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模式為德川幕府贏得兩百多年的安定，但它的控制不可避免地鬆弛，無法適應一個更復雜的日本社會。大名生出了越來越強烈的自主意識，武士則日漸潦倒，在日益擴充套件的市場力量中，他們找不到位置，不滿開始蔓延。在坂本龍馬出生後不久，一場失敗的天保改革更加劇困境。
直到前往江戶之前，坂本龍馬對此所知甚少，除去所屬的村莊及藩國，甚至不知日本意味著什麼。像很多武士一樣，他學習劍術、儒家著作與樸素的道德準則，其中一條是「片時不忘忠孝修行，此為第一要事」。
18歲的他在江戶一家武館深造時，黑船開入東京灣，江戶城陷入恐慌，他與土佐藩士兵一起被派往品川備戰。「異國船各處到來，如此則近日有戰。其時，吾當取異國之首後回國」，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儘管當時並不清楚這意味著什麼，像很多同代人一樣，黑船事件是坂本龍馬政治意識覺醒的開始，這些下層武士突然發現，他們有了開創命運的機會。
幾年之後，坂本龍馬被捲入迅速興起的「尊王攘夷」運動。德川幕府的政治機制的隱患顯現出來，儘管依賴幕府的保護與支援，京都的天皇仍是名義上的統治者，但這雙元權力結構創造的縫隙讓一部分不滿幕府內政與外交政策的人士脫穎而出，他們既有勢力強大的大名，也有雄心勃勃的宮廷官僚，更有下層武士，他們是其中最活躍的因素。
他們以「志士」自詡，宣揚一種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在酒肆與伎館痛飲暢談，推崇暴力與自我犧牲。他們為陷入危機的日本找到一條簡單、明確的道路——追隨天皇而非幕府的權威，驅逐、攻擊外國人以及這些外國力量的日本支援者——不管他們是官員還是學者。
坂本龍馬也是「志士」的一員。除去縱情於風流韻事，他也試圖刺殺著名的開國論者勝海舟。年長坂本12歲的勝海舟曾是個熱忱的蘭學者，還在長崎學習海軍，駕駛航船前往美國，長期鼓吹培養翻譯人才、訓練海軍。他們的會面成了日本歷史上最浪漫的傳說之一，預謀的刺殺變成了促膝長談，勝海舟對日本前途的分析讓坂本大為折服。在給姐姐的信中，坂本稱勝海舟是「日本第一人物」，並追隨他前往神戶開設海軍學校與造船廠。這18個月的經驗將這個土佐志士帶入一個更開闊與複雜的世界，他逐漸瞭解西方，超越了地方藩國的日本概念，習得更成熟的處世之道，獲得了一個新關係網路。
這種新能力令他在接下來幾年脫穎而出。19世紀60年代的日本進入了一個更為顛簸的年代。天皇與幕府摩擦不斷，將軍繼承人之爭也不停歇，外樣大名長州藩公然倒幕，英國人炮轟了馬關與鹿兒島，使兩個最強大藩國意識到「攘夷」的不可行。
在1867年一片混亂的長崎，坂本龍馬卻看到一條新道路，他成立了名為「海援隊」的商業組織。它的資金來源於薩摩藩，邀請長州藩的伊藤博文與井上馨住進薩摩公館，從托馬斯·格洛弗手中買到7000支來復槍，他還說服薩摩藩從長州藩購買大米。對原本互相敵視的長州與薩摩來說，這種關係不可想象。坂本龍馬奔走於九州、薩摩與京都之間，極力促成聯盟的達成，他相信，只有這個聯盟才有足夠的力量擊敗幕府，創造一個新日本。
到了1867年，他已確信幕府統治即將結束，開始憧憬一個新秩序。在前往京都的船上，坂本寫下了8條改革計劃：
天下政權奉還朝廷，政令當出於朝廷；設上下議政局，置議員以參萬機，萬機決於公議；選有才之公卿諸侯及天下之人才，賜官晉爵，以為顧問，令除舊來有名無實之官；廣採公議交際外國，新立至當之規約；折中古來之律令，新撰定完善之大典；擴張海軍；置親兵以守衛帝都；金銀貨物與外國定宜當之法。
這就是著名的《船中八策》，儘管它不過是當時流行看法的總結，但訴諸文字後誕生出另一種力量：很多人相信，明治天皇的五條誓文正脫胎於此。
在京都，迎接坂本龍馬的不僅是即將到來的勝利，還有突然的死亡。1867年12月10日夜晚，在河原町的一家醬油店裡，坂本龍馬被刺殺，年僅32歲，至今沒人知道刺客是誰。死亡塑造了坂本的神話，他無須面對明治時代的新混亂，他的朋友西鄉隆盛從一個維新締造者變成了叛軍頭領。在很多人眼中——比如他的土佐同鄉板垣退助——長州與薩摩的獲勝武士也成了新的壓迫者，他們塑造了一種反民眾的寡頭政治。
三
回國後的一個早晨，我衝下一杯龍馬咖啡，很可惜，並沒有體驗出它的獨特之處。窗外的北京籠罩在冬日的蕭瑟與霧霾之中。我忽然想起詹森對於那些「志士」的描述：
在冬季的江戶，他們身穿薄薄的便服，光腳踩著木屐在大街上走來走去。他們不修邊幅，而且大肆揮霍，必要時也不是不會向商人借款或者乾脆強取豪奪……作為一群沒有計劃的革命者、正在尋找領袖的追隨人，他們在摸索一個更有機會出人頭地的社會。不過，他們身上也有一種真正的愛國精神，而且相信自己的國家正處於危險之中……此時立刻採取果斷的措施要比邏輯而理性的分析這種危險的內涵重要得多。
不管歷史學家對於幕末與維新做出了多少政治、經濟、文化分析，多麼強調時代背景與社會結構，但人們總是傾向於記住（或猜想）那浪漫一刻：個人擺脫種種束縛，做出了大膽的抉擇。坂本龍馬多姿的一生以及他突然的死亡，使得他無疑成為一代人中最浪漫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