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翻閱伊恩·布魯瑪的《創造日本》時，讓我深感興趣的是近代日本的矛盾性。它對西方的妒羨交織之情，它內部威權傳統與自由文化的交戰——這兩股不同的力量驅動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將它引向災難。
這是一本緊湊卻雄心勃勃的著作。在不到200頁的容量裡，作者對近代日本進行俯瞰式的描述。他以1853年的黑船來襲作為現代日本的開端，傳統的日本秩序開始瓦解，西方既是屈辱又是力量的來源。1964年東京奧運會則是全書結尾——作為主辦國的日本特意設立了一項無差別組的柔道比賽，但當自己的傳奇選手神永昭夫意外地輸給荷蘭選手後，他們接受了失敗，將掌聲給予了勝利者。
「過分自信、狂熱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時而執念於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這些因素對日本現代史都產生過影響，但相較於其他品質，有一種最令人受用：那就是雖敗猶榮時的那份優雅」，布魯瑪寫道，他相信這標誌著現代日本轉型之完成，它對世人展現了一種更成熟的姿態。
倘若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著迷於日本所代表的富強秘密，伊恩·布魯瑪則鍾情於日本歷史的連續性與複雜性，以及在這樣一個國家建立現代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之艱難。
很少有人比他更有資格來描述近代日本故事。他在亞洲、歐洲與美洲都有著廣泛遊歷，敏感於東西方文明間的衝突與融合。出生於荷蘭這一背景或許還增加了這種理解力。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荷蘭是日本窺望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蘭學」也是想獲得新知的日本學者的唯一選擇。他也屬於在20世紀80年代成熟起來的文化批評家，確信個人自由，常以懷疑的姿態看待各種「文化特殊論」。
在這本小書中，中國知識分子可以讀到他們熟悉的命題。同樣面對西方之衝擊，為何日本成功，中國卻失敗了？在作者看來，日本文化之邊緣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是中國式自我中心的龐然大物，日本思想家可以輕易把目光從中國轉向西方，展開一場新的學習。日本也從不是集權的社會，並存的天皇與幕府給予維新者更大的迴旋空間。
但更重要的段落卻留給了中國知識分子無暇顧及或刻意忽略的東西——富強背後蘊含的黑暗。明治維新在軍事、工業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日本從未進行完整的現代政治改革。日本儘管制定了憲法，「但立國基礎不仰賴政治權利，取決於對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過國家神道灌輸的日本起源論」。
這個政治制度也要為日後之失敗負責。天皇是名義上的負責人，卻不參加具體之決策，也不需為此承擔責任。正是這種缺乏明確的問責制將日本拖入了「二戰」，就像一位高階官員的回憶：「海軍打心底裡認為與美國開戰必敗無疑，只是不願公開表態。陸軍未必真想打仗，又極力反對從中國撤軍。外相堅定地認為，不答應從中國撤軍，與中國的交涉斷無希望成功。」沒人真心支援戰爭，同樣沒人願意公開表態反對，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負責的氣氛最終將日本拖入災難。
一種對應的自由文化從未建立起來，對西方之焦灼感與威權文化的影響都讓日本步履維艱。從一開始，「文明開化」運動也蘊含著兩面性，它追求現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又著迷於對外擴張，整個國家被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著。作為明治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以倡導西方文明著稱，竭力推動日本獲得平等地位，當聽到戰勝中國的訊息時，他興奮地跳起來。即使在更為開放的大正年代，日本社會也始終伴隨著個人主義帶來的緊張感，投入天皇的「聖戰」反而讓人感到放鬆。
伊恩·布魯瑪明顯地善於處理一個更開放、自由的日本，其中一些細節尤其妙趣橫生。「日本人竭力模仿歐洲人的一顰一笑，男賓們抽著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則小口小口品著宴會桌上堆積如山的松露、果醬和冰激凌雪葩」，他這樣描述明治人物對西方之仿效。他對於大正時代的銀座則寫道：「小夥子留著長髮，戴著‘勞埃德’式眼鏡，穿著喇叭褲和花襯衫，扎著鬆鬆垮垮的領帶。他們和梳著蘑菇頭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氣方剛的青年聚在‘牛奶鋪’裡討論德國哲學或俄國小說，因此得名‘馬克思少男少女’。」
在近代日本，這表面對西方的羨慕與追隨，總是讓位於嫉恨與對抗。直到美國人的到來，似乎才打破了這種迴圈。日本終於呈現出東京奧運會的成熟一幕。但日本真的變成了一個正常國家嗎？在戰後的經濟復甦中，昔日的財閥與政治家族很快又佔據了主宰。在21世紀開始的東京，不止一個日本人向布魯瑪抱怨，他希望再有黑船來襲，他們覺得只有藉助外力才能打破日本之封閉。在這令人悲哀的抱怨背後，也讓人不禁想象，倘若麥克·阿瑟將軍當年大膽地廢除了天皇制，日本將會以何種面目出現？
回到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倘若中國知識分子能在尋求富強之道時，也能意識到日本模式所蘊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國之路或許也會變得不同。這一點對於正在獲得富強的中國，尤其富有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