧留在美國,教美國學生《詩經》、《離騷》。有時他回臺灣,教英詩、莎士比亞。行政事務纏身時,無暇作詩,他就翻譯。他曾翻譯了一本《英詩選譯》、《葉芝選集》、莎士比亞的《暴風雨》,作為上課的教材。這首adam'scurse,有人譯為《亞當的懲罰》,楊牧譯為《亞當其懲》,是在模仿《詩經》的句法。

亞當和夏娃被貶出伊甸園後,上帝懲罰夏娃生育之苦,亞當則要終身勞作。葉芝在這首詩裡寫道,詩人如同工匠一般,來回拆補,將上乘的音質呈現,花費了好幾個小時,卻要讓人讀起來像神靈附體偶得佳句。楊牧反覆講解,到下面幾句,突然抬起頭,有些困惑:「我聽有的學者說葉芝是大男子主義者,因為他這裡說維持美貌是女性的職責,是不是呢?我覺得好像不是。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應該不是,他應該是一種讚美。」同學a說。

「我也覺得不是。」同學b說。

我忍不住舉手:「我覺得是。詩人認為維持美貌是女性的職責,當然是啊。」

楊牧有點驚訝:「你這樣認為?我覺得應該不是。」

我心裡想,我覺得是的,但我仍然喜愛這首詩,它讓我暈眩和喜悅。

當代讀者無法逃離這樣的矛盾。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認為,意識形態批評——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毀了文學。學者們拆解、重構,運用理論話語,唯獨忘記了美。布魯姆的提醒是有益的,但是文學作為人心、社會的鏡與燈,又不能忽視其中的偏見。作為一個寫作者,我為葉芝對詩人工作的描述深深讚歎,但是作為女性,我隨即直面男性的眼光,意識到自己的性別,愕然不已。

選修的同學最後留下了十個,有人本科讀英文,有人來自馬來西亞,但多半仍是中文系出身,楊牧說,你們讀英文詩不會輸給那些美國人、英國人、蘇格蘭人,因為你們已經讀了這麼多中國文學。美國記者何偉在涪陵教書時,有同樣的評論。中國實在是個詩的國度,華人誦詩的傳統,對詩的修養,是無愧於任何文明的。

在課外,楊牧安排每個同學半個小時的面談時間,以彌補他出外旅行缺的課時。「半個小時就好了,不要讓我太累。」他記下每個人的時間,一邊抬頭叮嚀我們。那天下午,楊牧準時出現在辦公室,隔著一張書桌,我們散漫地聊著,和上課時一樣,口頭表達不是他所擅長的,只泛泛地講道,二十年前,他曾到過中國大陸,也認得我母校的老學者們。我記得,他寫過一篇文章《北方》,在北方的平原上,他想起自己的老師陳世驤,就來自這裡。同行的外省詩人,如鄭愁予,免不了經歷親人重逢、情緒起伏的場面,楊牧卻感覺淡漠,他覺得這裡的山水文化破壞得厲害,不是書中的中國,學者的不能自由發言,也令他失望。

這些他都沒有講,只溫和又淺淺地,問我是否讀過《一首詩的完成》。我說讀過。這是他寫給年輕詩人的十八封信,我記得書中一個細節,是楊牧年輕時第一次讀李商隱,一邊讀一邊抄寫,從午後直到深夜離開,覺得繁星雖美,古典詩歌更美。

他點點頭,說抄寫是一個好方法,我在美國教《詩經》,有的美國學生一個學期下來,就抄寫了整本《詩經》。

我說,大概也比較利於記誦。

他又露出了那種表情,似乎滿腹精妙的想法,無法口頭表達,只淡淡又若有所思地說:記不下來也不要緊的。

那什麼要緊呢?在《一首詩的完成》裡,他寫到有一年冬天,獨自開車在公路長驅,突然遭遇一場風雪,楊牧把車停在路邊,等風止雪霽,眼前層雲舒捲,散開,消逝,下面是一片幽深廣大的山谷,更遠處是點綴了無盡白雪的藍色山脈。他在心裡搜尋合適的詩詞句子,「幫助我形容眼前的愛和美,讓我把握那一刻的發現」。搜尋著,他突然感到一陣驚悸,瞬間覺悟:應該以全部敏銳的心靈去體驗,必須於沉默中向靈魂深處探索,而不是搜尋有形的文字。古典詩詞應該拓展、而不是替代人的想象力和體驗,若博聞強識缺少了轉化融會的能力,就會變成束縛。

楊牧看著鍾,半小時過去了,下一位同學已經等在門外。

難以相信,楊牧經歷的是這樣風雲激盪的年代。美國的反戰運動、民權運動,臺灣學生的保釣運動、民主運動、鄉土文學論戰、民主化浪潮……像當年現代詩論戰不曾沾身一般,時代的浪潮時或激動著他的內心,但他遠遠地觀望著。

