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的「野蠻人」
一
等候電梯時，突然想起一則舊廣告。四幅照片並列，依次是一瓶伏特加、一輛勞斯萊斯、一張海明威頭像，照片下分別寫著酒、車、作家。我忘記了第四張，應該是廣告主，它標榜自己就像前三者一樣，在各自領域有著不言自明的號召力，符號價值甚至超越行業本身。
這個廣告刊登在某一期《life》雜誌上，這份早已停刊的雜誌是我視覺意識的開啟者。儘管憤憤不平，我卻不得不承認，一張照片有時的確抵得上1000個單詞。這也是我們時代的特徵，形象即實質，可能比實質還重要。
姜文的肖像也同時跳入腦海。倘若設計一幅類似的中文廣告，或許可以用茅臺替代伏特加，紅旗變作勞斯萊斯，姜文取代海明威，他的肖像下同樣可以寫下「演員」或「導演」，不必做多餘解釋。
他們也的確不無相似。姜文咧開嘴的笑容、寸頭、那對扇風耳，像鬍子拉碴的海明威一樣令人難忘。他們都英俊、才華橫溢，具有高度個人化的風格；他們還樂於展現自己的雄性特徵，是各自時代的男子氣概的象徵，有一種「野蠻人」的魅力。他們因此獲得一種顯著的無齡感，即使到了晚年，海明威還在竭力展現自己的活力，四處吹噓可以讓第4任妻子徹夜興奮；當你說起姜文，很難意識到他已在舞臺中央活躍了30餘年，當同代人都被陷於某個具體時代情境時，他卻總能激起新的社會情緒。
姜文的工作室就在亮馬河旁的一座公寓中，它樸素、線條生硬，保留著晚期集體主義的夕照。他約我12點見面，吃一頓簡單的午餐，再開始正式採訪。他那迷人的妻子之前對我說，姜文是個害羞之人，需要一番心理預熱，像所有姜文身邊的夥伴一樣，她稱他為「姜老」，儘管私下也同樣抱怨他難以控制的孩子氣。
我不無忐忑，更需要這種預熱。這與姜文在我青春期扮演的角色有關，也源於他的種種傳聞，他桀驁不馴、一言不合就讓對方下不了臺，尤其是面對媒體時。
記得1995年夏天，高考結束不久，我與同學騎車穿過北窪路，去看剛上映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馬小軍在屋頂上的流竄，揹著軍挎打架，鎮完東單鎮王府井的口氣，還有米蘭的豐滿身形，牢牢刻在腦中。這感覺熟悉又陌生。我們都成長於長安街沿線的軍隊大院中，對那些蘇式建築、領袖雕像、呼嘯而來的少年，以及他們無處釋放的荷爾蒙，再熟悉不過。它也是陌生的，北京已一頭扎入新時代，動物們不再兇猛，暴力、閒散、狂妄都消退了，少年們著迷港臺的流行文化，消費主義暗湧。
我們都處於青春的躁動與困惑中，經常牛仔褲配褪色綠軍裝，斜揹著父親留下的舊軍挎，裡面塞一本王朔的小說。這也是十足的虛張聲勢，我們壓根不敢和隔壁班的性感女生搭訕，倘若碰到街頭的小痞子，只會心怦怦亂跳，趕快騎車繞過。因為這部電影，姜文就像王朔、崔健一樣，成為我們心中的文化英雄，他們大膽、個性鮮明，玩世不恭又充滿真誠。
夏天結束了，我進入大學讀書。波普爾、哈耶克、李普曼、加繆、胡適、陳寅恪……這一連串知識分子突然進入視野。我對他們的博學、道德堅持大為歎服，認定它比那種懵懂的青春衝動更值得追逐。我甚至開始反感王朔式語言，認同一位上海學者的分析——王朔在摧毀偽崇高時，也破壞了真崇高，他的反叛姿態背後，是對特權的迷戀。這也影響了我對《陽光燦爛的日子》的看法，成長起來的少年坐著凱迪拉克穿過長安街時，它像是對特權的另一次炫耀，他們昔日是北京的中心，如今仍然是。我開始著迷一種知識分子姿態，要批判社會，嚴肅、深刻、抽象化，而非玩世不恭。我不喜歡他們展露出的反智傾向。
姜文仍偶爾進入我的視野。1998年初夏，他在排演一幕名字很長的話劇時，一位記者朋友帶我去探班。舞臺上的他，氣場依然懾人，他龐大而傲慢，令人同時心生羨慕和排斥。接下來，我買過盜版的《鬼子來了》，在電影院看過《天地英雄》，帶著期待買了《太陽照常升起》的票。
我對《太陽照常升起》這部電影感受複雜。我沒看懂一些段落，對另一些段落無比著迷。陳沖扭動的臀部，黃秋生所唱的梭羅河，都讓我再難忘卻。久石讓的配樂在我腦中盤旋多日，也讓我想起《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鄉村騎士》，姜文在無意中塑造了我的音樂趣味，我喜歡古典音樂多半源於他，且是這種抒情、甜美型的曲風。後來才知道在19世紀末的義大利，《鄉村騎士》像流行歌曲一樣流行。
