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裡溫（yerevan），似乎每個姑娘都像金·卡戴珊。法國廣場的咖啡館、飯店酒吧露臺，傍晚的街道上，她們都有深陷的眼窩、厚嘴唇以及豐饒的身形，她們還溫和、甜美，引人遐想。
這位社交媒體上的超級明星，也是最有名的亞美尼亞裔人。在她的真人秀中，在twitter上，在雜誌訪談中，她展露關於自己的一切，喝酒、旅行、化妝、社交、爭吵，是這個浮華也淺薄的新媒體時代的象徵，人們為了展現而展現，名聲與實質並無關係。
在亞美尼亞，她的名聲則帶有另一種維度。「她讓更多人知道了我們的悲劇」，不止一位本地人對我說。2015年，卡戴珊與她更著名的說唱歌手丈夫從紐約飛到此地，這一年是亞美尼亞大屠殺一百週年。至少150萬人被奧斯曼帝國有組織地屠殺，倖存者開始了流亡之旅。
生於美國的金·卡戴珊也隸屬這個流亡傳統。她在童年時就聽聞種種屠殺故事，它是倖存者的必修課。令他們耿耿於懷的是，與二戰時的猶太人、波爾布特治下的金邊，或是90年代的盧安達不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僅從奧斯曼帝國演變而來的土耳其政府否認這次屠殺，世界輿論也保持了廣泛的漠視，這種否認與沉默幾乎是另一次屠殺。這也是亞美尼亞人——不管散落在海外還是繼續生於國內——必須承擔的責任。他們要將悲劇記錄、講述，讓更多的人看到。對很多人來說，這也是金·卡戴珊的價值所在，她的名聲讓這場屠殺被更多人關注。
飛機降落在埃裡溫的機場前，我對於亞美尼亞幾乎一無所知。我不知道它在地圖上的位置，有多少人口，歷史源自何時。零星的印象來自偶爾的片段，電視螢幕上的亞美尼亞大地震與兩伊戰爭、漢城街頭的學生運動，是少年記憶的一部分；研究香港史時，我記得亞美尼亞人建造了半島酒店，在商業世界佔據一席之地，他們就像猶太人、印度帕西人或潮州人一樣精於計算；在讀一則關於帕慕克的報道中，這位作家勇敢地指出土耳其的屠殺責任而引發爭辯……
吸引我到來的則是幾個月前的一場革命。nikolpashinyan（尼科爾·帕希尼揚），一位43歲的新聞記者與街頭政治家，在領導了一場持續了1個月的和平抗議之後，迫使已經當政10年的獨裁者辭職。在一份英文報紙上，我讀到這位鬍子拉碴、面帶微笑的抗爭者的文章，他說起甘地的非暴力哲學、曼德拉精神，他的身份戲劇性地從街頭運動者變成了新總理。在全球民主浪潮退卻的時刻，這是個童話式的故事。金·卡戴珊也表明了立場，她在4月23日的twitter上祝賀和平抗議的成功。
穿過自由廣場有一片繁華商業區，再到共和廣場上，你感到一種混雜的情緒湧來。這個城市陳舊又年輕，是蘇聯時代與全球消費主義的混合體，當duduk音調響起時，瞬間又把你帶入那個古老又哀傷的傳統。亞美尼亞不僅歷史久遠，也曾強盛一時，但過去幾個世紀卻飽受征服與凌辱之痛。1915年的大屠殺，是連串悲劇的高峰。
人們卻興高采烈。革命成功帶來的歡愉尚未退卻，倘若問起幾個月前的那場抗議，人人都樂於說上幾句，人人都愛nikolpashinyan。一位it公司的職員說，老闆鼓勵他們把計算機帶到街頭，一邊參與抗議一邊工作；一位年輕的律師說，這簡直不可思議，常年的恐懼消失了；更為強烈的表達來自海外，一位法國亞美尼亞後裔說，他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螢幕，對故國的變革充滿驚異。他還生出一種少見的自豪，這是近代亞美尼亞曆史的少見時刻，它不是出於災難，而是某種勝利引人關注。
對我來說，空氣中飄浮的喜悅多少像是2012年的仰光。儘管前方的道路尚不清晰，卸去重負的輕鬆感卻真實、迷人。就像緬甸模式曾激起了廣泛的討論，在高加索一帶，在昔日的蘇聯加盟國中，人們開始討論一種亞美尼亞模式。這些小國都曾生活於俄國的陰影之下，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獲得獨立，極權之遺產仍作用於它們，一些再度滑回專制統治。
短暫的行程中，我參觀了希臘時代的遺蹟，眺望了遠方的亞拉臘山脈，猜測挪亞的方舟停泊的方位，還品嚐了干邑——自19世紀末以來，亞美尼亞就以白蘭地文明，在蘇聯時代，它更是莫斯科主要進口物。我大約知道了亞美尼亞的地緣政治，它與土耳其、亞塞拜然的緊張關係。大屠殺更是給它帶來一個複雜的遺產，300萬公民住在國內，另有800萬後裔生活於海外，它們構築成一個全球網路，對屠殺的記憶處於這個網路的中心。
一個炎熱的週一下午，我去參觀郊外的大屠殺紀念碑。自1967年建成，它就成了亞美尼亞公共生活的中心。每年4月23日，照例是全國性的哀悼與遊行，它不僅與歷史有關，還作用於現實。分析者推測，上一任革命成功也與此相關，獨裁總統選擇在全國性紀念日到來之前主動辭職，懼怕這個照例的悼念遊行會轉化為更大的抗議浪潮。
紀念碑建於山頂的一個巨大平臺上，12塊朝天的石柱象徵了亞美尼亞丟失掉的12個省份，它們守護著中心的火焰以表示對死難者的紀念，自1967年就未熄滅過。我在臺階上閒坐，一群鴿子以不同的姿態站在石碑上，發著「咕咕」聲，康乃馨與玫瑰散落在火焰旁，因缺水而枯萎。
與奧斯維辛的強烈衝擊不同，紀念碑沒給我太深的印象。只有看到那些具體的男人、女人與孩子的面孔，他們穿過的衣服、說過的話，你才能少許理解他們的感受。很可惜，紀念碑旁的博物館今日關門。
但這仍是難得的體會。在石碑的陰影下，我意識到他人的苦難很少進入我們的意識，甚至對自己的苦難，我們也總採取遺忘的方式。對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來說，我們也很少考慮小國之困境：它的國土隨時被鄰國兼併，整個民族都因一場災難突然消失，災難的記憶給予他們凝聚力，令他們保持警惕，磨鍊出一種生存技巧。
在埃裡溫的街頭，我看到中國捐贈的公共汽車，車身上塗有「一帶一路」的標語。這是中國不斷擴張影響力的痕跡，當地年輕人也樂意前往中國讀書、尋找工作機會，跟隨歷史潮流而動。這不僅是個人成長的需要，也是整個國家的生存技巧。中國的金錢與影響力正在湧向世界，但中國人的好奇心卻未隨之而來。對他人歷史與命運的普遍漠視，也正妨礙我們對自身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