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未出現，聲已傳來，渾厚、富有穿透力，還帶著姜文式的不容置疑。我正在看那幅老北平地圖，密密麻麻的線條與衚衕名，通往另一個時空。這是《邪不壓正》的發生地，經由《讓子彈飛》中的鵝城、《一步之遙》的上海，姜文將民國三部曲的最後一站置於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一個俠客在暴風到來前夜的復仇與愛情。
研究地圖也是為了去除不安。這個一推再推的採訪，令我心生不滿。姜文任性，他總是在一個時間確定之後，又推翻了它，不羈的心情，似乎連他自己都無能為力。而他身邊的人，也樂於縱容這種任性。
作為一個媒體人、一個知識分子，或許還有男性身份，我對他有一種下意識的牴觸，一方面想反抗他的優越感與驕傲和那種溢位的權力感，另一方面又對他充滿欽佩。在重看他的一些影片時，我為他的才華驚歎，他如此年輕時就可以處理如此複雜多樣的感受。你當然可以批評他的某些切片，卻不能不驚歎他多年來創造力壘砌的高地。不過年長13歲，他好像比我多經歷了好幾個人生，在一個又一個經典形象和動人畫面中自如穿越。
隨著聲音的傳來，屋內氣氛陡然變化。工作室和宣發公司的人頓時陷入慌亂，他們不清楚姜導將從屏風的左側還是右側穿過，場面失序，彷彿一場龍捲風將至。我突然想起曾看到過的一個描述：姜文在片場時像個「暴君」。
眼前的姜文不如印象中那麼高，仍強壯有力，深藍色的短袖t恤被撐滿，少許的胡茬兒和鼻樑上架著的圓框眼睛又給人一種別樣的氣息。我們握手，寒暄，我的緊張突然消失了，刻意保持的鎮定變成了真實的鎮定，不知為何，我覺得這必定會是一次不糟糕的採訪。
姜文表現出某種老派的周到，聽聞我與張北海一起喝過威士忌，特意準備了一瓶lagvulin8年，它的泥煤味讓我著迷。他還邀來我們共同的好友以使見面更為自然。不過，他主導性的風格與傳聞中的一樣，從壽司的吃法、伊頓公學、夏威夷的酒店管理到癌症治療，他無一沒有看法。所有人也習慣性地附和，他龐雜（未必準確）的知識、確信無疑的口氣，讓人不知如何應對，況且，人人也都知道與他爭辯的結果。
訪談設定在客廳的窗前，我們並排坐在高腳凳上，前臂正好搭在長條案上，眼前是三里屯那些沉悶的高樓，午後的陽光正燦爛。這也是姜文的安排，他希望鏡頭對著他的後側面。他把殘存的威士忌倒入我的咖啡杯裡，說鏡頭中有酒不好，訪問就開始了。
我們的談話從對時間的感覺開始。「你看，那是尼泊爾使館，有各種塑膠盆，養花、種菜。那邊是沙特，他們連樹也沒有一棵。」姜文指著窗外說。這座涉外公寓與這些使館一樣，帶著另一個時空的氣息。
如何處理另一個時空，則是姜文創作中的永恆主題，不管是演戲還是導演，他都在展現一種歷史意識。他卻說，自己的時空是混亂的。「我沒覺得時間重要，」他說，「我有時候在想，是不是拍電影把自己的腦子、把時間給拍亂了。」對姜文來說，主觀的感受比客觀的存在重要。《陽光燦爛的日子》拍攝於冬天，他讓人用噴火器融化掉地上的冰，然後讓演員脫下大衣，穿上夏裝，儘管耿樂與夏雨背後的樹甚至沒有葉子，「你還是覺得很熱，這已經擾亂你對時間的認知了」。真實很容易擺佈，主觀感受反而更為真實。對姜文來說，他的人生是按照參與的電影來編排的，所謂的現實生活倒退隱了。
