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騰了一年多之後，2001年2月的一個下午，我疲憊至極，到悉尼港灣邊散步。腦子早已經是漿糊一桶，無力思考如何造詞遣句來描述「流散在國外的空間」是如何多面的、多層的、多彩的……我任由被採訪者的故事在腦海中回放，放手讓感覺帶著我走。我忽然看到了一束光芒。那些從事it的職業人士，如何通過中介代理從印度來到澳大利亞，如何找工作，丟了工作之後又怎麼辦，即所謂的「獵身」過程，突然浮現出來。
「如果你不加入niit（印度全國資訊科技培訓），你的人生將失去了什麼！」印度村莊牆上的it培訓廣告。/作者攝影
這個流動不完全是個人行為，而是被在印度的勞務公司（「勞力行」）招聘，在名義上和該勞務公司形成僱傭關係，而後，該公司通過和在澳大利亞的勞務公司（通常也為印度人所開，也被成為「勞力行」）的合作，把人派到澳大利亞來；來了以後，澳大利亞的勞務公司與那個印度人形成名義上的僱傭關係，但是把他（她）發包到其他it公司工作，並從工人的工資裡抽頭作為利潤。真正的it公司給這個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勞務關係。這樣，it公司可以隨時解僱工人，從而使高度靈活和具有彈性的勞動力市場成為可能。
這些故事有稜有角，相當厚重。我立刻趕回住處將所有的調查筆記重讀了一遍。到晚飯時我即做出決定：將研究焦點轉向it職業人員的流動，尤其是他們的勞力輸出過程。這幾乎完全偏離了我原來的題目。我當時猛然決定要這麼跳躍基本上是憑直覺。我不知道新的關注點會有什麼理論含義，只是覺得我不能再自欺欺人躊躇於「流散於國外的空間」；勞力輸出的過程顯得非常豐厚真實，我感覺我能用手指觸控。我無法抗拒。
一旦我把焦點轉到「獵身」上面，我和我的調查物件——現在被明確界定為it工人——的日子都變得好過多了。「獵身」中的種種問題正是年輕的印度it人關心的問題，我甚至都用不著問，他們自己會跑來跟我講故事！如何找工作、如何和「勞力行」打交道，正是他們想和我討論的。我和it工人之間的關係是完全透明的。我就是一個為了獲得學位而迫切需要他們幫助的學生。
與工人們討論時，我也如實表達我的觀點。在我看來，這並沒有扭曲他們的觀點和行為，反而非常有效地幫助我更好地理解他們。比如我經常告訴他們，他們的勞力行擔保人的一些解釋和要求不合乎法律，我也鼓勵工人起訴那些違約的勞力行擔保人。我的勸告越直率越積極，工人們的反應也就越誠實越直接。他們會和我詳細討論可行性，或者告訴我他們為什麼覺得行不通。這使我細緻地瞭解，他們究竟是怎麼看待一個特定的局勢、是怎麼計算的。這也讓我意識到，資訊和理性分析根本不是他們做決定的關鍵基礎，重要的是他們所直接身處的那個社會場景。
比如，工人與勞力行擔保人之間的關係在印度被定義為「朋友」關係，勞力行擔保人通常和在悉尼的印度人社團的領袖人物有特殊關係，以及工人之間的互相猜忌等等，都影響工人的行為傾向。「獵身」的研究重點把我和我的研究物件之間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這並不意味著我和所有人關係都一樣近；相反，所謂拉近、所謂進入（群體），意味著我看到了其群體內部的複雜關係。而只有當我們看清這些複雜關係，根據其內部關係而建立我和他們的聯絡，把自己化為其既定結構的一部分，我們才可以說是真正進入了這個群體。
但是「獵身」絕不是一個可以徹底放開討論、完全透明的話題。因為打政策的擦邊球是「獵身」運作的重要特徵，它具有敏感性。在這點上，我覺得我可能比來自西方國家的學者更容易贏得調查物件的信任。我來自中國，又和任何「西方」國家沒有實際關係，我的調查物件信任我不會對他們的行為輕易形成道德判斷，並對他們的動機會有更同情的理解。我的印度it朋友在談及對未來的憧憬和生活規劃時，經常不由自主地說「咱們印度人和中國人……」我可以毫無顧忌地和五個印度同伴以及無數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主要是在悉尼；在海德拉巴的居住環境則要好得多）；我的印度同伴也毫無顧忌地讓我這麼做。我對他們的許多日常感受——比如在為錢擔心的同時又想顯示慷慨大方——有很自然的同情和理解。
如前所述，我選擇印度移民作為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保證研究物件與我有足夠的差異，以使得我可以符合正統（西方）人類學的要求；然而我卻發現，至少對我的實地調查而言，被訪者與我之間的共性比差異性更為重要。顯然，我們的共性不在於文化，而在於我們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我以為，對調查物件這一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位置的體察是至關重要的。
當我卸下原來要擠進西方主流文獻的思想包袱，把研究主題集中在「獵身」上，我以前收集的資料也獲得了新生。甚至由於預算限制而來澳大利亞的決定，這時候也變成了一個明智的選擇。在1999年後期和2000年，大量印度it職業人士被獵身到澳大利亞，以至於當地it業界把這段時間戲稱為「印度之夏」（印度之夏是英語中的一個固定片語，指九月初秋的燥熱天氣）。但是我發現，很多印度it工人只是將澳大利亞當作是前往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就業的一個跳板。然而，從2001年早期開始的it經濟衰退和不久後的高新經濟在股市上的崩盤，迫使很多it工人從美國移居到澳大利亞，以尋求更加穩定的工作和澳大利亞的永久居住權。這樣，無論是就it工人的移民軌跡來看，還是就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而言，澳大利亞都是「半邊緣」的國家；與在世界「中心」（的美國）相比，我在這裡能看到更加豐富的流動和社會關係，從而為全球性的觀察提供了更好的視角。
