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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詩人的轉變(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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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我看到了這冊《水繪仙侶》。

從成都寄來的樣書,我一直沒有收到。在我們通電話之後的三週裡,來自地震災區的悲傷、忙亂、同情、熱忱籠罩著整個中國。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我前往了四川。那次與柏樺見面喝茶的前一天,我的旅行剛剛經過此次受災最嚴重的北川縣。

經過成都時,我曾想柏樺此刻正在作何想?一個詩人的反應是否與旁人不同?

這個以富庶、悠閒、漂亮女人和滿城麻將聲著稱的城市,正在恐慌和平靜之間搖擺,人們正在練習如何用最快的速度從樓上跑到空地上、在帳篷裡過夜,不過這不影響人們在空地上支起一張張桌子,桌面上,4杯茶,4個人,8隻手,144張麻將牌,正和諧、高速、一刻不停運轉著。它很容易讓我想起柏樺的詩句「牛羊無事,百姓下棋」……

這個國家太龐大、太有耐心了、生命力太頑強了,它似乎可以消化一切災難。如今的成都平原,人口稠密。但是4個世紀之前,在明朝末年的起義者張獻忠帶來的劫難中,本地人口幾乎被清洗一空,以致魯迅在300年後讀到《蜀碧》時,仍脊背發涼。但只要和平再度恢復,「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開始,不用兩三代人的時間,就再次將這裡變得人口昌盛、商業繁華。在製造安逸的生活、豐沛的物質方面,中國人的能力似乎無人能及;而那些災難,不管它多麼劇烈,總是被淹沒在迅速恢復的日常生活中。

是因為我們的精神世界缺乏形而上的傳統,而現實的生活太過動盪不安,我們唯有將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生活上?還是因為我們在那些源源不斷、精益求精的物質世界,可以尋找到足夠多的精神滿足?

類似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兩三年前,當我開始觀察中國時,總是驚歎於它的耐心、韌性、靈巧與自足,但是它的傲慢、投機、貪婪、自我欺騙也從未停止過激怒我。

這是我對傳統中國態度的一次反動。更年輕時,我深受「文化虛無」和「激進西化」論點的影響——傳統的中國充斥著黑暗,最好拋棄所有,擁抱一個由外來觀念構造的新世界。但隨著年齡增長,這種想法開始改變了。不知是因為理解力的增強——你不可能完全扔掉自己的過去而變成另外一個人;還是因為個人身份的覺醒——你註定是中國人,把自己民族的昔日說得一無是處,你也會失去今日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的落腳點。

我開始不自覺地擁抱了另一種思維上的時髦——「五四一代」與《河殤》式的激進反傳統,是錯誤而愚蠢的,它們是單一的革命話語的溫床,而正是這種思維上的激進與單一造成20世紀中國的悲劇。於是,另一箇中國傳統浮出水面,它不是人吃人的黑暗,而是山水畫、詩詞、木製建築、菜譜、竹林、人構成的典雅、精緻的世界……

我知道這種角度漏洞百出。首先,我根本難以定義傳統。中國歷史如此漫長,先秦與漢代不同,唐朝與宋朝也差異重重,明清又是另一個模樣……用一個籠統的「中國傳統」來說明一切,實在過分粗暴了。它不自覺掉入了「那個」窠臼裡——中華文明是靜止不變的。而且,這傳統是政治的還是知識方面的,是藝術還是生活方式上的,是士大夫的還是平民的?當這些前提被嚴格定義之前,「傳統」是可以被隨意曲解、被選擇性使用的。

當「傳統」的豐富性與複雜性被忽略時,我們很可能就容易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來對待它,也相信它可能被埋葬與發生斷裂;或者是通過片面的美化與醜化,來為此刻的需要所用。但事實上,在這些複雜性被嚴肅而細緻地探討之前,對傳統的濫用很可能變成了一個溺水者的拼命掙扎——他手舞足蹈地越厲害,下沉的速度就越快。

柏樺肯定理解我頭腦中的這些混亂與困惑,想必他也經歷過類似的感受吧。從四川回來3周後,我才開始閱讀《水繪仙侶》。我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從災難新聞的嘈雜中,牽引到400年前的江南。

我對這本書的態度是矛盾的。在白色亞光紙的封面上,是淡藍色的水面與樹影,畫面上的氤氳是典型的photoshop的產物。這是封面設計者眼中的往日江南,但它帶有這個技術年代的痕跡——做作、不真誠。

正文是由兩部分組成。11頁的長詩和超過200頁的對長詩的註釋。對於詩,我依舊缺乏把握能力,於是一直在讀那些一段段短文構成的註釋,在形式上有點像是《米沃什詞典》。

這本書的意圖,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柏樺就已清楚表明了。那是對他成長年代的革命式、政治化的語言與思維的一次背叛。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在「救亡」的旗幟下,內心焦慮、腳步慌亂,他們偏愛宏大,而鄙棄細微。

通過一冊《影梅庵憶語》,柏樺試圖重構另一個語境——冒闢疆與董小宛居住的水繪園。在其中,即使面臨王朝覆滅、國家崩潰,你依舊可以從容不迫享受山水、美酒、佳餚、絲竹、古籍與愛情……在兵荒馬亂中,一對男女也可以精緻地「做一份人家」。你可以用個人的獨立與勝利,來對抗外部整體性的坍塌。

重構另一個語境的努力,也流露在柏樺使用的語言上。菲利浦·拉金式的消瘦收斂了,他試圖在古典中文與現代漢語之間,尋找到某種新的融合。

但是,坦白而言,這些詩句,尤其是那些註解短文,沒給我提供期待中,也沒有意外中的閱讀感受。有時,在那些文字中,我讀到了一絲說明文的味道,似乎像個學院先生一樣,向我解釋一個概念。他詩人式的情感與洞察力,似乎暫時退隱了。

