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清風、明月、黃酒、炸醬麵，卻是談論中國的一個恰當情境。「不能因為三百年的失敗，就抹殺掉三千年的歷史」，我忘記了談到什麼話題時，他說出這句話。他還提到了傅斯年的判斷，在中國歷史上，只要有70年的穩定時期，它必定重獲繁榮，從秦末的天下大亂到文景之治，從隋文帝統一中國到唐太宗的盛世，從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到范仲淹一代的興起，其間不過經歷了兩三代人……
我不清楚傅斯年的論點出自何處，我的歷史知識也不足以對此做出肯定或否定，但不知是黃酒還是別的原因，我內心洋溢起一種難言的興奮。
我這一代人是在對中國文化的徹底懷疑中成長起來的，以至習慣性將現實的所有問題，都歸咎於文化的基因，這其中也包括20世紀可怕的專制和荒蕪的精神世界。很多時候，我們的否定刻薄而無情，彷彿這才意味著徹底決裂，而決裂才意味著新生。但是，這種刻薄卻經常導致一種意外的結果——我們似乎變得更匱乏了、更單調了，內心更慌亂了。
隨著年齡日增，對中國文化的瞭解慾望已慢慢在內心滋生。我逐漸覺得，總有些卓絕和美妙的特質才讓這個民族綿延至今，並曾創造出那樣燦爛精緻的文化。
那天夜晚，高信疆似乎照例大醉而歸。朋友扶他離去時，像是扶著一個踉蹌的老俠客。只可惜，他住的地方不富任何詩情——亞運村。
三
我計劃再去拜訪他，聽他講那些風雲往事，再去追問傅斯年那句話的來歷。
但等到來年年初時，他的北京電話打不通了，接著就是聽說他在臺北住院了，患的是大腸癌。我聽說陳映真也一直在住院。
一個時代似乎都在謝幕。2008年11月，我第一次到臺灣旅行。在9天的行程裡，我不間斷碰到象徵意義的新聞事件——陳雲林的訪臺、王永慶的葬禮、臺灣沉寂多年的學生運動的復甦，當然也有《中國時報》產權的轉讓，以生產米果著稱的食品公司旺旺集團成了它的新東家。我記得交易結束一週後，編輯部才進行了姍姍來遲的表態，發表社論《變動時代中不變的媒體理念》。編輯們試圖捍衛最後的自信與尊嚴，他們舉出了《華爾街日報》與《洛杉磯時報》的例證——它們雖也經歷所有權更迭，卻仍保持著昔日的新聞品格。但比照其輝煌歷史，最後的堅守中滿是物是人非的感慨。
我不知高信疆聽到這一訊息時將作何感慨，他人生最輝煌的歲月都與這家報紙息息相關。而對臺灣和幾代華語讀者來說，這家報紙也從來不僅僅是一張報紙、一樁生意，而是一種精神、品格、價值觀。
再接著，我聽到他去世的訊息。他的實際年齡比他看上去的更年輕些，出生於1944年，不過65歲。他在40歲之前，就完成了一生的主要功業。
一連幾天，我都在回憶我們唯一一次見面的場景。或許也在暗暗比較我們這兩代人之間的異同。他們那一代要反抗政治禁錮對個人自由、思想和審美帶來的傷害，而到了我們這一代，敵人已不再如此明確，反抗力量也因此瓦解，但消費文化和扭曲的形態卻塑造了一種新牢籠，將我們困於其中。不管臺灣還是大陸，解凍時期所蘊含的希望與理想，正在重演帕斯捷爾納克的感嘆：「這種事情在歷史上已發生過多次。崇高的理想變成了粗俗的物質，因此希臘變成了羅馬，因此俄羅斯啟蒙運動變成了俄羅斯革命。」
不過，我們丟失掉的不僅是他們那一代的純真和勇氣。我更感到還有那股濃烈的情感，它深藏於一代代最優秀的中國人身上，讓他們即使在悲觀的時刻，仍有行動的勇氣，而不僅僅是現實的俘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