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波蘭人的身份與文學才能都讓我產生好奇。我習慣了偉大的記者來自英語世界，一個波蘭人如何獲得這樣的影響？我也對於記者被低估的創造力耿耿於懷，人們總把讚譽給予小說、戲劇、詩歌，習慣性地忽略報道、散文、評論。我買過他主要作品的英譯版，《皇帝》《足球戰爭》《帝國》《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被他的廣闊性、傳奇色彩，還有那致命的孤獨所吸引。
從1956年第一次前往印度以來，他遊遍100多個國家，其中拉美、非洲、中東等地尤為特殊，他誇耀自己身經了27次革命和政變，40多次被關押，4次從死刑宣判中逃生……在充滿暴力的陌生世界，他常孤身一人，也常陷於飢餓與恐懼。孤獨不僅是身體與精神上的，還是一種身份上的——一個波蘭人該怎樣理解這動盪的世界？他屬於社會主義陣營，他是社會主義理想的信仰者，又對權力的腐化高度敏感。這些異域戲劇——很多是關於獨裁與專制的殘酷與倒臺——都像是對他的祖國困境的對映。對波蘭讀者來說，這些報道既充滿異域風情，幫助他們逃離現實的煩悶，又是對他們生活的對映。
「他很清楚，悲哀可以轉化成思想，也可以轉化為失望和沮喪、漠然和麻木。他命令在全國開展各種娛樂遊戲活動、盛大喜慶活動和化裝舞會。」「智者就要乾脆忘掉如何思維，而在麻木中苟且偷生。」當1976年的波蘭人讀到這種語句時，他們不會覺得這僅僅是衣索比亞的故事，它也發生在波蘭。
卡普欽斯基處於一個曖昧的地帶中。他是官方派駐的海外記者，他需要與官方維持恰當的關係來保住這個職位。當他在這些陷於冷戰格局的地區時，他發現蘇聯支援的左派力量，常是這個地區的解放力量。他的看法常與他的波蘭朋友不同，後者感到的是無盡壓抑與停滯。
「人克服了恐懼，感到自由。沒有這一點，是不會產生革命的。」在shahofshahs中，卡普欽斯基寫道。他描繪的是1979年巴列維政權倒臺。當團結工會運動在1980年興起時，他作為一名著名的文化人物到場，發現了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氣氛。這個社會像是突然獲得了一種自尊。這再次印證了卡普欽斯基長期以來的觀察，突然爆發的反抗運動從來不是關於麵包與工資，它是源於受傷的自尊。你被當權者一次次地羞辱，終有一刻這憤怒會轉化成巨大力量。
卡普欽斯基在海外的勇敢無畏，在自己的祖國卻消失了。他寄望于波蘭政府自身改革，也擔心倘若公然與當局決裂，就會失去海外採訪的機會。他在道德選擇上曖昧不清。
似乎是2011年的深秋，我在舊金山的城市之光書店買到《雷沙德·卡普欽斯基：一生》。封面上，卡普欽斯基正在抽菸、表情嚴肅、眼光銳利，像是老電影中的間諜——性感、神秘。
我把這本書擺在書架上，每當心情煩悶，就翻上幾頁。一般是躺在4樓辦公室的黑皮沙發上，我感到被日常活動所消耗，害怕丟失自己，恐懼精神上的封閉性。只有在陌生的環境中，我才感到人生沒有虛度，也害怕那種無所附著之感，無限的自由反而變成新的桎梏。先是在劍橋，然後是伯克利，我一再地確認，我成不了那種四海為家的作家，僅僅把歸屬感建立於文字與思想中。我需要那種緊密的小團體，它提供家庭式的親密感、行動時的力量感，當這一切具備時，我才能享受疏離、旁觀。
我還記得一個細節。卡普欽斯基有很多情人，按照他的一位傳記作家描述，這些關係都是3個月模式。在這期間，卡普欽斯基浪漫、熱情、帶著迷人的神秘氣息，接著他就消失。他也必須消失，他要回到他正在寫的書，要回到他的報道的現場——可能是衣索比亞、伊朗，也可能是智利、墨西哥……
除去這即興的情感，他還有位忠誠的、穩固的妻子，她照料他生活的一切。當他在華沙外的公路上爆胎時，他的電話會打給她，而不是道路管理中心。他必須在變化與穩固間找到某種平衡。
「他是個複雜的人，生活在一個糾纏的時代，同時處於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世界。」卡普欽斯基去世後，他的一位情人評價說。
三
傑夫·戴爾遺憾於卡普欽斯基沒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或許是非虛構作家的某種憤憤不平，只因為他書寫的是真實事件，就不如虛構出的故事嗎？「他的很多報道細節被證明是失真的，是想象出來的，」傑夫·戴爾戲謔說，「那他就更該得獎了。」
與卡普欽斯基相比，傑夫·戴爾太過輕盈。他躲避危險，「如果可以選擇另一種人生，我也願意成為駐外記者。我感興趣的可能是和其他記者的聚會，當外面在鬧革命時，我們在喝酒」。
卡普欽斯基尋找歷史現場，傑夫·戴爾則抱有一種反事件姿態，那些無關緊要的細節，或許更能展露人生的本質。他可以自辯說，這是文學的冒險，喬伊斯僅僅坐在書桌前，就可以過上充滿冒險的一生。
在這漫無目的的交談後，我獲得了某種釋然，似乎一場虛擬的關於冒險的談話就令人滿足。我那麼渴望逃離，不過是一種孱弱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