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一家盜版cd、dvd的，接著是賣眼鏡的，然後是掛滿的皮包和女孩子喜歡的小飾品……這些攤位都擁有統一的寬度，大約3米，而長度則有不同，最窄的不過一米半，長的是4米。一排排的攤位就這樣一直延伸著，兩排攤位間隔出了不到2米的走廊，我在其中不斷和其他顧客擠到一處。
兩三個女孩子或站或坐在這些堆滿商品的幾平方米中，等待別人的詢價和討價還價。她們個子不高，皮膚黑黑的，擁有一張你一看可知的「東南亞面孔」，說著我聽不太懂的英語和完全不懂的菲律賓話。在那個賣藥品的小攤位，我碰到了一個皮膚白皙的中國姑娘，她來自四川，半年前來到這裡，因為她的一個同鄉在此開設了攤位。
「一路發商場」的五個紅色隸書的大字壓在藍色的背景下，一旁是菲律賓本地的連鎖快餐店jollibee的廣告，它在這座由數不清的小攤位構成的三層建築中開張了一家新店。
「一路發」是阿拉伯數字168的中文諧音，帶有中國人喜歡的吉利色彩。沒有宗教信仰，中國卻在房屋的位置、屋內的東西的擺設、隨機的數字中尋找到命運的寄託。「如果你想了解新移民，」《菲律賓星報》的專欄作家李天榮對我說，「那去看看一路發。」李天榮用英語寫作，講起中文來語速更快，他總是笑容滿面，在你做出一個判斷之前，他已經重複好幾次「好，好，好」。他採訪過菲律賓所有的重要人物，為《福布斯》分析菲律賓富豪的財產，他是本地的第6代華人，像本地的200萬華人中的大多數一樣，他的故鄉是福建。
當時，我們坐在文華酒店的咖啡廳裡探討新一代華人移民的特性。這一代移民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再度開啟國門之後來到此地的。「他們比我們工作更拼命，也更無所顧忌」，李天榮說新一代移民們可能5年前仍只是經營著一個小攤位，而現在則擁有幾處地產。
「一路發」像是遍佈在中國很多城市的商品批發市場的翻版，除去那些面孔黝黑的菲律賓女孩子，據說她們背後的很多老闆都是這些中國移民。他們將中國過剩的生產力製造出的廉價商品運到此地，以低價格出售。他們大多很勇敢，或許一句英文與菲律賓語都不會說，憑藉一個計算器卻走遍菲律賓的大小市場。
穿過帕西格河，河岸這一邊的西班牙建築、大片空曠的草地消失了，我們到了馬尼拉的中國城。三輪腳踏車，成群結隊的被塗上各種塗鴉的小型巴士「吉布尼」，人流都擁擠到一起，建築破舊，噪音與樂音充滿到每一個角落，那些商場門口大聲放著節奏感十足的本地流行音樂，而掛在電線杆的喇叭裡則是福音歌，做生意和教堂裡的禱告聲混雜在一起，腳下流淌著汙水。在一瞬間，我就置身於熱氣騰騰的生活中，那種人們想象中的亞洲在崛起時所蘊含的活力，「一路發」正成為超過200年曆史的中國城的新的標誌之一，是中國強大的輕工業生產能力的表現，其中也充斥著每一箇中國人習慣的假貨。
在看到一路發商場之前，我們一直試圖聯絡菲律賓最富有的人物，在我們的名單上有陳永栽、施至成、鄭少堅等。我對他們所知甚少，根據媒體上的不連貫的報道，我印象中菲律賓的經濟是由華人主導，2%的華人佔據了這個國家40%甚至更多的財產。這似乎是東南亞的普遍狀況。在很多時刻，我分不清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或是泰國那些商業鉅子的差異，他們大多是華人，被一層神秘的面紗籠罩，生意的範圍廣泛，大多為壟斷產業，與所在國政府的關係密切，公司的結構極不透明……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他們贏得了全世界的讚歎，華人似乎擁有某種不可思議的商業能力，世界範圍內只有猶太人堪與作比。
「他們的成就被誇大了」，吳文煥的評論令我略感意外。此刻，我們坐在馬尼拉的舊城區裡的菲華歷史博物館的會議室裡。吳文煥今年57歲了，有一張沒有明顯特徵的南方人的臉，他的普通話帶有閩南口音。1954年，他從福建晉江前往香港，1960年，再由香港來到馬尼拉，他的父親已在這裡紮根了。東南亞華人移民的歷史就是這樣，年輕時離開家鄉，然後回到家鄉娶妻生子，再離開；等到兒女長大後，再將他們接過來，或是一個同鄉拉上另一個同鄉。在吳文煥離開晉江時，這種移民模式在福建與廣東省已持續了幾百年，這些省份地處帝國的邊緣，缺乏耕種的土地和其他資源，他們只能前往海外尋求生存與富足。
