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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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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中山陵漫長的石階往上走,我期待的肅穆淹沒在人群的喧鬧中了。人們總是在拍照,在臺階上、入口處、華表前,為了看譚延闓書寫的碑文,我必須耐心地等待十分鐘,一個又一個遊人站在石碑前,姿態各異,表情喜悅,等待同伴將自己裝入鏡頭,就像蘇珊·桑塔格說的,在沒有被攝入照片前,你不能肯定你遊覽過此地。

像很多遊覽勝地,遊客總比景觀更像是主體,也像中國所有的景點一樣,在中山陵門口最醒目的位置,張貼著「禁止隨地吐痰與大聲喧譁」的「遊人須知」。在由「博愛」「天下為公」「民族」「民生」「民權」這些詞構成的中山陵裡,「遊人須知」顯得格格不入。

當然,沒有人注意這些。天氣炎熱,我看到了裸露上身的男士,喧譁聲即使到了存放孫中山遺體的墓室中也沒完全消失,而每隔幾分鐘,總會看到人扭頭向石階旁的草地上吐痰……

我突然想起1924年3月孫中山在黃埔軍校的演講,除去表達對中國與世界正在變化的革命形勢的觀察,他還提到隨地吐痰與任意放屁是中國人的兩大毛病。那是孫中山生命的最後時光,他之前的生活的一連串挫折,只有很少的時刻,某種意外的榮光才降臨於他。

他試圖尋找到一條幫助中國擺脫屈辱處境的道路。1894年,他曾向李鴻章自我推薦,卻被拒絕。他們是兩個時代的思維,李鴻章這一代相信通過「堅船利炮」實現軍事上的現代化,就可以應對西方的到來這一「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但1895年的甲午戰爭摧毀了這一信念;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半調子式的政治制度改革的失敗,再次加強了孫中山徹底推翻帝制、引入西方政體的信念。但是政治體制上的變革並非那麼順利,在意外而短暫地成為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後,權力還是回到前清大臣的手中,一箇舊世界分崩離析了,新世界卻並未建立起來。孫中山相信過修建足夠的鐵路可以救中國,期待過南方的軍閥可以幫助他統一中國,晚年時,蘇聯的經驗則對他產生了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他始終不無惋惜地看到,他一心期待獲得新生的國家似乎總是在沉睡之中,中國人總是一盤散沙,無法擺脫種種經年累月的陋習。他越來越覺得,中國人不隨地吐痰像政治上的共和制一樣至關重要。

南京充滿了種種政治痕跡。緊鄰中山陵的是明孝陵,明朝的第一個皇帝朱元璋埋葬於此。是他開創了政府對普通人強大控制力的傳統,他也是政治清洗傳統中的最著名統治者之一,他對中國社會的理想是穩固的、停滯的、內向的、小農傳統的……

我在7月29日那個悶熱的下午到來時,南京似乎正在為自己的身份焦慮不堪。本地主要報紙《現代快報》說,「博愛之都」「第一城垣」「綠色之都」,這些別號似乎都不足以表明南京的獨特性,至於「六朝古都」,記者抱怨說幾乎找不到這些昔日遺蹟了。南京人試圖創造一些,為了迎接7月31日中國傳統的七夕節,兩萬名青年男女在公園中速配,在巍峨的明代城樓中華門上,相親的男女還疊了77萬隻被稱作「愛情鳥」的紙鶴,申請了吉尼斯世界紀錄。

在中華門上閒蕩時,夕陽業已下山,城市變得富有詩意起來,600年前的青磚牆凝重配上廉價的紙鶴,有種說不出的奇特效果。我想起了下午在長江路上的總統府裡的感受。它曾是兩江總督府,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都曾居住在此,他們都深切感受到傳統中國的無力;當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佔領南京時,這裡被改造成天王府——在這場中國歷史上最浩大的農民起義中,領導者固執地相信自己正是耶穌的弟弟,《聖經》是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將締造一個人人平等的烏托邦,但他們的失敗卻是緣於他們互稱兄弟的領導者間毫不憐憫的內部屠殺;孫中山是在這裡宣誓就任總統的,而蔣介石則在此商討圍剿共產黨的計劃,汪精衛、李宗仁、馮國璋、甚至「辮帥」張勳都曾是這裡短暫的主人……解放軍戰士1949年將紅旗插到這裡則是中國歷史的又一個轉折時刻,在前往南京飛機上的一本雜誌裡,我還看到了陳逸飛1976年的油畫《佔領總統府》……

坐在昔日的總統府訂閱報紙辦公室門口的長凳上,眼前正好搭著一件正在晾曬的綠色軍大衣,不遠處正是蔣介石1948年接見一些國家新任駐中國大使的黑白圖片。歷史的恍惚感此刻變得鮮明無比。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歷史是依靠時間點劃分的,1840年的鴉片戰爭、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些確切的年份,似乎將歷史一分為二,之前是一個世界,之後又是另一個世界。

我差點忘記了,李鴻章、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甚至洪秀全面臨的是同一個中國社會,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做出反應,一些人更為敏銳、更果敢、更高尚,另一些人則可能頑固、殘忍,有人擁有政治理想,有人則乾脆是赤裸裸的野心家……他們都面臨著一個挑戰:如何啟用一個被惰性、分裂、資源匱乏所逼迫的社會,如何重新在外來者面前贏得尊嚴。他們中最有力的是那些最能體察中國社會根本矛盾的人,他們知道那些看起來遲緩、忍耐的中國人,隨時可能變成一群躁動、為了目標甘願拋棄掉一切的中國人……孫中山抱怨中國人缺乏現代人素質,40年後,新落成的南京長江大橋上刻上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十里秦淮河盡頭,飄散著濃烈的臭味,夫子廟碼頭,霓虹燈閃爍,讀書人在北岸的貢院裡考試,探求安邦之道,而南岸則是煙花之地。400年前,即使在南明王朝覆滅前夕,這裡的狂歡也未中斷。距離夫子廟500米是太平天國時期的東王府,1856年的一場血腥屠殺發生於此……

種種彼此矛盾的現象,總是在這個國家共存,所有看似激烈的災難、變革,很快被日常生活的惰性所吞噬與撫平。每代領導人都面臨著孫中山式的尷尬,在他演講80年之後,中國人仍習慣性地隨地吐痰。這個國家一方面看起來日新月異,另一方面則毫無變化。每代政治領導人都想開創一個新時代,卻往往發現他們更多受困於漫長的傳統。倘若南京要尋找自己的特性,它的政治傳統與日常生活間的關係倒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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