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節的時候貴敏回到家裡，走的時候帶上了敏。敏還有一個學期才畢業，但是她想省下學費，直接去找工作。離開老家讓她激動不已；之前她從來沒有坐過火車或者看到過工廠。「我想早點離開，學一些東西，看看世界，」她說。
在東莞，貴敏在便宜的旅社為她租了一間房，還幫她在一家日本人開的生產液晶顯示器的廠子裡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兒幹了一個月就走了。她從來沒有在一個人都不認識的地方呆過，她覺得太孤獨，實在難以忍受。她回到那家旅社，在另一家工廠找到一份工作，但沒去幹。她姐姐提出繼續給她付房租，但敏覺得自己成了姐姐的一個負擔。在一個公交車站，她看到一張招聘小廣告，是一家電子產品工廠招生產線的質檢員。她按照廣告上的電話打過去（許多廣告都是假的，騙那些外來務工人員的錢），接電話的人把工廠的地址告訴敏。她坐了三個小時的汽車，才抵達位於東莞東南部的佳榮電子廠，在那裡她獨自過了艱苦的一年。
在進入工廠的那一刻，她就意識到這個地方比她離開的那家日本工廠還要差。但走回頭路已經來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讓姐姐幫忙。她已經習慣了獨立生活——其實這樣更好。
對於造就他們這種生活的遷移，外出打工的人用一個簡單的詞來形容，那就是「出去」。「在家沒什麼活可幹，我就出來了。」外出務工人員的故事，都是這樣開始的。
城市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安逸的生活。他們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卻只得到微薄的薪酬——經常比官方的最低工資標準還要低，每個月只掙50美元到80美元。而工作時間也經常超過法定的每週49小時。你要是受傷、生病或者懷孕的話，就只能靠自己了。地方政府對於保護工人的利益方面並不積極；他們的工作就是讓企業主高興，因為這可以帶來更多的投資和稅收。這些外出打工人員絕不會默默忍受。從家裡出來到工廠工作，是他們從未做過的最艱難的事情，也是一次冒險。促使他們留在城市的，不是害怕，而是出於人的尊嚴：太早回家等於承認失敗。出去並且留下來，是為了改變命運。
那些外出找工作的人，都是農村的主力軍。與那些被他們撇在後面的人相比，他們更年輕，受過更好的教育，有著更大的企圖心。城裡人叫他們「流動人口」——這有著「流民」的意味，但大多數外出找工作的人與某個已經知道一些門道的親戚或者同鄉一起離開家的時候，心裡都有明確的工作目標。今天，大多數的外出務工人員原本就不是來自農田——他們來自學校，農事在他們眼中是父母做的事情。
外出務工是經濟改革的意外後果。在1958年，中國政府建立了戶籍制度，每個人不是屬於農村戶口就是城市戶口。城市居民得到分配的工作、住房、糧票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而不享受這些特權的農村居民，只得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
在70年代末，改革允許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把部分收穫的農產品拿到市場上銷售，而不用全部交給國家。農業產出迅速提高。一時間，糧食在全國各地的市場都能買到，農村居民第一次可以自力更生地在城市生活下來。1984年的一個政府決議中，允許農民進集鎮落戶；遷移不再是一種犯罪行為。遷移的速度加快了，在1990年之前，中國有600萬外出務工人員，其中許多人都流向了沿海地區急速發展的工廠和城市。
今天，中國有1.3億外出務工人員。在工廠、餐館、建築工地、電梯操作、快遞服務、保潔、保姆、廢品收集、理髮店以及情色場所，幾乎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來自農村的移民。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移民已經佔了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在中國南部的一些工廠城市裡，那些移民為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生產線提供了動力。他們構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移民規模，比歐洲在100年的時間裡移民到美國的總人數還要多出3倍。
但政府對於移民現狀的認識仍然滯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城市裡的外出務工人員不得不躲開警察；那些沒有暫住證的人要是被抓住，不是被罰款就是遣送回家。終於，中國的內閣——國務院在2003年的時候頒發了一份綜合性檔案，指出外來人口是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力量。這份檔案禁止就業歧視，主張改善外來人口的工作條件及其子女的教育問題。在農村的磚牆上，出現了肯定外出務工的標語：出去務工，回來發展家鄉；勞力流出去，財富流回來。
外出務工使得農村的年輕人走光了。在中國的農村，在田裡犁地、收割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紀的男女，他們留下來種田，照顧那些還在唸書的年幼子女。外來人口帶回家的錢，已經成為了中國農村積累財富的主要渠道。但掙錢並不是人們外出務工的唯一原因。根據一些調查，外來人口把「瞭解世界」、「完善自我」和「學習新的技能」放到與掙錢同樣重要的位置上。在許多個案中，驅使外來人口離開家鄉的原因，並不是赤貧，而是沒有事情可以做。耕地面積不大，父母就能輕鬆打理；附近的城鎮沒有多少工作機會。「在家沒什麼活可幹，我就出來了。」