他還說起新電影的創作源起，對老北平的看法，對民國的理解，他的歷史意識的形成……總之，歷史是一種不真實，是一個藉口，你借用它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我熟悉他的語氣，它滿不在乎，又在不經意間流露出自己智識與經驗上的優越感。它是皇城人的自得與新貴們中心感的雙重混合，一種下意識的俯視感，一種「這都不叫事兒」的勁頭。少年時，我和同學們都曾刻意模仿。
我發現自己立刻被這語氣所裹挾。就像馬小軍被那些更年長、果斷的小混混吸引一樣，我也希望自己和姜文來一番對答，充滿北京大院子弟式的機鋒。這令人愉快卻也危險，彼此哈哈一笑後，往往什麼也沒說。比如說，我問他是否做自我分析，他說做，但比較難，就像揪著自己的頭髮向上拽，我又問他拽得怎樣，他指著自己的光頭說，這不是特意把頭髮剃了嘛。
這種機智把問題輕鬆劃過，也迴避了真實自我。這也是姜文令人好奇之處，在熒幕上表現出的一以貫之的才華、荷爾蒙與傲慢背後，真實的他到底是何樣？他是用驕傲來掩飾不自信，用衝突來消除羞澀，用不斷展現男子氣概來壓抑住自己的男孩氣嗎？
當說起母親時，姜文突然溫柔起來，他對無法處理好母子關係感到無奈與遺憾。《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小軍媽，《太陽照常升起》中的瘋媽，她們都強悍有力，令兒子不知所措。這或許也是姜文對現實困境的另一種表達。當他興沖沖地拿著中戲錄取通知書到家時，媽媽只是提醒，他還有一盆衣服沒洗；當他想買一套新房給她住時，她拒絕搬出平房。他的所有努力與成就，似乎都贏得不了她的心。有那麼一瞬間，我都想拍拍他肩膀，說一聲，兄弟沒事，都過去了。
這個柔軟瞬間轉瞬即逝，他立刻又變成了滿不在乎、一切皆知的姜文。他不關心電影票房、不關心觀眾的反應，不關心媒體的批評，不關心傳統的影響，一切皆是誤讀，藝術家只能表達自己。
我們在「傳統」的問題上產生了爭執。姜文以一種充沛的自信著稱。他29歲前往美國，見到馬丁·斯科塞斯、羅伯特·德尼羅時，沒表現出任何不安，在與正當紅的邁克爾·道葛拉斯的合影上，身穿白色t恤的姜文挺著胸脯，帶著自信的微笑。這是1992年，中國仍處於開放的初期，幾乎所有中國藝術家與知識分子都處於嚴重的「西方焦慮」中。
這自信令人欽佩，或許也會導致某種封閉。姜文很少承認他人給自己的影響，除去讚揚過於是之的表演，他幾乎從未提及傳統——不管是中國的電影、戲劇傳統，還是歐洲、美國的電影傳統——對自己的影響。他的角色被謝晉、謝飛、張藝謀所塑造，他深受《美國往事》與《教父》的影響，《一步之遙》片頭更是對它的戲仿，但他總致力於傳達這樣一種印象：他就是他，他孤立於時間之外。只是偶爾，他承認奧遜·威爾斯是天才，因為他25歲就拍出了《公民凱恩》，而他自己29歲才開拍《陽光燦爛的日子》。
當我追問傳統對他的影響時，他反問說，什麼是傳統，是裹腳、不洗澡、賣孩子嗎？當我說於是之、英若誠就是傳統，他又反駁說，這在他心目中是「傳奇」，是打破傳統的「傳奇」。我理解他的觀點，又覺得他陷入了某種矇昧。這與一代人的成長經驗有關，他們的青春是在破壞，一種對傳統的藐視中成長的，這給予他們一種特別的生命力，不為固有觀念所困，敢於用各種「拿來主義」，尊重自我經驗。可是誰也無法迴避問題的另一端：他們往往誤以為自己的經驗就是全部經驗，對更大的、可能迷失的世界心懷牴觸。再與眾不同的自我，最終都將進入一個傳統的河流，所有人，不管你多麼富有天才，都是在共同寫一本世界之書。一個藝術家最成熟的階段，不是在彰顯自我，而是消除自我，融入人類文化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