「他寫了一首詩」，我的一個朋友走出影院後說。這是2007年秋天的北京，我對詩沒太多興趣，一心要捕捉時代精神。北京正沉浸於一種亢奮中，20世紀90年代的少許閒散讓位於技術、商業驅動的忙碌。對外部世界的謹慎試探變成對全球化的擁抱，即將到來的奧運會是這股潮流的頂峰圖騰。讓我興奮不已的是對這歷史性變遷的描述，分析一個大國崛起時的規模與力量，崛起背後的犧牲與陰影。姜文表現出的一切，顯得過分私人化。它既沒如《鬼子來了》一樣獲得國際獎項，也未在中國觀眾中激起廣泛共鳴。我還記得一則報道，姜文怒斥了那些說看不懂的觀眾，他還不厭其詳地羅列影片動用了多少飛禽走獸，空運了多少鮮花，鋪設了怎樣的軌道，連劇中的嬰兒都是他剛出生的兒子等種種細節。他對電影有一種罕見的狂熱，對每個細節都有偏執狂式的要求。他似乎做了一桌大菜，客人卻不太動筷子，吃相不夠盡興。
3年後上映的《讓子彈飛》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它激起了公眾的情緒浪潮，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新的票房紀錄。我卻感到不安，比起《太陽照常升起》，這部電影中的一切都顯得過分恰當，它的戲謔與嘲諷，與興起的網際網路話語系統不謀而合，它對人性與歷史之解釋，吻合了人們的普遍思維——中國社會、中國人一直如此。它如此聰明、如此消解、如此流暢，讓人感受不到人與歷史的質感。
它把姜文推到一個奇特位置。自1985年出演第一部電影以來，他似乎能通過影像俘獲每一代中國人的心。在一個情感復甦、重新理解傷痕的80年代，他是螢幕上的末代皇帝、飽受屈辱的右派知識分子、情慾熾熱的西北漢子……在那個電影是主要的娛樂與教育來源的時代，這些形象進入每一個家庭記憶，20歲出頭的他就成為全民偶像。在急劇轉變的90年代，他又成為倒賣衣服的小販、魯莽的書商、漂泊在紐約的音樂家，儘管此時電影院線衰落了，被錄影機、vcd取代，但姜文仍進入千家萬戶。更重要的是，他還蛻變成橫空出世的年輕導演，穿梭於威尼斯與戛納。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國際視野中的中國敘事不同，姜文逃離了那些熟悉的意象——黃土地、歷史創傷、被遺忘的邊緣人……他在慶祝青春與力比多，儘管隱去了幕布背後的殘酷與荒誕，在處理歷史創痛時，用的是一種戲謔、超現實的視角。他已被稱作「中國的馬龍·白蘭度」，也有潛質成為中國的賽爾喬·萊昂內或科波拉。
21世紀到來時，他遭遇了短暫挫折，如今卻又回到舞臺中央。電影再度成為大眾文化的中心，與20世紀80年代不同，湧入影院的觀眾不再來自一個匱乏世界，他們都飽受過剩資訊之苦，培養出老練消費者的挑剔。這挑剔並不意味著直線進步，它可能是新的盲從，甚至失去了匱乏時代的樸素，他們以為自己無所不知，把陳詞濫調誤作聰明。
一個沉浸在自己世界的姜文，卻把握住了這股新潮流。這是令人驚異的成就，年輕一代的觀眾很少知曉《芙蓉鎮》與《紅高粱》，那是父輩記憶，按照時髦的說法，幾乎算是古代了，與清朝、明朝沒太多區別。姜文說「要站著把錢掙了」，他不容分說地把手摁在劉嘉玲胸脯上，他與周潤發的鬥智鬥勇，他高速的、無厘頭式的對白，快意恩仇後翩然離去的瀟灑，都讓年輕一代亢奮不已，這就是他們想過的人生，武斷又自由。時年47歲的姜文不僅回到中心，還毫不費力再度成為男性荷爾蒙的象徵，這象徵與22年前的西北漢子不同，後者是莽撞、血性、不顧後果，如今則精明過人、全身而退。
也因此，《一步之遙》尚在拍攝時，就引發高濃度期待，一家新聞雜誌連片花也沒看過就評它為年度電影。姜文是始終蘊含高度矛盾又始終閃耀的存在，在一個迷戀大眾與數量的時代，他表現出某種個人英雄主義；在被高度工業化的電影業中，他以彰顯個性聞名；在娛樂人士都不同程度取悅媒體時，卻總傳來他激怒記者的訊息；當崔健早已唱過「新的時代到了，再也沒人鬧了」時，他總是能以一種突兀的方式，引發議論與誤解，引來無窮的仰慕。
與眾人期待的不同，《一步之遙》引起的困惑要多於讚歎。它是一個充斥各種戲仿、隱喻、詮釋、誇張、戲謔的後現代敘事，你必須瞭解足夠多的電影史、導演的個人感受與思考，才能更好地進入，否則就像是精美卻凌亂的拼貼，你要費力地與自己的分神糾纏。姜文以忠於自我著稱，但這一次，這個自我很難讓人區分，是華麗還是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