在伯克利讀書時,他每天經過紅磚廣場,目睹學生們的抗議。他看到軍方在校園大門擺了一張徵兵的桌子,鼓勵男生去登記。有一天,幾個憤怒的學生走上前把桌子抬起來,扔到校外的街心。每天中午,廣場上都有人在演說,反覆闡釋不當兵的道理,學生坐在紅磚地上一邊吃三明治一邊聽著。那時廣場一端正在修建一座表演廳,中午工人也坐在那裡吃三明治聽越戰的呼聲,三年後建築物落成,工人都變成了反戰專家,和學生聯手對抗警察。

教授中世紀文學的教授alanerenoir,父親是法國著名導演,祖父是印象派畫家。他上課聲嘶力竭,有時裝瘋賣傻,很像楊牧印象中中世紀文學專家的印象。有一天renoir講了一個故事,「二戰」初期,希特勒的坦克大軍征服荷蘭時,一位荷蘭籍的中世紀曆史學家正在倫敦休假,虎口餘生,倫敦記者請他發表談話,對祖國淪亡之事稍做評論。這位學者拒絕發言,說:「我研究的是中世紀曆史,不是現代史!」楊牧認為,這個故事很可能是renoir編出來諷刺中世紀文學學者的,意思是學者不能不問世事,必須介入現實。

伯克利所見所聞,讓楊牧覺得,知識分子不能留在書齋,應該介入社會。可是如何介入?他選擇了自己擅長的方式。1970年,他和林衡哲編輯「新潮叢書」。1976年,他和幾個朋友共同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洪範書店」,以《尚書·洪範》得名,取「天地大法」之意,出版純文學書籍,這家出版社今天仍然存在。1980年代,楊牧應高信疆之約,在《中國時報》開專欄,寫些評論的文章。有時針貶時弊,有時介紹新知,總體而言,這些文章敦厚蘊藉,不做驚人之語。

1985年,他寫了《贓》一文,批評「教育部」正在醞釀推出的《語文法》:「有一個朋友來信,責問我當此天下滔滔之際,遇到這麼一件和文化命脈有強烈關係的問題,奈何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我確實是覺得說不出話來,有點想學鴕鳥將腦袋藏在沙堆裡,倒不是因為害怕,而是覺得很不好意思,也不是為自己覺得不好意思,而是為這時代之粗暴野蠻感到俯仰慚愧。或者當我不要學鴕鳥的時候,忽然又想起這傳說中的‘語文法’,輒陷入一種包含了憤怒和悲哀的休克狀態,因此也就沒有話說。」

這篇評論,報社沒有發表。楊牧覺得自己與報社兩相不能忍耐,停掉了專欄。

詩人與社會參與,始終懸在楊牧心中,是一個問題。1986年,他在寫給年輕詩人的一封信中寫道:「如何以詩作為我們的憑藉,參與社會活動,體驗生息,有效地貢獻我們的力量,同時維持了藝術家的理想,而在某一個重要關頭,甚且全身而退,不被動地為浩蕩濁流所吞噬,或主動地變成權力鬥爭的打手,為虎作倀,遂失去了當初所謂參與的原意?」社會責任固然要有,但是它有時會侵蝕詩歌,楊牧寫道,白居易在主張詩的諷喻功能時,竟因此貶抑李杜的詩歌成就。反覆思量,他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掌握儘量多的文類,處理不同的題材,如宋代大詩人歐陽修一般。這是一種挑戰,一條危險的窄路,不過,「你既然是詩人,也是一個弘毅的知識分子,你怎麼能置身度外」?

1980年,「美麗島」審判期間,發生了「林宅血案」。有人闖進政治犯林義雄家裡,殺死了他的母親和雙胞胎女兒,此案至今未破。楊牧在美國看到這則訊息,寫下了《悲歌為林義雄作》,他從來沒有寫過這麼直接、這麼大聲的詩,同時,這也是一首壞詩。四年後,楊牧收到一封年輕人的信。當時他在臺大教課,期末監考時,學生在答題,他在講桌上寫下《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這首詩像楊牧所有傑作一樣,往復迴旋,音韻動人。想獲得答案的人要失望了,他只是沉思、想象,描摹一個憤怒的年輕人,字句在極小的範圍內擺盪,回聲卻成為一個恢弘的宮殿。

他常常想到葉芝,這位愛爾蘭詩人,鍾愛革命者毛特·崗,為她寫下許多情詩,包括著名的《當你老了》。但是毛特·崗拒絕他的求婚,嫁給了另一位革命者約翰·馬克布萊少校。馬克布萊死後,葉芝兩次向毛特·崗求婚,都被拒絕。1977年,楊牧寫下《右外野的浪漫主義者》,在文中書寫葉芝,屢屢自況。

他說,葉芝是一位寂寞的人,被排斥的右外野手,孤獨站在局外,嚼著地裡扯出來的青草,看他的朋友們在局裡商議廝殺,以血肉創造「可怖的美」。「我相信葉芝對愛爾蘭的愛絕不下於馬克布萊少校他們,可是他選擇的竟是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主孔陽,為公子裳。