在一些偶然段落,我又讀到了那個我迷戀的柏樺。比如第150頁關於「白夜」的註解。「俄羅斯的‘白夜’,帕斯捷爾納克的‘白夜’,是‘寒意侵襲著我們’,是單薄的兩個人與國家機器相抗衡,那是一種驚世駭俗的力量。但水繪園的白夜,是花前月下,一對神仙眷侶及一群好友輕輕地生活,不打擾人家,亦不回應時事。他們只為自己的似水流年、如花美眷而生活著,做一份人家。」這也是他對於自己轉變的解釋,「沒有對抗,只有隱逸」,那個俄羅斯與波德萊爾式的熱血、燃燒,變成了「孤雲獨去,眾鳥高飛」——柏樺相信,這正是中國的語境與感覺。

像多年前一樣,我仍不知怎樣去品評詩句。我感覺得到柏樺努力而真誠的嘗試,但我也感覺得到他的尷尬:他想丟棄自己熟悉的節奏、情緒、意象,但同時新的精神資源卻尚未豐沛——在此刻的中國,回到或藉助晚明中國的語境,談何容易。就像江弱水在序言裡提到的,社會動盪、軍事侵略、政治肅殺、環境汙染,早已讓江南只存於故紙之上了。

我還不由自主回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眼光。我對於冒闢疆的個人故事,沒有那麼多的嚮往與同情;我也無法同意柏樺用布羅茨基的「美學高於倫理」來為逸樂辯解,這句話經常被濫用,在布羅茨基的詩句中存在著高度的精神嚴肅性與倫理上的自覺,它們與中國式逸樂中的逃避、沉溺截然不同。

伴隨我對這本《水繪仙侶》閱讀歷程的,還有謝和耐所著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卜正民(timothybrook)的《縱樂的困惑》和戴仁柱(richardl.davis)的《十三世紀的中國政治與文化危機》。儘管3位作者都有著典型的漢語名字,但事實上他們是分別來自法國、加拿大、美國的漢學家。前兩本也是柏樺在書中不斷引用的素材之一。可惜我沒去翻閱胡蘭成的作品,那是柏樺這本書最重要的精神資源之一,這個民國才子一心要在亂世中仍持有從容與審美,卻沉醉其中而忘記了變節的恥辱與危險。

我無法把這些書的內容展開。但是,我在這3本書中讀到了某種一以貫之的東西。13世紀,也正是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前夜。對漢人來說,那是個國家將滅的時代。但這不妨礙漢人將偏安的杭州城建設成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人們在其中沉醉不知歸路,就像謝和耐寫到的「直至兵臨城下之前,杭州城內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閒哉」。平民的生活如此,而朝廷之上,文人官僚們則分成主戰派與主和派爭論不休。他們或許立場不同,但其思維方式卻極為相似。主和派不理會危險的迫近,只將頭埋進享樂的沙堆中;而主戰派也同樣不理會現實的困難,只將所有的熱情釋放到語言的快感裡,他們盲目表達自己的道德高度與情感憤怒,卻沒有興趣將這種憤怒轉化成具體的行動。

蒙古人最終到來了,精緻、典雅的宋朝覆滅了。同樣的情景似乎在4個世紀之後再次上演。來自北方的民族再度到來,風雅、成熟、富足的明朝再度失去了響應的能力,甚至文天祥式的抒情式英雄主義都消失了,文人的領袖錢謙益投降了,而冒闢疆,不管他有多麼瀟灑的形容,多麼男性化的名字,在稍做努力之後,仍舊退回到個人世界裡。

我無意、也厭惡用道德高下去審判什麼人。但是,我相信在那些文人推崇的精緻、風雅中,必定早已埋下了潰爛的種子。它使得那些美缺乏力量,使得自由帶著某種麻醉……我直覺到這種文化情緒中的虛偽與不真誠。這種虛偽和不真誠,既無助於守住江山,可能也妨礙創造出更偉大的作品;它也使得文字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相去甚遠。書生們在紙上幻想出一隻狐狸可以幻化成佳人,或是慷慨激昂的詩詞足以擊潰來犯的敵人……我甚至懷疑在《影梅庵憶語》中,冒闢疆的多少回憶是真實的,而不是自我欺騙的。

我擔心這些懷疑驚擾了這本書的詩情,對現實環境的感受再次干涉了我對於文學的理解。或許是因為,我們再次身處一個逸樂的年代。的確,遍佈中國的卡拉ok、洗浴中心、高階餐廳,不再有水繪園中樓臺水榭的精巧,而流行歌曲不再似江南絲竹的清幽,那些被lv、chanel武裝的姑娘,再不比秦淮八豔的風華絕代……但是,誰能說其內在氣質不是一脈相承呢?人們不都是以外在之物來搪塞自己內心更深層的渴望,來回避本應痛苦的掙扎和求索嗎?

在迴避內心深層的痛苦上,中國人的確如謝和耐所言,我們「很有一套處世的哲學」。正因如此,回到個人的小世界,不是為了培養真正的獨立精神,也無力確認一套與公共原則不同樣的私人原則,而經常變成了一種逃避的藉口。即使在對美的追逐中,個人都不是變得更堅強,而是更脆弱了。

我已經離題過遠了。柏樺的新書,或許未能帶給我期待的閱讀感受(期待一個作家滿足讀者的感受,又是多麼的愚蠢和偏狹),但它的確激起了我某種求知的熱忱。而引誘人們去探索自己命運中更深刻的意義和不幸,不正是一個詩人最重要的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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