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後三個多月才有第一次。因為當時不願意嫁給他。感覺挺傷心。哭了一夜。
樹則是因為換親，對丈夫沒好感，心裡覺得委屈，一開始不願意跟丈夫過性生活，她說：
第一次是19歲吧。有嘛（什麼）說的呀，你這是問起來了。光記得結婚以後，過了好幾天，才在一起。又趕上換親，反正覺得挺委屈的，感覺被他欺負了，就自己哭，不說話。他嚇壞了，給我擦眼淚，叫我「妹妹」。我想起俺哥也這樣對他妹妹，就不哭了。
燈也是因為感情問題，一開始對性生活有牴觸情緒，她對這個問題先是不回答，沉默許久後說：
俺倆沒嘛（什麼）感情。結婚前，他喜歡過他初中的一個同學，人家考上師範類，畢業又分到鄉中學教書，非農業有工資，人家看不上他這個農民。他心裡委屈。和我訂婚也是家裡逼著他去的。結婚過後好長時間，俺倆一直分居。後來公公病了，他不在家，是我伺候的。他回來時，俺們才在一起。就那樣吧。農村人結婚前都沒感情基礎，結婚後現培養，想培養成嘛（什麼）樣就培養成嘛（什麼）樣，想培養多深就培養多深。
繪畫/岑駿
[三]
近幾十年來，中國人生活在一種禁慾主義的社會氣氛中，人們對性知識的學習和了解是比較艱難的。農村女性是如何獲取性知識的？她們如何理解性行為？在對待性話題和性禁忌時，她們與男性的態度是否相同？她們是否遭遇過性侵犯？在觀念保守、資訊閉塞的農村，是否存在非主流的性現象（比如同性戀）？
在對性事的瞭解方面，農村孩子雖然資訊渠道較城市孩子少，但並不比城市孩子瞭解得晚，瞭解得少。這是因為，幾乎所有被訪問到的後村女人，童年甚至少年時期都還和父母同睡一個大土炕。而這個給整個家庭帶來溫暖的大炕，就成為農村成年人完成性事和青少年瞭解性事的所在。
全家人同睡一個大土炕（少數是大床）的現象很普遍，這既和住房缺少有關，更和農村冬季取暖方式有關。冬天到來，一般家庭家裡只生一個煤爐，做飯要靠這隻爐子，冬季取暖也主要靠它。煤爐有一條煙道與一牆之隔的土炕相連，熱氣從煤爐出來，在土炕抗體中的暗道中迴旋一圈，再經由牆體中的煙囪排到室外。一般一個核心家庭，冬季只有一個熱炕，這個家庭自然而然的睡在一起。但被褥是有區別的：一般父母共用一條被子，子女（不分性別）共用一條被子。
孩子半夜醒來，偶爾會撞見父母夜間的「活動」，父母間不同於白日的聲音或者奇怪的動作，給孩子一些朦朧而新奇的印象。這些印象，多多少少會使孩子聯想到神秘的性事，而這些印象和資訊，會很快在與同齡孩子們一起玩耍時得以交流。通過交流，孩子們驗證並深化了自己最初的猜測。
所以許多農村女孩雖然不明白性是什麼，但很早就知道，在夫妻之間存在一種神秘的儀式。這種儀式和生育有關，並且是隱秘的、見不得人的，但人們又樂此不疲地進行夜間活動。而她們對性知識的瞭解，正是通過夜間的發現和同儕們的交流、模仿獲取的。
村婦燕，31歲，在瞭解到我們的調查情況後，她很認真地說起小時候和同伴們最愛玩的「過家家」遊戲，她說：
玩過家家時，我們就是模仿大人們的行動。男孩當爸爸，女孩當媽媽。衣服裡裝進一整塊磚，然後取出來，就說「生孩子」了。還有的時候，在場（指打麥場）裡玩，有時候就到麥秸垛上玩，六七歲的男女小孩，一會兒男孩子把女孩壓在身下，一會兒女孩把男孩壓在身下。其實，只是模仿大人的姿勢，不知道大人們究竟幹了嘛（什麼）事。小孩子們就是好奇這事，雖然誰壓誰一會兒，沒帶來嘛（什麼）好事，就是幹這個事本身，讓小孩子們心裡很刺激、新鮮。
在後村，20歲以上的女子，幾乎無一例外地童年與父母（或祖父母）同睡大炕，只有到一定年齡（一般是10～12歲），才自己獨居一室，或者與同輩的姐妹、兄弟同睡一室。近年來農村經濟發展，供給寬裕的家庭陸續安裝了土暖氣，女孩結束與父母同睡大炕的年齡提前了幾歲，但與長輩同睡大炕仍是童年必經的一個階段，一個值得注意到現象是，女孩往往比男孩提前兩三年結束與父母同睡大炕的經歷，女孩比男孩早熟可能是原因之一。
農婦英說到她在少年時代最害怕的事情：
我們全家人睡在一張床上，我小時候看的書多，瞭解精子、卵子的事，我那時候最害怕的是，爸爸或者哥哥的精子會順著被子爬到我身上，害怕它們鑽進我肚子裡。
