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曾相信蘇聯帝國將持續1000年。不過，她仍寫下了兩卷，超過1500頁的回憶錄。這其中有關於她死於古拉格的丈夫，或許是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回憶，也有對自己日常生活掙扎的記錄。
既然1000年都無法讓人讀到，回憶與書寫就變成了一種自我治療，她可以用此來回避與對抗這壓抑、殘酷、粗糙的現實，確認自身的存在。
談起蘇聯時代的生活，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布羅茨基總是最先跳出的名字。他們象徵了最值得讚歎的人類精神——即使你身處最可怕的環境，仍能誠實地面對自身的經驗，堅持內心價值。
但在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figes）的《耳語者》（thewhisperers）中，你讀到的是另一幅景象。在書的導言中，這位英國曆史學家引用到安東尼娜·戈羅溫娜的故事——她不是選擇記住，而是主動埋葬了自己的過去。作為一個「富農」之女，她在親人的死亡、飢餓、流放中度過童年。18歲時，她做出了一個大膽決定，她隱瞞了自己的出身，偽造了檔案，成功地進入了一所醫學院。在接下來的40多年裡，她進入一所研究所，加入布林什維克（儘管這個政黨讓她家破人亡），積極地工作與生活，誰也看不出她的過去，不僅同事與朋友不瞭解她的過去，甚至兩任丈夫也都一無所知。
大約5年前的冬日，我幾乎同時讀到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希望對抗希望》與這本《耳語者》。那時，我正著迷於蘇聯與納粹德國曆史，尤其是社會心理史。我很好奇，在一個黑白顛倒的時代，人們該怎樣度過這漫漫長夜。在劍橋的書店裡，德國與俄國題材的書籍常佔據著顯著的位置，似乎代表著這個熱衷於經驗與常識的國家對這兩個常陷入「非理性」的民族的特別興趣。而對我來說，這些「非理性」不僅是出於興趣，也是對我自身困惑的回應。
倘若曼德爾施塔姆夫人令我深刻感到愛與勇氣，安東尼娜·戈羅溫娜的遭遇似乎更讓我接近歷史的普遍經驗。在《耳語者》中，有很多這樣的例證。在俄國的著名人權組織memorial的協助下，奧蘭多·費吉斯收集到數百份家庭檔案，它們既包括信件、日記、回憶錄，也有照片、實物，作者還對經歷者進行了大量採訪。它們構造出了一個驚心動魄的道德與心理故事，它可能比任何理論都更好地解釋了極權主義的運轉，與人們面對悲劇時的活下去的慾望。
奧蘭多·費吉斯將焦點集中於斯大林時代，它既是一個全面控制時代的開端，也是它的高潮時刻。通過這許多的個人故事，我們可以看到這臺龐大的蘇維埃機器，如何一步步地改造社會、家庭、個人，讓人們拋棄所有熟悉的思維與習慣，讓原本的多元豐富變得單一匱乏。
在一開始，蘇維埃信仰是充滿誘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們投身其中，感覺到一種逃避自身困境，加入更大歷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後，這個新宗教不僅準備引領你的靈魂，還準備摧毀你的任何其他選擇，除去跟隨它，你毫無選擇。
家庭不再重要了，蘇維埃比父母更重要，為了蘇維埃，你還可以隨時背叛父母。貴族的遺產，資產階級的商鋪，農民的土地，藝術家的自由創作，都不再屬於個人，它們都被收歸國有。國家給你提供一切，從公共宿舍、集體農莊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試圖抵制，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機器。在斯大林的指揮下，這個機器不僅碾平哪怕最輕微的不服從者，也同樣令自己身邊的革命者葬身。
接下來，蘇維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漸褪卻，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龐大官僚系統維持的系統。它也對個人做出了少許讓步，允許你維持一些個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習慣與消費口味，但蘇維埃隨時有權力干預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黨報《女工》這樣寫道：「黨不干預共產黨人的日常瑣事，也不為之建立標準，它並不要求每一位黨員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為規則，只要求他們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為，以黨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為重。」
這種矛盾最終導致了一個極度虛偽社會的誕生。它在蘇聯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時代達到了頂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懼減弱卻仍舊普遍存在，人們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義中，這樣的社會私慾高漲，犬儒盛行。
不過，你實在不能指責這些普通人。面對如此的恐懼記憶與現實的壓迫，倘若你要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學會自我調整。倘若極權主義是建立於個人意義消失之上的，普通個體就要主動忘記構成個人意義的來源——你的家庭傳統、你的獨立思考、你對未來的想象，你就必須壓制這一切。唯有讓自己符合黨的規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黨的路線也是隨時變化的：斯大林與列寧不同，赫魯曉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這劇烈的轉變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須既謹慎——嚴格壓制自己的真實想法、緊跟路線，又遲鈍——讓內心的道德、不安的聲音徹底沉睡。當時的流行說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明白」。
但沒人能保持絕對的沉默，於是在這樣的系統中，每個人都成為了「耳語者」。你或者對自己最信任的人悄悄地說出自己的感受，還有人成為了告密者，他們成了某種秘密警察。他們變成了特殊的「蘇維埃人」，一種因極權統治而被徹底扭曲的人群。他們既恐懼政治權力，又對它無比崇拜。
奧蘭多·費吉斯用很多生動的例證來展示這種轉變的掙扎。當然，這故事不僅有掙扎，更有主動的合作。主動成為一名合作者與加害者，意味著你更安全，減少了死亡、被羞辱的機率。
幸好曼德爾施塔姆夫人的預言不準確，這個政權在她死後不到10年就坍塌了，但很可惜，她沒有看到這一天。她的回憶錄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最終都獲得出版，他們是英雄。但同時，一股記憶浪潮也泛起，斯大林時代的暴行被不斷揭露出來，普通人也開始起身控訴——記憶可以被一時壓制，卻不會徹底消失。在很大程度上，這股集體記憶轉化成巨大的歷史力量，集體回憶造就出一個共同體，緩解了個體的恐懼，它也使蘇聯的合法性徹底消失。歷史學家米哈伊·格夫特說得沒錯，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遺產，不在於國家結構，也不是領袖崇拜，而是「潛入我們內心的斯大林主義」。
但這記憶也註定是偏狹與膚淺的。它僅僅演變成一樁黑白分明的道德劇，其中更細微與深層的描述與分析尚未展開。
感謝奧蘭多·費吉斯的努力，他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重新敘述了這個故事。所有對極權社會有所瞭解的人都會知道，這會是個多麼艱難的過程。在這樣的社會，儘管人們遭遇了巨大的痛苦與折磨，親歷者卻普遍失去了感受能力、描述能力，他們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的體驗。
奧蘭多·費吉斯很可能是當今俄國曆史研究的首席權威（至少在英語世界），將近20年來，他對俄國的近代歷史做出了各種探究。與冷戰時代的蘇聯學家不同，他的興趣不在於外交、政治結構，而在於文化、社會心理、個人情感。也正因此，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準確地抓住了極權主義的本質——它首先是一個道德與價值的體制，它以崇高的價值與道德誘惑人，而靠使人喪失價值與道德來維繫它的存在。也因此，它的後遺症尤其嚴重，需要更長時間與努力來修復。普京的再度上臺、他的強硬姿態，再度證明「潛入內心的斯大林主義」並未消失，它偶爾還有區域性復活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