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兩碗黃酒之後，高信疆談興漸濃。他穿中式藍色對襟褂，向後梳理的頭髮一絲不苟，其中黑、灰、白夾雜，架在鼻樑上的鏡框足以遮住四分之一的臉，他的面色變紅，皮膚微微沁出汗來。
他回憶起胡適與雷震，李敖和陳映真，在吃了一口黃瓜之後，還品評了古龍與金庸。談起20多年前的某一夜，古龍將他從溢滿冷水的浴缸中強行拽出，他已喝了5瓶烈酒，渾身燥熱，倘若任性睡去，就可能一別人間。
他聲音渾厚，叫我把西紅柿醬遞過去時，大聲稱我「知遠兄」。他還摔倒在從客廳前往衛生間的地板上，然後擺擺手說沒事，似乎對超過60年曆史的身軀毫不在意。
這是2007年的冬天，我們坐在北京市西壩河南路的一間公寓裡吃炸醬麵。公寓位於二環與三環間，與商業中心尚有距離。窄窄的西壩河安靜地流淌，小路上的那間醫院令人想起了集體主義的年代。這種安靜在此刻的北京分外難得，這座城市變得太快了。20年前，清晨街道里都飄著豆漿與油條的香氣，小巷的拐角還堆放著大白菜，但如今的濃重霧氣中是一座接一座的鋼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樓，亢奮卻乏味。沃爾瑪超市提供了海水一般充沛的貨品，層出不窮的時尚雜誌，無窮盡的網路資訊，是此刻生活的寫照，一切似乎都被捲入了速度與數量的旋渦中。
大約10年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那時我還是一名渾渾噩噩的大學二年級學生。他是和一連串名人、報刊、事件的名字共同進入我的視野的——陳映真、白先勇、李昂、《中國時報》、鄉土文學、美麗島事件……我尚搞不清這些人的年齡、成就與關係，僅僅知道在20世紀80年代的臺灣轉型中，他們是不可忽略的知識分子名錄中的一部分。
那時候，愛倫堡（ilyaehrenburg）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也在同學中流傳。除去他早年在巴黎的浪蕩歲月讓我們心醉神迷外，我們也都喜歡書封上所提到的「解凍」兩個字。我們還太年輕，體會不出當愛倫堡將這些青春記憶在20世紀60年代公之於眾時，它引起一代人內心多麼強烈的騷亂。斯大林年代的流放、殺戮所激起的恐懼，無所不在的政治宣傳帶來的單調，凍結與麻木了兩代人的心靈。如今，他死了，一個時代結束了。直截了當地去揭露真相，是一種反抗方式，它升騰起人們摧毀這種制度的強烈慾望。而重新去探討生活的意義、展現生活的另一種可能，也是一種方式。既然專制體制帶來的是恐懼、禁錮、麻木、單一、醜陋，那我們就努力讓自己體驗自由、敏感、歡樂、多元與美。
那一代蘇聯人的內心騷亂，在十年後又毫無障礙地傳導到中國。當這本回憶錄的節譯本在20世紀70年代傳入中國民間時，它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到了我這一代時，它仍動人，但閱讀的狂喜已然不復存在，1997年的中國已和1977年的中國大不一樣，那個徹底匱乏、壓抑的年代已經消失。但是，它卻沒有徹底地過去。「解凍」這個詞仍在心中泛起奇妙的漣漪——聽到冰層的破裂的清脆，看到耀眼陽光下的消融，蘊含著無限的希望與生命。
而高信疆和他所屬的一串模糊的名字與事件，是另一種「解凍」的呈現，它比愛倫堡更讓我感到親切。蔣介石在1975年的死亡，暗示著戒嚴年代的末日。曾經生活在強烈政治陰影下的臺灣社會的思想生活開始鬆動。倘若雷震、殷海光、李敖意味著黑暗之中的一道亮光，是力量懸殊之中的個體的悲壯和勇氣，那麼到了70年代末，分散的力量正在被彙集到一處，孤立的個人找到了組織，各種個人、團體的主張與手段或許各不相同，他們是小說家、新聞記者、環保分子、政治活動家、藝術家，但他們卻有著共同的敵人——政治專制。正是在這種對抗中，他們也展開自身最光輝、最富創造性的時刻。
二
見到高信疆時，我已不再是10年前那個過分理想主義的大二學生，逐漸意識到倘若沒有社會各方面的對應變革，理想主義的光芒也終會暗淡。那個被我理想化的臺灣轉型歲月，已過去了將近30年，一個越來越讓人不安的事實是，那一代的最初高貴的民主理想，正在墮入一個庸俗民粹主義的泥淖。
我也比從前更清楚地知道了，高信疆是誰。不管怎樣，他主持的《人間》副刊，仍像是媒體歷史與知識分子歷史上的某個奇蹟，它曾經如此深入和廣泛地影響了整個社會，它設定的議題，為日後整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智力上的準備。
不過，在那個炸醬麵的夜晚，我沒太多的機會表達自己的仰慕之情。再說，高信疆早在20年前就離開了《中國時報》，他曾經短暫地執掌過香港的《明報》——這份報紙在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就像是《中國時報》之於臺灣，它們都是各自社會價值標準的制定者。而在之前的七年時間裡，他一直生活在北京。我聽說他嘗試過與不同的報紙、雜誌合作，希望能將他昔日的經驗移植到中國大陸，卻都不了了之。對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來說，一個統一的中文媒體世界恐怕是揮之不去的渴望吧。臺灣太小了，香港不僅太小，也過分特殊，只有大陸可能帶來那種遼闊的魅力——超過10億人，他們通過漢語聯絡到了一起。但是這個擁有龐雜人群的遼闊的大陸，張開懷抱接納了二流的臺灣演員、過氣的歌手、不入流的通俗小說，卻沒準備接納真正的思考者和懷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