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鑑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為黃遵憲的《日本國誌》撰寫的後序中，梁啟超這樣感慨。
這是1897年年末，距離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不過兩年。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意外地大敗於日本，簽署了屈辱的《馬關條約》——割讓了臺灣，並付出了兩億兩白銀的賠款。這場戰爭最終將中國從昏睡中叫醒，它不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還可能有亡國之危險。此前，不管是1840年的中英之戰爭，還是英法聯軍在1860年燒了圓明園，或是1883～1885年的中法之戰，都未給中國帶來震撼。對很多士大夫來說，它們都是來自遠方蠻夷的挑戰。但這次不同，日本常年被視作中國的附屬國，即使它不從屬於朝鮮、越南、緬甸這個序列，也相差不遠——它被輕蔑地視作「倭國」。日本的勝利還撕去了神秘中國的最後面紗——在它的傲慢與遼闊背後，是無能與虛弱。
戲劇性的是，在短暫的敵意之後，日本成為被羨慕與模仿的物件。1887年寫就的《日本國誌》長期無人問津，此刻突然受到歡迎，幾個書局重印了它，甚至光緒皇帝也成了它的讀者。人們相信這本書蘊含了日本富強之秘密。另一位維新者康有為乾脆勸光緒追隨明治天皇，像後者再造日本一樣再造中國。當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訪華時，維新者向他尋求變革中國之建議，一些人甚至期待他擔任客卿，直接指導一切。
百日維新失敗了，日本模式的吸引力卻並未減弱。1898～1911年，至少有25000名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被形容成「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移民潮」。未來中國的領袖們——從軍事家蔡鍔、蔣介石到文學人物魯迅、陳獨秀——都是其中一員。流亡中的梁啟超，將橫濱變作他的知識生產中心，他在這裡編輯的報刊被偷運回國內，塑造了一代中國知識人的思維；在國內，清政府參照日本改革了警察與監獄系統，維新派官員甚至準備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
在這高昂的熱忱背後，中國人又對日本有多少了解？令梁啟超備感嘆服的《日本國誌》真的能給予中國變法以參照嗎？駐北京的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不無譏笑地說，倘若根據《日本國誌》來理解日本，就像是以明史記載來理解今日中國的時局。敏銳的觀察者如黃遵憲，也很難洞悉日本的變化速度有多快。而以國師自居的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中，向光緒描述的明治維新是出於自己的臆想，還得出這樣的荒唐邏輯——倘若日本用30年可以變法成功，以中國這樣大得多的規模，3年就可以了。
對一個世紀前的中國維新者來說，日本令人著迷，既因它突然獲得富強的能力，也因為它可能導向某種速成之路。在20世紀初的東京，到處是為中國學生所設的速成學校，從語言、法律到軍事、政治，這些青年人想用幾個月，最多幾年來掌握一切。他們以同文同種的眼光來看待日本，倘若日本能迅速掌握西方的秘訣，他們也同樣能迅速掌握日本的秘訣。
當鄧小平在1978年訪問日本時，很少有人記得黃遵憲與康有為的插曲了。在中國的革命史敘事中，他們是可以被忽略的改良人物。但革命家鄧小平發出了相似的感慨，他在參觀新幹線時感慨：「快，真快！就像後邊有鞭子趕著似的！這就是現在我們需要的速度。」他還說：「這次訪日，我明白什麼叫現代化了。」這也是令人心酸的感慨，鄧小平與20世紀初的維新者一樣，他們在東京看到了一個新世界。
日本再一次成為速成教材。就像明治日本被視作富強之表率一樣，戰後日本則被看作一個純粹的經濟故事。這個日本故事沒有持續多久，就因股市與地產的崩潰而結束。中國經濟的崛起似乎徹底終結了日本作為榜樣的時代。21世紀到來了，東京的商場、旅店與公園裡擠滿了來自中國的遊客，《讀賣新聞》、nhk上充斥著關於中國經濟實力的報道。
長崎的港灣
中國媒體不斷重複著日本「失落的二十年」論調。日本變成了某種反面教材，評論家們提醒中國不要重複它的經濟泡沫與萎靡不振。
但中國遊客很快就發現，儘管中國經濟規模龐大，他們還是想在銀座買下一個馬桶蓋，去逛京都的寺廟，感慨日本鄉村之整潔、人民之禮貌，追著村上春樹的小說與日劇《深夜食堂》。一些時候，21世紀富有的中國遊客的感受竟與一個世紀前的留學生不無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學校之備，風俗之美，人心之一」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與此同時，我們對日本的理解欠缺且滯後。中國知識分子們談論此刻日本時仍常引用《菊與刀》與《日本論》。前者是20世紀4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的著作，後者則來自民國時的戴季陶。日本社會內在的複雜性很少進入我們的視野。它要麼是被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敵人，要麼是一個值得模仿的鄰國。至於日本到底是什麼？我們仍缺乏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