馬尼拉是這些移民最早的選擇地之一。早在10世紀時，中國與菲律賓就有了貿易往來，到了16世紀時，馬尼拉已在全球貿易與中國經濟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儘管中國人很早到來此地，但菲律賓的近代歷史卻是由西班牙人開創的，1571年，在麥哲倫環遊世界到達此地50年之後，它成為了日漸擴張的西班牙帝國的亞洲殖民地。西班牙人將墨西哥的白銀運到了馬尼拉，再由馬尼拉運往中國，從而創造了中國明朝末年的商業繁榮，而從這裡運往歐洲的中國的瓷器、茶葉，是那個年代最重要的國際貿易商品。
在和吳文煥談話之前，我們參觀了這座建成7年的博物館，它記載了中國人在這個陌生之地的曲折命運。我對那幅鋪滿一整面牆的畫印象深刻，它是3個世紀前一位西班牙傳教士的作品，所畫的是1602年那場著名的大屠殺，當時在馬尼拉超過兩萬名華人被西班牙人所殺。
源源不斷地湧入馬尼拉的中國人，是商人、手工匠人，是西班牙殖民者與土地居民的中間人。中國人對做生意的熱衷，使得西班牙人用「sangley」稱呼他們，這正是閩南語裡「生意」的諧音。但是，不信任感始終存在於華人與西班牙人之間。西班牙人為自己修建了歐洲古堡式的「王城」，而華人則被要求統一居住在王城外的八連城內，白天，他們出來做生意，夜晚則被限制在小小的城內。關於1602年那場屠殺，我們所知不詳，只知道馬尼拉的華人被屠殺殆盡，這場屠殺還導致從馬尼拉前往中國的白銀運輸量銳減，白銀的減少導致了中國境內的經濟危機，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望著那幅刀光劍影，被火光與鮮血佔據的畫面，我不知該作何感慨。我該為中國人的生命力而驕傲嗎？華人居住的八連城地址更改了9次，每一次搬遷都伴隨著一次或大或小的屠殺與騷亂，但是華人一直頑強地生存下來，並且人口繼續增加；還是應該痛心？儘管數量上佔據著絕對優勢，華人卻從來沒有能力和遠道而來的西班牙人抗衡，他們總是處於從屬、屈服、屈辱的地位。
西班牙人給菲律賓帶來了天主教和熱衷歌舞、享樂的傳統，1898年之後，美國人則帶來了現代世界的「自由」「民主」與英語教育，美元援助……中國人給這裡留下了什麼痕跡？
吳文煥將我們領到博物館的圖書室內，裡面是將近20年以來，華裔文化傳統中心所收集的書籍與雜誌。牆壁上懸掛著魯迅的水墨畫，門口還有梁啟超翻譯的黎薩爾的詩歌——他是菲律賓早夭的建國之父，這個國家的孫中山。在那個午後，圖書館散發的氣息令人迷醉，油墨和潮溼帶來的黴味混合在一起。倘若要研究菲律賓的華人歷史，沒有比這裡的收藏更豐富的了。藏書中的很大一部分與東南亞華人創造的經濟奇蹟有關，它是中國人給這些國家帶來的主要影響嗎？
「渲染經濟成就既不符合事實，也對我們的生存環境不利」，吳文煥顯然對於國內媒體的片面、一廂情願的報道深表不滿。作為一名業餘的歷史學家，他在10年前出版的一本小冊子《關於華人經濟奇蹟的神話》中，他認定海外華人的經濟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歷史機緣，如果華人真具有令人詫異的商業頭腦，那為何在制度更為健全的美國、歐洲與日本，華人沒有取得對應的經濟成就？而且吳文煥發現，對於菲律賓的華人商業鉅子的成功，他身上的菲律賓國家特性可能比他的華人特性更重要，況且「不僅這些人是華人，那些一生在貧苦上掙扎的小攤販也是華人」。「融合是本地華人最好的安排」，吳文煥和他的同事們在1992年共同創造了「菲華」這個詞，就像「非洲裔美國人」一樣，它代表著在菲律賓的華人的新身份傳統的形成。
不過，令吳文煥深感不安的是，中國人對於自己的傳統與特性的研究缺乏興趣。那個圖書室吸引了日本、美國使館的人員到此尋找資料、探究華人的秘密，而中國使館卻對此毫無興趣。而對於新一代中國移民，吳文煥則發現他們變得和過去不太一樣，「他們更大膽，也意味著失去道德上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