四
在過去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敏還在不停回憶自己第一次去人才市場的情景，她仔細地想著那些細節，彷彿那是一個自己無法詮釋的夢境。那是2004年2月一個禮拜天的早上，從佳榮電子辭工後，她來到這個人才市場，在那裡逗留了4個小時。她很緊張，什麼都沒帶。她所有的求職策略用4個字就能概括：要求不高。她參加了6個單位招聘辦事員的面試。辦事員要打字、接電話、填表、給檔案歸檔、接待客人以及倒茶。在辦公室的等級制度中，辦事員位於最底層。「你不要找一個要求太高的企業，」她後來說。「那會錄不取的，很快你就失去了信心。」
在一家名叫怡東電子（音譯）的企業攤位前，招聘人員要敏拿出簡歷來。她根本就沒想到還要準備簡歷。那個女人讓她在一張申請表上寫下自己的工作經歷。敏甚至連筆都沒帶，於是那個女人借給她一支筆。然後，那個女人微笑地看著她。「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她對著我微笑。大概正是這個微笑吧。」敏一遍遍地回到那一天，想解開她轉運的秘密。
那個女人讓她去工廠參加下一輪的面試，但敏嫌那個地方太遠，所以沒去。但在怡東電子的總部，一個名叫李鵬傑（音譯）的經理正在看簡歷，在看到敏的簡歷時，他停住了。他注意到這個姑娘的字寫得很漂亮。
在中國的傳統裡，字寫得好是人受過良好教育的標誌。好的書法代表著優雅和文學成就；書法甚至能顯露出一個人性格當中一些被隱藏起來的缺點。李鵬傑腦子裡的想法其實很實際：他需要一個文書能記錄工廠那些裝置的檔案，那些檔案都是手寫。在一家為手機生產聯結器和背後照明的工廠裡，這種古老的技巧至關重要。
李鵬傑給敏的堂哥打手機——那會兒她還沒有自己的手機，要求她過去進行面試，那次面試進行了3個小時。
一開始，她的電腦考試沒及格。李鵬傑對她說：「其他姑娘都比你更懂電腦。」
接下來，他問敏的工作履歷。
「我沒做過這種工作，」她說。「我沒有任何經驗。」
接著他又讓她進行寫作方面的考試，她考得不錯。李鵬傑告訴敏，她被錄取了，自己將是她的新老闆。他讓敏馬上去把自己的東西搬過來，這樣當天她就能上班了。
這個工作來得太出人意料了，敏不知道該說什麼。但當她離開李鵬傑的辦公室時，突然說了一句話。她問自己的新老闆，「許多人都想得到這份工作，你為什麼選了我？我什麼都不懂啊。」
「你很坦率，」他說。「而且，你比其他人更誠實。」
敏第二天就開始在那家工廠上班，在裝置處擔任文員工作。這個部門要負責跟蹤記錄生產手機零件的那些沖壓機、磨床等裝置。一個合訂本記錄著每一臺機器的狀態和歷史，就像是一個巨型啞巴病人的病歷。敏的工作就是要整理好這些檔案。工人是8人睡一間屋子，一餐包括米飯、三份葷素和湯。在辦公室一天要上10個小時的班，有時候週六或者週日可以休息。敏一個月可以掙到800塊，這比她在上一家工廠拿到的基本工資要高出一倍。
五
三週後，我第一次見到了敏。她個頭不高，很結實的樣子，一頭捲髮，什麼都逃不過她那雙烏溜溜的黑眼。跟從中國農村出來的許多年輕人一樣，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好像只有15歲，或者14歲，甚至只有12歲；她穿著工裝褲和跑鞋，就像是一個在不耐煩中等著長大的假小子。她長著一張娃娃臉，圓圓的，對世界充滿了好奇，掛著一副偶爾也會出現在小孩子臉上的那種耐心期待的表情。
我在一個名叫林雪的女人家裡見到的她。林雪給一本針對外來工讀者的當地雜誌撰稿，我跟她講，我想為《華爾街日報》寫點關於那些年輕打工妹的文章；她妹妹在一家工廠上班，於是邀請了她的同事敏來見我。那時我已經見過一些外來工，所以敏的故事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新意。
「我來自湖北農村，在五個孩子中排行老二，」她對我說道。「父母在一個農場上班。我們的條件不是很好。」
「我跟大姐一起出來的，她在深圳上班。我們原本想在同一個地方上班，但是不能。」
她戲劇性地停頓了片刻。
「為什麼不能？」我問道。
「因為我們總吵架。」說完，她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敏什麼都願意說；這跟我認識的大多數中國人都不一樣，顯然她很樂於與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她對我的好奇，與我對她的好奇一樣多；她後來告訴我，那天來林雪家，是因為「想看看美國人長什麼樣」。我唯一的擔憂是，她可能已經沒有追求了——手邊有一份穩定的辦公室工作，或許她人生最宏大的一幕已經落幕。但我實在沒有必要替她擔心。
在我們見面的那一天，敏告訴我她的人生規劃。她將在那個城市工作7年，把錢給家裡，以報答父母把她撫養成人；這反映了中國的一種傳統觀點——子女應該感激父母的養育之恩。到了23的時候，該報答的也報答了，敏將回到老家，找一個人結婚。
那天她的情緒很高。用外來工的話說，她已經「走出了工廠」，穿越了靠體力吃飯的人和靠腦力吃飯的人之間的階層劃分。「上帝終究是公平的，」她說。「他讓我吃了一年的苦，但現在又讓我有一個新的開始。」她那會兒剛滿18歲，但在開始一段新人生方面，卻已經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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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譯自《工廠女工：在變遷的中國從農村走向城市》（ifactorygirls:fromvillagetocityinachangingchina/i）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