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晉鋒
b曾經被稱為「最先鋒的話劇導演」，如今已離開了舞臺。/b
[一]
20多年過去，牟森已從搭乘火車離開北京，直奔西藏的年輕人，轉變為如今兩鬢略見斑白，在三元橋與妻子安靜生活的北京常住居民。若尋找人生的線軸，人們樂意說這個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大學生是為追尋話劇夢而進藏，因為1985年，正是中國話劇全面進入低潮的標誌年份，大家都在談論市場經濟、電影尤其是電視對話劇的衝擊，牟森卻反潮流而去。
當然也有淵源——牟森畢業前導演了一齣話劇，西德作家埃爾文·魏克德創作的廣播劇《課堂作業》，是80級的畢業紀念演出。全校師生都來觀看了，埃爾文也寫來熱情洋溢的信，給他很大的鼓舞。這讓牟森認識到了自己的導演能力，但那時候年輕，前途無量，渴望瞭解一切、理解一切。
牟森選擇畢業了去西藏，動機很簡單，就是想去一個最遠的地方。西藏是他當時所能選擇去的最遠的地方。戲劇和遠方相比較，「去遠方」更重要。
在西藏，牟森的宿舍在八角街的馬路邊，開啟厚重的木板窗，夜深時總能看見喝醉酒的人騎車從路燈下經過。拉薩白天陽光燦爛，曬得人臉生疼。夜裡下雨，牟森住的房子，牆壁都是泥土做的，眼看著雨水滲出屋頂，泥水落在被子上。西藏的夜晚，夜色如墨，真正的伸手不見五指，只看得見月光下的河流，流水聲徹夜不停。有一晚，牟森與一匹馬迎面撞上，馬跟他都嚇了一跳。
1986年，牟森在西藏話劇團沒有工作任務。無所事事時，他在附近的電影院獨自看了很多場電影，沒有新片，舊片也看。牟森常常拿著一個啤酒蹲在街邊吃羊肉串，發半天呆，想不出自己跟北京會有什麼關係，時間像凝固了一樣。
段錦川拍《青稞在歌唱》，牟森也跟著去了貢嘎縣。黃昏，搶拍落日鏡頭，在貢嘎機場跑道上追太陽。太陽剛從這個山後消失，就開車往西，開過這個山，接著拍，又落在一個山後，又上車往西，一直追到太陽徹底落山……
幾個月之後，牟森回到北京，穿著在西藏話劇團借的老羊皮襖，帶回四個犛牛角，不知道自己將要幹什麼，喝很多的酒。這些生活的細節，對於他日後所謂的「先鋒戲劇」之路，並不重要，而且外人看來如同林中迷途，走偏的道路。但是，在大部分時刻，人的經歷正是由無數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事件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複雜的網。
牟森不在西藏的期間，一個叫華慶的畫家朋友去找他。朋友安排華慶住在牟森的屋子裡，牟森自己並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們在西寧相遇，牟森給華慶講他想排演契訶夫的《三姐妹》，告訴他三姐妹在軍樂聲中互相鼓勵：「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回到拉薩，牟森看到華慶在他的房子裡畫了滿牆的畫，在那些畫前，點了很多白蠟燭，藏族鄰居說：「你的朋友，畫了很多鳥，飛走了。」後來，牟森約了華慶在北京為《犀牛》做設計。
[二]
孟京輝在牟森導演的《犀牛》扮演過「犀牛」，一隻名叫「讓」，愛講哲學的犀牛，這出戲的原作者是法國的尤涅斯庫，這個反傳統形式戲劇的法蘭西學士院院士，是荒誕派戲劇創始人。
坊間流傳過這樣的一個段子：《犀牛》的舞臺上佈置著各種盪來盪去的繩套，意即絞索。「讓」在舞臺上狂吼亂跳，質疑生命的意義，結果，孟京輝一不小心，腦袋鑽進了一個繩套，孟京輝當然是說不出臺詞來了，他開始掙扎，但是越掙扎觀眾越鼓掌……先鋒戲劇研究者們認為這個舞臺小事故極具隱喻和象徵意義。
各種理論與思潮在80年代天花亂墜，「先鋒」是其中最閃亮的頭銜。牟森出道時以「蛙實驗劇團」亮相，排出來的戲劇有人激動地叫好，有人嘀咕說看不懂，自然而然地，他被冠上先鋒戲劇導演的稱號。至今，牟森一直在掙扎於「先鋒」這個繩套，他從來否定「先鋒」這個詞，「先鋒，我的理解永遠是排頭兵，永遠在前面，但你這個座標相對於什麼呢？是縱向比較還是橫向比較？我願意把我的座標點放在一個交叉的和網路狀的環境，我喜歡這個世界性的環境，可能不一定只是在戲劇環境本身。」
當牟森回顧往事，他覺得1988年，北京的藝術氛圍好得不能再好。牟森導演的《士兵的故事》，在中央戲劇學院實驗小劇場演出了5場，瑞士大使館專門為此舉辦了一次招待酒會。演出完，牟森跟著藝術家朋友張大力認識了行為藝術家王德仁，他讓牟森第一次知道了行為藝術大師約瑟夫·波伊斯。