——《詩經·豳風·七月》節選

《豳風·東山》,是《詩經》中一首重要作品。士兵跟周公東征三年,終於能夠回家了。楊牧要我們想象這是一部電影的鏡頭,士兵離家越來越近,他在旅途露宿,他想象家中荒蕪,生了各種蟲子,他想象妻子在家等待,他回憶起新婚之時,鮮衣亮馬,當時如此美好,現在如何呢?——也許唱到最後,他已經到了家門口。

詩中「熠燿」一詞用了兩次,形容宵行(螢火蟲)和倉庚(黃鶯),「可見以前的詩人是不怎麼講究的,不像現在這麼累,不能重複……所以你們知道我為什麼這麼興奮了,當時文字還在形成中……最早編一本字典得有多難呢?」他沉吟,「有一次一個德國記者問我,中國有沒有編過大字典?我氣得要命,我們編字典的時候,你們德國文學還沒有呢。」我們很少看到楊牧這樣動感情,笑起來。他卻很認真:「真的,德國文學最早是馬丁·路德,之後幾百年都沒有,直到歌德,19世紀……18世紀好了,給它算早一點,我們《爾雅》、《藝文類聚》,早就有了。」他說著,微微地喘起來。

一個同學嘎嘎笑起來:「老師,你真的很氣耶。」

楊牧緩慢地,不知如何應對:「啊?」半晌之後,翻書道:「我們來看下一首。」

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同學,用粵語朗讀《豳風·七月》。語音鏗鏘,跌宕更甚。這首《詩經》中最長的詩,寫的是周朝農作生活。

詩中出現了兩種曆法,「七月」、「九月」,是夏曆,類似農曆,「一之日」、「二之日」,是周朝的歷法。「有人說,這裡面怎麼有兩個曆法?為什麼不可以有?我們現在不就用兩個嗎?還三個呢。」楊牧說的是臺灣目前既用西元,又用農曆,又用「中華民國」紀年,他持續著一種不以為然的表情,「不要懷疑文本,才是好學生」。

雖然以時間開頭,卻又不是順序敘事,詩歌內部時間交錯,重複的頻率也不同,為什麼會這樣呢?楊牧想象,也許是大家坐在一起輪流唱,「第一個唱的人,也許是玉潔,她天份很高,兩個曆法都上來了,唱了十一句。第二個被點名的人,一時沒有準備,就重複了前面兩句,然後才開始唱自己的。第三個人,已經有所準備,就重複了一句。」

今天人們沒有耐心、也難以讀懂這首詩,一方面是古文猶如外語,另一方面,在劇烈的現代化程式中,農業生活相去已遠,我們不清楚荒年果腹的野菜,也不瞭解豐年釀酒的喜悅,不瞭解荇菜浮於水面、花開金黃色,也就無從聯想「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的畫面,是如何令人「輾轉反側,寤寐思服」。

在這個課堂上,我們耐心查閱字詞含義,慢慢詠誦,以古老的閱讀方式,看到兩千年前人們的生活,悲哀與喜悅,歌與詩,原來與今天相通。朱熹注《詩經》,儘管常引向諷諫,有些無聊,但是字詞解釋極其詳細,楊牧說,朱熹這個人很可愛,為了讓大家讀《詩經》,苦口婆心。如此說來,楊牧老師在課堂上,也是如此苦口婆心,讓我們理解《詩經》的美。

從伯克利畢業之後,楊牧一直在教書。他每年重讀《詩經》、《離騷》,仍有新的體會,他說,這是沒有終點的詩,結局是開放的。

1991年,他參與創辦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1994年,故鄉花蓮創辦了東華大學,楊牧擔任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2013年,他從華盛頓大學退休,73歲的他,仍然在教授《詩經》和葉芝。他小心地調和、安排,固執笨拙,卻保護了內心的完整與自由。外部世界天翻地覆,他靜立在樹下,忖度風吹葉落時宇宙的秘密。

春天,在太平洋邊的小城,師生們朗讀楊牧的詩歌。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前來訪問,他正在將楊牧的詩翻譯成瑞典文。此前不久,楊牧受邀到北京演講,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說,難得有這樣博學的詩人,楊牧的寫作,讓我們知道尊重知識,知道寫詩有一種精神系統在裡面,而不是一觸即發的行為。

會有更多的人們認識楊牧、會有更多的讚譽來臨嗎?他仍低調行事,不在任何風潮中心,一直地處邊緣(花蓮、臺灣、美國……該如何定位一個在美國的中文詩人?)使他的名聲與成就不相匹配,而且,網際網路時代來了,對純文學是福是禍尚未可知。在這時,為何要讀楊牧?臺灣作家陳文芬這樣回答:楊牧的詩歌有關雅言與口語、現代與傳統,「從一個大師身上,我們可以談論文學歷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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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butleryeats,臺灣譯為葉慈,大陸譯為葉芝。為閱讀方便,本文統一為葉芝。

王靖獻為其本名,三十二歲前筆名葉珊,三十二歲後筆名楊牧。為敘述方便,本文統一為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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