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唱起了《我為祖國獻石油》，到了「頭戴鋁盔走天涯，頭頂天山鵝毛雪」時，他揚起右手，似乎豐沛感情正從胸膛溢位。他的廣式普通話有些含混，聲線在一些高音部分明顯吃力，神情卻專注異常。
我怎麼也沒想到會在夜晚的特拉維夫聽到這首歌，且出自一位香港人之口。alenby大街上這家中餐廳有一個響亮卻陳舊的名字「龍城」，店名與門口的紅燈籠、牆上的書法都讓你想起一個唐人街的世界。如果有一位李小龍模樣的人出入，一定更為圓滿。
特拉維夫沒有唐人街，「龍城」孤零零地矗立於特拉維夫的這條幹道上，與那些酒吧、比薩店、花店連成一片。在品嚐了各式口味的humus之後，我開始對一份水煮牛肉充滿渴望。同事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證，「龍城」有著全球最佳紅燒肉。旅行經常帶來感官失調，催生出某種幻覺，我堅信在維也納吃到了世界最佳的西紅柿炒雞蛋，在東京的池袋公園西口嚐到了全球最佳酸辣土豆絲。
夜晚特拉維夫海灘
「龍城」的紅燒肉實在平常，盤底兩片生菜尤其難以忍受，像是對沙拉趣味的某種妥協。西紅柿雞蛋湯卻是意外之喜，有一種清淡的濃郁。
在上菜的間歇，朱先生從後廚走出來。我喜歡他臉上的淡然表情，和緩的語調，像是從哪一部港片中飄出的人物，像一位厭倦了江湖紛爭的退隱者。
一個怎樣的「江湖人士」會退隱到特拉維夫呢？現實的朱先生沒有江湖往事，卻有另一番故事。他出生於惠州，整個童年在一輪接一輪的運動與改造的時代背景中度過，1962年，13歲的他成為逃至香港的難民群中的一員。與我在書中描述的恢宏場景不同，他只平淡地說，他們一行走過邊境線，親人在九龍接下他們。他隨即開始融入嶄新的生活。60年代的香港，既有工業革命催生出的繁榮與機會，也有伴隨而來的動盪與風險。他記得1967年街頭到處是人造炸彈的景象，也對於新蒲崗的塑膠花工廠的騷亂記憶猶新。
經由短暫的騷亂，香港邁上了新階段，它不僅繼續創造經濟奇蹟，還努力建立起一套更為公正、進步的社會制度。相比彼時大陸與臺灣，它還享特別的自由，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追隨者都能在此共處。朱先生對工會組織的印象頗佳，他們舉辦各式聯誼活動，學唱革命歌曲。這些穿越到香港的歌曲被過濾掉現實的殘酷後，盡是理想主義的浪漫。
1979年春天，當港督麥理浩前往北京拜會鄧小平，意識到香港的歸還不可更改時，這座城市再度陷入恐慌。所有香港人都有著關於故國的不安記憶。自1841年開埠以來，這就是一座難民之城。中國曆次動盪，都將更多人推到這個島嶼之上。英國制度與中國人的勤奮，還有不可缺少的運氣將它變成了東方明珠。朱先生是這股浪潮最近的幸運產物。
很多人選擇了移民。這也是香港歷史命運的縮影，開埠不久，它就是華人勞工中轉地，是中國人通往更廣闊世界的跳板。
與同輩人紛紛前往美國、歐洲不同，朱先生喜歡上了中東的藍天與海洋，移民到特拉維夫，開設了此地的第一家中餐館。
「全世界各地來的猶太人，美國的、歐洲的，自願到這裡，上前線。」餐館沒開多久，他就趕上了黎巴嫩內戰。他記得滿街都是背槍的人，他們在指定的集合點集結，政府統一將他們送往前線。或許，這也是他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猶太精神的複雜性，他們常被描述為高度的逐利性，又表現出強烈的獻身精神——為了宗教或是國家。
在接下來的30多年中，戰爭與恐怖事件從未離開過他。他記得1991年的海灣戰爭，飛彈不斷來襲，它即使在空中爆炸，「也會地動山搖，玻璃全都在晃動」。他跑到法蘭克福住了兩個月才回來。他更目睹了21世紀初的自殺性爆炸浪潮，在公交車站、在酒吧、在海灘，他看到血肉橫飛，一隻殘臂掛在路燈杆上。
他原本想掙些錢再前往美國的計劃告吹了，沒人願意接手他的餐館。不管香港與內地的移民浪潮多麼洶湧，卻很少會湧到特拉維夫。誰會真的選擇只會出現在國際爭端中的城市呢？
他也習慣了這裡，學習希伯來語，有了猶太與阿拉伯朋友，離不開那些菜市場，尤其是特拉維夫的海灘，「天空的月亮還是很圓的，比香港的還圓，星星比香港還亮……香港的海水也沒這麼藍了」。他甚至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未來也不無信心，這裡既是猶太人也是阿拉伯人的家，「應該有破冰的一天」。
歸家的渴望也誘惑著他。儘管一個小小的華人社群正在興起，很多是隨著中國影響力擴張而來的中國商人與勞工。他仍覺得自己是特拉維夫的局外人，甚至多次光顧的小偷都在提醒他這一點——一個外來者要承擔更多的不公。但他又覺得此刻的香港，不是他曾熟悉與理解的那個香港，甚至連個住所都不好解決，房子實在太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