這時候，牟森的朋友溫普林拍攝紀錄片《大地震》，規模越搞越大，差不多成為北京全體藝術家參與的事情。溫普林頭一天在中央美院下令叫人，「能叫多少人叫多少人，跟所有人說啤酒管夠」。全北京最好玩的各路神仙恨不能都到了。牟森也參與了進去，和蔣樾擔任現場總指揮。溫普林組織人用幾千米的白布把長城包紮了一段，晚上，丁武在烽火臺上表演搖滾。人多得超出想象，牟森和蔣樾為餓瘋了的人群買來麵包和榨菜，大家圍著他們的飯筐，虎視眈眈，感覺隨時都會撲上來搶。
長城上到處都是人，《士兵的故事》的大幅撲克牌佈景順著烽火臺掛下來。夜裡涼，大家衣服不夠，就扯下佈景裹在身上。王德仁原本預備的作品是在長城上用布鋪二十個十字架，黃昏時點火燒，名字是「告別二十世紀」。第二天下午，牟森遇見王德仁，抱著他的布坐在路邊，問他表演了嗎？王德仁結巴地說：「無，無所謂了。」
牟森更願意說自己實際上是當代藝術血脈上的一分子，當他能有一個距離比較客觀地看待自己的時候，他發現在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創作過程中影響了自己的那些人，很多並不是戲劇領域的人。
[三]
牟森一手捏著從書上覆印出來的劇本，另一隻手的兩個指頭掐著一根菸屁股，近距離地盯著演員排練，沉穩地不多說話。有時候盤腿坐在地上，四周雜亂地堆著書跟生活用品，厚眼鏡片後露出羞澀的微笑，安之若素地回答有關「北漂」的詢問。
這是在吳文光著名的紀錄片《流浪北京》裡，牟森的生活處境還沒有得到改善。「我看到自己有三種選擇，第一種就是死，明智地選擇自殺，但我承認我做不到；第二種就是混，這混包括結婚、生孩子，過日常生活，這做不到，肯定做不到；唯一剩下的就是幹事情，幹自己喜歡的事情，那我就是喜歡話劇。」
《士兵的故事》演出後，牟森去北京人藝找林兆華，說他需要找一個工作。林兆華笑了，讓他去劇院跟自己一起排戲，為他解決了最重要的住處問題。1988年底到1989年初那個冬天很冷，林兆華幫牟森聯絡到實驗話劇院的一間排練室，讓他們在那裡排練《大神布朗》。
《大神布朗》在中戲實驗小劇院準備演出期間，將於春節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現代藝術大展》也在緊張的籌備，他們不知道即將聽到一聲槍響。
「北京下過了這個冬天的第一場雪，雪很大，讓人的心感到喜悅。」牟森為《大神布朗》的上演，寫了一封致觀眾的信。「我們是一群選擇藝術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年輕人。選擇戲劇作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為了我們的生命能夠得到最完美、最徹底的滿足和宣洩。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有些觀眾審美層次是非常低的，如果我們遷就大部分觀眾的低俗趣味，反過來去適應他們，那就意味著對歷史的犯罪。應該提高觀眾的欣賞水平和審美意識，煥發觀眾對美的感受能力。我們知道，這樣做需要很漫長、很艱苦的過程，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我們甘願為此付出代價。我們有一種強烈的意識，我們在創造歷史。在多少個緊張排練的日日夜夜，我們為自己的熱情和工作激動著，夜不能寐。從現在起到新的世紀還有最後的十二年，當新世紀的腳步隆隆邁近時，我們會以強健、奔放的姿態去迎接它。」
[四]
「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們共同面對著同樣的現實，這裡是世界，中國的某地，我們共同高唱著一首歌曲……」《彼岸》是崔健歌曲裡面比較另類的一首，若不瞭解前因後果，聽起來如同現今一首跑鄉串城賺了無數錢財的商業巡演主題曲：「同樣的感受給了我們同樣的渴望，同樣的歡樂給了我們同一首歌……」
傳言崔健觀看了牟森導演的《彼岸》，非常激動，回去之後便寫了這首歌，那時候是1993年。戲劇《彼岸》帶給人一種信念，這種信念把身份不同的每個觀眾都席捲進去，一種烏托邦似的氣氛籠罩在人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