後村人談及性事，一般會顧忌女孩在場，但卻忽略男孩。在調查中我們瞭解到，後村學齡前的男孩，夏天幾乎都是光屁股的，而女孩從出生就得至少穿個短褲。幾乎每位婦女都有過拿自家和鄰居家小男孩生殖器開玩笑的經歷，但沒有人對自家和鄰居家女孩的生殖器官開玩笑，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女孩的家人會非常生氣，會罵街，甚至引發更嚴重的後果。在西方基督倫理框架下，性總是正確和錯誤、正常和反常、善行和罪惡等評價聯絡在一起，性總是和罪聯絡在一起。而在中國農村，性卻處於一個混沌自然的狀態，它一般只同人品的高尚卑下、正派下流有關，人們對性的看法往往同羞恥感聯絡在一起。
性及性事，如果男孩瞭解得多，大人們會懷著善意甚至竊喜的心理呵斥這個男孩「真壞」，但並不影響大人們對男孩的印象，反而會高興地認為，這個男孩已經長大成人了；如果同樣年齡的女孩對性或性事瞭解得多一些，那麼大人們會嚇得變色，認為這個女孩思想不健康，並馬上產生「作風不好」的聯想。如果是自家女兒如此，父母會大罵她，並勒令她以後必須遠離這些想法；如果是村裡別人家女兒如此，就極有可能會影響到這個女孩未來的婚嫁，除非這女孩考上大學，遠離後村，到城市中去生活。
村裡的時尚女人永，回憶起自己何時變得與身邊的人不同時是這樣說的：
上初三時，發下課本，有《生理衛生》，我正翻著看，同桌大呼小叫地說，你看這個幹嗎，聽說那書上講小孩是怎麼變出來的，還講小孩在媽媽肚子裡怎麼長的——可真噁心死了！你怎麼看這個！我一聽她說這個就來氣。我傻，坐在教室裡看，她們聰明，嘴裡說不看，背後比誰看得也多。
農婦軍在提到自己少年時的一個同伴時，念念不忘這樣一件事：
上小學時，鄰居家的姐姐，大我一歲，在一起上學，我們常在一起玩，有天大人不讓我和她玩了。因為大人們聽說，那個姐姐有一次穿裙子，裡面沒有穿褲衩。人們認為她作風不好，也不讓我跟她玩了，怕跟著學壞。（那個姐姐當時十二三歲。——作者注）
在這種男女雙重標準的薰陶下，農村人認為，男孩是「皮實」的，不易受壞影響的，可以早些瞭解性事，而女孩是易受壞影響的，不該瞭解性事的。這樣做的結果是，農村女孩瞭解性事的過程要比同齡的男孩更為隱蔽，性事對她們來講自然也成為具有更多神秘色彩的禁忌話題。
[四]
按照機率，只要存在一定數量的人群，就應當由一些性傾向異常的人存在。後村的女人裡也有幾位女同性戀者（自己認同女性，喜歡女性）或女易性者（自己認同男性，喜歡女性）。
一位是很t（女同性戀中的男角）很「鋥」（方言，指有勇無謀、行動冒失的楞頭青）的萍，萍的情形兼具同性戀和易性特質。
萍姓王，在村裡算是大戶。她生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家裡排行老三，從小就是那種很中性的女孩，短短的頭髮，身材矮胖，皮膚黑，性格偏執。小學五年級時，她到鄰村讀小學，認識了班主任琪。
琪那時三十來歲，性格爽快，身材高挑，教了萍兩年。在萍到鄉政府駐地讀初中時，琪被借調到鄉政府做幹部。
琪開始收到萍的信。每封信都不稱呼「老師」，而是稱呼她「姐姐」，字裡行間是思念、想念。琪讀信時面目尷尬，她的同事們就搶過信，大聲念，內容多是：「姐姐，我想你啊。我不想上學了，我想在鄉政府前面擺個小攤賣東西，這樣可以天天看到你。」「今天晚上我又一次騎著腳踏車來到你家附近徘徊，我多麼希望你能恰好出門，能讓我看到你的身影，聽到你的聲音……」「每天放了學，同學們都飛奔回家，只有我孤獨地在路上，我騎車總是很慢很慢，多麼希望你也下班回家，我們可以同路一會兒……」在同事的爆笑中，琪只好紅著臉解釋這是個女學生寫的。琪不斷地收到這些信，以致她不得不到學校，找到萍的班主任，委婉勸說萍「以後不要再這樣了」。琪也曾很納悶地問萍：「你想見我，都到我家門口了，為什麼不進去？」萍低著頭不說話。而讓琪最不舒服，最不理解的是，每次站在琪面前，萍就站不穩，身體總是無意識地扭來扭曲。
