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網路吸納一種媒介，這個媒介就被重新改造成網路的模樣。它給內容注入了連結，浮動廣告，其他的電子小玩意，還在內容周圍遍佈其他媒介的內容。比如，當我們瀏覽最新的新聞標題時，電腦上會顯示你收到了新的郵件。其結果是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打消了我們專注的能力。
網路的影響力並沒有停留在電腦螢幕的四方之內。當人們的頭腦習慣了網路媒體瘋狂的覆蓋，傳統媒體只能改變自己去適應受眾新的期待。電視節目加了流動的字幕和自動彈出式廣告，雜誌和報紙刪減文章的長度，介紹摘要，把版頁設計成適於瀏覽的碎片集錦。2008年3月，《紐約時報》決定把每一輯的第二版和第三版都變成文章摘要，設計總監湯姆·鮑金（tombodkin）解釋說，這種「快捷方式」可以讓匆忙的讀者快速閱讀這一天的新聞，幫他們節省時間，免於使用「效率更低」的方法：翻頁和閱讀文章。傳統媒體別無選擇，只能追隨新媒體的規則。
沒有一種交流體系像今天的網路一樣，在我們的生活裡扮演如此重要的作用——或者說在我們的思想上施加如此廣泛的影響。然而，那些專事寫作關於網路的文章的作者，卻很少思考它是怎樣改變我們的。網路的智力倫理仍然缺席。
三
幾乎就在尼采使用打字機的同時，一個名叫弗裡德里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winslowtaylor）的熱切的年輕人，帶著一個秒錶來到費城米德韋爾鋼鐵廠，開始了一系列致力於提高機器效率的歷史性實驗。經過股東們的批准，泰勒找了一組工廠工人，讓他們去操作不同的金屬加工機，然後記錄他們每一個動作需要的時間。泰勒把每份工作分解成由小的、不同階段組成的過程，然後實驗不同的方法，最後創造出一套精確的操作方法——我們今天可以說，一套「編碼」——來指示每個工人應該怎麼工作。米德韋爾的工人們抱怨說這套嚴苛的新體制把他們變成了機器人，但是工廠的生產力劇增。
蒸汽機發明100多年後，工業革命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哲學和哲學家。泰勒滴水不漏的設計——他的「系統」——很快受到全美國、全世界工廠主的歡迎。為了追逐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利益，工廠主使用了「工時與動作」的研究成果去組織工作，配置工人。其目標，正如泰勒在他1911年的論述《科學管理的原則》中定義的，是為每一個工作確定和採取「最佳方法」，從而「用科學逐步取代工業領域的經驗做法」。一旦他的系統應用於所有人類的工作，泰勒向他的追隨者保證，它不僅會改變工業結構，還會重新組織社會，創造出一個效率完美的烏托邦。「過去，人是第一位的，」他宣稱說，「將來系統是第一位的。」
泰勒的系統如今還與我們同在，它仍留存於製造業的倫理之中。現在，由於電腦工程師和軟體編碼師越來越龐大的力量在橫掃我們的知識生活，泰勒的倫理已經開始主宰我們的意識王國。網路是一個以效率、自動收集、傳播和處理資訊為目的而設計出的機器，而且它的程式設計員軍團下定決心要尋找「最好的方法」——完美的運演算法則——進行我們開始稱之為「腦力勞動」的每一個步驟。
四
google的總部googleplex，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mountainview，那是網際網路的最高聖殿，在那其中實踐的宗教就是泰勒主義。google的執行長埃裡克·施密特（ericschmidt）說，google是「一個建立在度量學至上的公司」，它要致力於「系統化一切事物」。根據《哈佛商業評論》的文章所說，google利用其搜尋引擎和其他站點收集來的大量人類行為資料，每天都要進行無數實驗，它使用這些結果完善自己的運演算法則，這些法則正在逐步控制人們尋找資訊和解讀資訊的方法。泰勒為體力勞動所做的，google正實踐於腦力勞動。
google宣稱它的使命是「組織這個世界的資訊，使得它易得，有用。」它試圖發展成為「完美的搜尋引擎」，能夠「準確理解你的意圖，準確滿足你的需要」。在google看來，資訊是一種貨物，是一種可以以產業效率為原則進行開採和佔有的現實資源。我們得到的資訊越多，提煉要點的速度更快，我們思考的成果就越高。
這樣做的終極目的是什麼？謝爾蓋·布林（sergeybrin）和拉里·佩奇（larrypage），這兩個天才年輕人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創立了google，他們經常講到把搜尋引擎轉變為人工智慧的渴望，一個hal一樣的機器，可能直接和我們的大腦相連。「最終的搜尋引擎可能和人類一樣聰明——或者更聰明，」佩奇在幾年前的演講中說道，「對我們來說，研究搜尋引擎就是研究人工智慧的一個方法。」在2004年newsweek的採訪中，布林說，「毫無疑問，如果你把世界上所有的資訊和你的大腦，或者一個比你聰明的人造大腦相連，你肯定比現在強。」2007年，在一個科學會議上，佩奇說，google「的確正在開始嘗試建立人工智慧，而且在很大範圍內進行應用。」