那麼，究竟是什麼使得我豁然開朗？為什麼對「獵身」的關注會有這樣的效果？現在回過頭來想，這裡有兩個立場的問題。首先是社會立場或者政治立場。我對「散居者空間」感興趣，完全是因為跟風，跟歐美學院人類學之風，我的調查物件憑什麼要對這個議題感興趣？我的苦悶是活該。而獵身是一個真實問題。儘管它在學術流行風之外，但是對我的調查物件來說，這個問題需要分析、需要解釋、需要應對。
其次是學術立場。我在國內裝模作樣學一點人類學，讀得懂就讀一點，讀不懂就放一邊，我埋頭做浙江村的調查，心裡想的還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至少是發展問題。人類學是幫助我把這些問題想透的調查和分析方法。到了牛津，因為要「取經」，讀不懂的也要硬讀，這才發現「正統」的人類學原來關心的是人類的「真實」經驗和心態，要達成超越文化的理解。我發現，很多來自西方的同學對人類學的興趣，是由於童年的際遇而對其它社會的「生活方式」產生好奇。我覺得我應該要擠進這個正規軍。「散居者空間」云云，正是針對我對人類學的這一理解而提出要研究印度僑民的生活經驗、感覺、想象、認同……但這是一個從本本里摳字眼摳出來的問題。當我把工具當作了供奉的物件，把手段當作目標，把真實的社會問題化解為難以捉摸的「經驗」，我原來喜愛的人類學就變成了一個謎團。
我當然不是反對人類學關注日常經驗。人類學的基本精神正是要和抽象的概念保持距離，從固定的思維模式中跳出來，從研究物件的真實經驗出發。但是問題是，從什麼角度去關注、理解「真實經驗」。在早期，人類學傾向於把經驗等同於整體的生活世界，吃什麼穿什麼，一天到晚幹什麼，都是傳統民族誌的重要部分。早期的人類學者這麼做，一方面由於他們對一些基本情況還不瞭解，另一方面，由於殖民主義學者居高臨下、獵奇的眼光，把邊緣社會當作一個物種研究。但是在今天，這樣的研究取向沒有太大價值。它在方法上、在理論創新上、在社會批判上都面臨很多問題。
全球獵身當然是由一系列的活生生的經驗構成的，而且作為一個非正規、隨時變動的勞動力管理系統，它必須要通過對日常行為的細緻觀察才能理解。然而，獵身不是隨機的、完全「自然」的經驗。它是應對一系列大的制度背景（諸如勞動力管制、移民控制和全球it產業的變化等）而出現的；它靠一系列不同的行動者共同行動而維持；其內部充滿著不確定和矛盾，行動者必須時刻觀察、計算，以及時反應。
這樣，當我明確了我的基本關懷，明確了制度分析的物件（獵身），原來分散的、看似無關的現象一下子就有機地聯絡在了一起。而這個聯絡又是很真實（不是詮釋意義上）的聯絡。總之，我之所以在此刻豁然開朗，是因為我又回到了現實，拋棄了學科崇拜，重新讓真實問題牽著我走。
印度海闊天空
到2001年6月我離開悉尼時，我搬了3次家、一共和13個印度it工人合住過。很多泰盧固和泰米爾工人成為了我的好朋友，我一共訪談了124位印度專業人士（絕大部分是男性；他們或者單身，或者已婚卻獨自在悉尼）和25個在澳大利亞的機構（包括公司，專業性組織，大學和政府部門）。訪談是開放式的，每次訪談耗時一至兩個小時，主要在被訪者的住所進行；許多受訪者都被採訪過不止一次。
在我把研究重點轉移到獵身之後，我就注意到來自印度南部安得拉邦（andhrapradesh）的泰盧固群體。他們在it專業人士中佔了很大的比重。根據安得拉邦財政與計劃部1999年的資料，在20世紀90年代末，分佈在全世界的印度it職業人士中，有23%來自該邦。但是在獵身的日常業務中，是不是泰盧固人並不顯得重要，是不是印度人則變得很重要。換句話說，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區域文化，而是在國度層次上的認同和以此為基礎而建立的網路。我在海德拉巴（安得拉邦的首府）進行實地調查期間，與我同住的it人裡沒有一個是泰盧固人，甚至無人來自安得拉邦。由於海德拉巴在全球獵身體系中的地位，海德拉巴現在成為南印度年輕it人聚集的一箇中心。
所以，對於這項研究，泰盧固人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他們任何特殊的「文化」特質，而是因為他們構成了反映印度it人群的、最具代表性的樣本。由於這個原因，我並沒有著力劃分出泰盧固人與其它印度it人之間的界限，沒有把泰盧固人的文化特殊性當作一個單獨題目來考查。我關注的是制度安排，泰盧固社會的種種特殊風俗和觀念被看作是呈現制度安排的具體場景。泰盧固人成為it技術人員，主要是一系列歷史和社會偶然因素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出於什麼區域文化。我們需要分析的正是，這些偶然性中如何蘊含了制度和結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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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生產虛擬：全球it產業中的印度「獵身」勞動體系》（iglobal「bodyshopping」:anindianinternationallaborsystemintheinformationtechnologyindustry/i.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6）中《跋》的一部分。
指作者在1992～1998期間所做的關於北京「浙江村」的調查，也是他最早的學術成就，以此著有《跨越邊界的社群：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