琪把困惑講給幾個人聽，這些人當笑話說給許多人。萍減少了對琪的糾纏。她的成績越來越差。上初二時，學校來了個女實習老師，雖然長得很醜，但歌唱得很好。那時快開亞運會了，大家一起唱《亞洲雄風》，學校裡還要舉行歌詠比賽。萍也喜歡唱歌，她學得最快。那時候，她下了課常和這位老師一起練習唱歌，也教同學們唱。不久，女實習老師任務結束回校。萍失落了很長時間，還給女老師寫了許多信，但一封也沒有寄出。
萍在初三那年輟學回村。19歲時嫁到離村很遠的外鄉。但同年，她把後村的另一個和她關係不錯的女孩，介紹到了那個村，兩人在那個村裡做起了鄰居。
據村裡人講，她們兩人關係一直非常好。兩人的老公外出打工時，萍就下地幹兩家的活，而那個女伴，就在家洗衣做飯照顧兩家的孩子。
有丈夫和這位女伴在身邊，萍不會幹家務活，至今不會蒸饅頭，不會納鞋底，而這些是農村女人必須學會的基本技能。她丈夫曾經到後村對丈母孃抱怨：「平時也不知道她把換下來的髒衣服藏刀哪裡，我一洗衣服，她就抱出一大堆來讓我洗！」
村裡人們用「鋥」來形容萍。因為，萍有力氣，有膽量，大大咧咧，她現在市場開著拖拉機，拉著一滿車石油氣罐，像男人一樣到周邊的村裡吆喝換氣做買賣。
還有一位女同性戀者——孤獨「楞怪」（方言，指又大又笨的大塊頭）的春。春姓周，周家的女孩在村裡表現平常，不受重視，但她卻吸引了全村人的關注——因為春大概是後村有史以來長得最高的女人了，據說她身高1米8，體型瘦高，胸部平平。人們納悶她怎麼長得這麼「楞怪」。她性情孤僻，極少與人來往。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春到了婚嫁年齡，但是她那過高的身軀，怪異的舉止，讓人們畏懼。後村女孩多在十八九歲訂婚，20歲結婚。春到了二十四五也沒找到婆家。更讓人們奇怪的是，春根本不想找婆家。她說她接受不了男人。人們認為春不是有毛病，而是作風不正——沒有試過男人，怎麼知道接受不了男人？看來她肯定是試過，所以才這麼講。
人們像看怪物一樣看她，家人也時常對她打罵，她就搬到村邊的磚窯住，磚窯是她的一個堂兄開的，荒廢了多年。春就一個人在那裡過了好幾年。直到27歲左右，她終於嫁了出去，男人身高僅1米6。村裡人形容：春伸開胳膊，她男人挺直腰板能從她腋下走過去。
春嫁到婆家不久，就當起了「神媽媽」（即通靈的巫婆），並且專看婦女病。她看了許多婦女隱秘處的病，但時常聽說有病人把她趕出家門。
春不足30歲時，後村熱播著一個訊息：春上吊死了。
再過幾年，絕大多數村民就把春淡忘了。
這個悽婉的農村同性戀女孩的人生就像一朵只有一季生命的花朵，匆匆地開放，然後悄然凋謝。像這樣無聲無息凋謝的生命之花還有多少呢？它像一首悲傷的無調的歌曲，又像一聲深深的嘆息，是對社會監控個人行為、個人快樂的一個無聲的抗議。
福柯對18世紀以來西方出現的性控制機制做過深刻的論述。他認為，這個機制包括四種話語：賦予兒童性的特徵；將女人的身體性徵化；對生殖加以控制；對不規則性行為進行精神病理化。這些話語通過教育、醫學、人口統計和經濟學得到貫徹，以國家機構為後盾和支撐物，尤其將目光瞄準家庭。它們的作用是將這些形象和知識模式散佈和「植播」到個人、家庭和機構中。福柯認為，這一機制使性不僅成為老百姓所關心的事，而且也成為國家關心的事；更準確地說，性變成了一件需要社會整體和社會中的所有個人都接受監督的事。在這一嚴密的監督之下，那些與眾不同的人將感到無形的壓迫，最終窒息。而一個更加合理和人性化的社會應當是具有多元價值觀的、寬容、仁慈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豐富的充滿差異的人性將得到自由伸展的空間，稟性各異的人們將能夠和睦相處，互敬互愛。在這樣的社會中，萍和春這樣的人才能擁有她們作為一個女人的全部權利，得到自我的完全實現。
麥金農，《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主義評論》。見《女性主義理論讀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