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散去，小桌上殘留著水果、生魚片以及半瓶生力啤酒。我坐在地板上，斜靠在牆邊，打量著屋內。地板上的淺黃色草蓆，木窗欞紙窗，角落裡的16寸電視——它的四角仍是凸起的流線型，灰色的轉盤電話，你覺得鈴聲永遠也不會響起……
本鄉五町上的鳳鳴館刻意保持著昭和年代或許還有一點明治尾聲的小旅館痕跡，樸素、安靜，現代消費主義尚無處容身。這兩層小樓鋪就著木地板，走過時發出「吱吱」聲，衛生間是公用的，還有一個裝有馬賽克地板的公共溫泉池。
這是業主的堅持。小池邦夫是鳳鳴館的第三代繼承人，他臉上有一種散淡、灑脫，談起話來煙不離手，還能講一口流利的英文。他是一個「慶應男孩」，中學與大學都在這所以開放、時髦、學費昂貴著稱的學校度過。他畢業的20世紀70年代中期，正是日本經濟起飛的時刻。他前往一家日本公司的紐約辦事處工作，很是享受這個城市的無拘無束。當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回到東京，正是泡沫經濟迅速膨脹之時，六本木的夜晚到處是揮著1萬日元叫計程車的人，地產的價格幾個月就翻一番，全世界都在談論日本的經濟奇蹟，半出於繼承人的責任，半出於懶惰，他放棄了大公司的工作，回來經營旅館。
鳳鳴館是小池家族在大正年代開始經營的，它的歷史足以追溯到明治末期，它是那個年代的寄宿處之一，以價格低廉取勝。與當時散落在本鄉的諸多小旅館一樣，它是東大學生、落魄作家以及前途無望的小職員們的首選之地，客人們往往會長包一個房間，在此睡覺、會客、為前途憂心忡忡。其中一位住客名為重光葵，他曾代表日本在二戰受降書上簽字，當他還是外務省的低階官員時，就住在鳳鳴館。
很有可能，清末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也會寄居於此，他們要來日本尋求拯救中國之道，或是逃避掉逼仄的日常生活。
全因這些清末留學生，我住在鳳鳴館。在每一本近代史書上，你都讀到陳天華投海、魯迅對上野公園的描述以及那些風起雲湧的學生雜誌與集會。在清朝的最後10年中，東京才是中國的知識與政治風暴中心，這股風暴最終席捲了中國。但這些離開了故國的年輕人，他們在這個城市是如何生活的，怎樣面對孤獨、焦慮，他們的民族情緒、政治熱情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如何，我卻所知甚少。
「前往參觀時，要認清出口、入口，不可大聲談話」「廁所的木屐和草鞋，只許在大小便時穿著」「在吃茶果子時，應用筷子夾起，放在左手手掌中才吃，不可把筷子立即送入口中」，我在房間昏暗的光線下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其中引用了清末的《留學生自治要訓》。實藤惠秀的這本著作初稿寫於1939年，至今仍是該領域的權威之作。當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被政治敘述左右時，它開創了生活史的研究。當人們習慣性將目光投射於宋教仁、魯迅、秋瑾這些傑出人物的思想時，實藤關注那些普通留學生的日常生活：他們怎樣坐船來到橫濱，怎樣坐火車到東京，對於日本飲食的不適，被日本高漲的民族熱情震驚，以及日常的不快、思鄉之情……他們不僅發現日本，也重新發現中國，發現自己的家鄉。《新廣東》《浙江潮》《新湖南》這樣的雜誌不斷湧現，他們也為《新民叢報》與《民報》的辯論激動……
我沉浸於閱讀時，推拉門被敲響，店內女侍要來鋪床了，然後追問我明天的早餐時間。與100年前來自農村的年輕下女不同，如今的旅館被一群老人家所掌控，他們的遲緩動作與鎮定表情，似乎在提醒歷史之延續。像100多年前的留學生一樣，置身於日本時，我仍覺得笨拙不堪，不知腰該彎到何種程度，被吃飯的程式弄得煩躁，覺得自己像是這個禮儀國度的「野蠻人」。
我拿著毛巾，躡手躡腳地走下樓。正是旅行淡季，客房大多空蕩蕩的，只聽到一對香港夫婦用粵語若隱若現地交談。我走進空無一人的浴室，把自己浸入池中，那一刻，我感到突然而至的放鬆。或許，那些被陌生環境與對祖國的焦慮弄得焦躁不堪的清末留學生，也會在這洗浴的一刻終於感到釋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