對於這兩個身纏萬貫的數學天才，以及他們所僱傭的電腦科學家軍隊來說，這種野心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作為一家科技企業，google的驅動力來自一種激情，用斯密特的話來說，即用技術來「解決此前從未被解決的難題」，其中，人工智慧是最難的一道。為什麼布林和佩奇不能成為解開難題的人呢？
但是，他們的簡單假定——如果我們的大腦可以被人工智慧補充甚至取代，那我們將會更好——是令人不安的。它表明了一種理念「智力是機械過程的產物，是一系列可以被分解、度量和最佳化的步驟」。在google的世界，我們上網時步入的世界，並未給思考的模糊性留有空間。含混並不是通往洞見的開始，而是要被修理的bug。人類的大腦只是過時的電腦，它需要更快的處理器，和更大的硬碟。
這種人類大腦應該如高速資料處理器一般執行的想法，不僅僅塑造了有關網路的活動，網路同樣統治了商業模式。我們在網路中衝得越快——點選的連結和瀏覽的頁面越多——google和其他的公司就有越多的機會獲得我們的資訊，提供給我們廣告。大部分商業網站在收集使用者留下的資料碎片時有一個財務原則——資料越碎，越好。公司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勵人們從容閱讀，或者緩慢、專注的思考。經濟利益使得他們驅使我們分神。
五
也許我是杞人憂天。人類社會從來都存在讚美、神化技術進步的傾向，也有相反的傾向，對每一種新技術或者新機器都能看到缺陷。在柏拉圖的《斐多篇》裡，蘇格拉底哀嘆了書寫的發展。他擔心當人們會逐漸依賴書寫下來的文字，取代此前存於腦中的知識，他們將會「停止記憶，變得容易遺忘。」而且，由於他們將會「接受大量資訊卻沒有得到適當的引導，」所以他們將「被認為知識豐富，實際上非常無知。」他們將會「自負智慧，卻不擁有真正的智慧。」蘇格拉底沒有錯——新技術常常有他所恐懼的後果——但是他太沒有遠見了。他沒有預見到書寫和閱讀將在很多個方向拓展資訊、激發新想法，擴充套件人類的知識（假如不是智慧）。
15世紀古登堡印刷機的發明，開啟了另一輪咬牙切齒的罵聲。義大利人文主義者hieronimosquarciafico擔憂書本太容易獲得，將會導致智力上的懶散，使得人們「怠惰」，使得大腦不再強健。另一些人則說，便宜的書籍和紙張將會破壞宗教的威信，貶低學者和抄寫員的工作，散佈煽動性的言論和放蕩行為。如紐約大學教授克雷·舍奇（clayshirky）所指出的，「大多數反對印刷術的說法是正確的，甚至是有預見性的，」但是，再一次，預言家們沒有想象到印刷文字將傳播出多少福音。
所以，對，你會懷疑我的懷疑論調。也許那些對網際網路的批評不屑一顧的人是正確的，從我們極度活躍、資料爆炸的大腦中會誕生一個知識發現和普遍智慧的黃金年代。但是我想再次說明，網路不是字母表，它或許可以取代印刷術，但是它生產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印刷書籍促使人們進行深入閱讀，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不僅因為我們從作者的詞語中獲得知識，還在於那些詞語在我們大腦中激發的智力震盪。在持續、專注的閱讀所開啟的安靜空間裡，我們建立自己的聯想，形成推論和類推，培育出獨立的想法。正如瑪麗安·沃爾夫所說，深入閱讀和深入思考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我們失去了安靜的空間，或者用「內容」去填充它，那我們將犧牲掉的不僅是我們自己，也是我們的文化當中非常重要的東西。在一篇最近發表的文章裡，劇作家理查德·福爾曼（richardforeman）在最近的一篇隨筆裡，雄辯地描述了我們的危險境況：
「我來自一個西方文化傳統，在那裡理想世界是由高度教育、清晰表達的人格構成的複雜、質密、如同教堂一般宏偉的結構，這個人格存在於人的內心，形成關於整個西方遺產的獨特形式。但是現在，我看到所有人內心（包括我）那個複雜、密實的自我被一個新的自我取代——這一演變發生在過量資訊的壓力和‘迅即獲得’的技術之下。」當我們「內在深厚的文化遺產」被抽乾，當我們點選滑鼠與網路上海量的資訊相連線，福爾曼的結論是，我們有可能變成「薄餅人」——廣闊而淺薄。
《2001：太空漫遊》的那一幕常常縈繞在我心中。它的辛酸和奇異之處在於，電腦在意識被切斷時產生了情緒反應：當電線圈一圈一圈變暗時，它的絕望，它對宇航員孩子式的懇求——「我能感覺得到，我能感覺得到，我好害怕」——它最後的轉變我們只能稱之為天真無辜。hal感情的流露和人物的冷漠形成對比，他們帶著機器一般的效率思維工作。他們的想法和行為很刻板，好像在遵循某種編碼的步驟。在《2001：太空漫遊》的世界裡，人類已經變得如此機械，以至於大部分人類角色被證明真的是機器。這是庫布里克黑暗寓言的核心：當我們越來越依賴於電腦作為理解世界的媒介，我們自身的智力將被攤平成為人造電腦。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1911～1980），20世紀原始媒介理論家、思想家，1990年代被認作「it年代的先知」，著有《機器新娘》《理解媒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