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描述女人們——她們是法國的、德國的、日本的——對於到來的盟軍士兵的強烈情慾，勝利者不僅意味著正義與力量，更是強烈的性感。而勝利不僅意味著舊秩序的崩潰，更是被壓抑慾望的巨大釋放。一位法國女小說家伯努瓦特·格魯曾這樣描述她與美國大兵情人的關係：
四年的敵佔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貞操讓我胃口大開……我狼吞虎嚥地吃下兩天前在華盛頓下的雞蛋，嚼著在芝加哥罐裝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戰爭可真是好東西。
這些來到歐洲計程車兵也像是歷史性的隱喻，作為解放力量與歷史新動力的美國有不可阻擋的誘惑，格魯感慨被美國大兵壓在身下就像跟整片大陸同床共寢，而你「無法拒絕一片大陸」。
被釋放的不僅是情慾，也有飢餓感、報復欲。它們都帶來了道德上的混亂。所有人都成為極度自私者，如德國作家波爾所說的：「每個人掌握的只是屬於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們手上的東西：煤炭、木頭、書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氣壯地指責別人偷竊。」
報復行為也隨著這種失序到來，那些昔日關押在集中營裡的人成了殘酷的報復者。報復也常是盲目的，克拉科夫的猶太人即使在德國人的壓力下倖存，卻又遭遇了本地人新的攻擊，而在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華人而不是入侵者日本人，常成為攻擊物件。
讓我尤其難忘的是大町的命運。1945年秋天，她是安東市（即今丹東）7萬多日本僑民中一員。對這些帶著希望與憧憬來到偽滿洲國的日本人來說，這是個失敗與惶恐的時刻。日本天皇已宣佈戰敗，湧來的蘇聯紅軍則讓他們憂懼不已——自1905年日俄戰爭以來，俄國人的殘酷印象就根植於日本人心中。為了應對可能發生的大規模的強暴與混亂，日本僑民領袖決定成立一個「卡巴萊舞團」，它以歌舞表演的名義提供妓院式服務。
大町40歲出頭，是個昔日的藝伎，她成為這個歌舞團的管理者。她招募一批日本女性，說服她們要為日本獻身，犧牲自己來保持更大的群體的安全與尊嚴。據說，因為秉承「不問政治」的立場，藝伎對於所有客人一視同仁，使得歌舞團駐守的安寧飯店很快成為安東的避風港。光臨的不僅有蘇聯人，還有日本退伍軍官、新來的國民黨軍官、中共黨員、昔日的漢奸……他們在此或尋歡作樂或尋找情報。對這個中朝邊界的小城來說，一切都曖昧不明。日本人失敗了，接下來的掌權者將是誰，它將給這群日本人帶來什麼樣的命運？
這個例證恰好說明了這本書的迷人之處，它既是歷史事實，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歷史中的曖昧之地，也顯示作者著力要從昔日的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中擺脫出來。
除去中日關係，他也寫出印尼的蘇加諾對於日本的曖昧態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種解放者——它至少驅逐了上一個殖民者。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緬甸與越南，這些國家年輕的民族主義者都想在這混亂中重獲對命運的自主權。1945年是一個高度複雜的圖景，很多被壓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書寫。
三
「這個世界是如何從廢墟中站起來的？當數以百萬計的人餓著肚子，一心只想報仇雪恨、血債血償，又會發生什麼？人類社會或‘文明’將何去何從？」布魯瑪在序言中寫道。
對他來說，1945年代表著父輩的世界，「歐洲福利國家、聯合國、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義、歐盟」都是父輩理想的產物。理解1945年，不僅是出於對上一代人的天然興趣，也是對此刻的回應。戰後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而在過去幾年中，他「見慣了寄託著推翻獨裁者、建立新民主國家這一宏願的各類革命戰爭」，他很希望父輩的故事能為此刻提供某種參照，因為「我們都生活在過去長長的陰影中」。
塑造我父母與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結束的「二戰」，而是1947年開始的冷戰。1945年不是一個勝利時刻，更像是一個通向新的混亂的前奏，是真正勝利的一個必要過渡。
在我成長歲月的歷史敘述中，1945年的意義被有意低估，1949年才意味著一種新秩序的形成，被賦予瞭解放的意義。加入蘇聯陣營的中國開始了一段嶄新的歷史軌跡，也創造了一種封閉、特定的歷史敘述。在這種意義上，1945年的意義被雙重忽略了。因為意識形態的問題，它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被忽略；因為中國的自我封閉，中國的角色在全球敘述中被忽略。
如今，重估歷史潮流已經開始。在中國國內，一股民族主義的傾向將強化1945年代表的勝利意義；而在國際舞臺上，伴隨21世紀的中國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歷史作用將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舊金山會議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國之一了。
這意味著伊恩·布魯瑪對中國讀者的雙重意義，它提醒我們被壓抑、被遺忘的歷史。同樣重要的是，你要學會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態度理解他人，理解歷史中的曖昧含混之處，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陳詞濫調。當中國愈來愈成為21世紀的主要角色時，這種視角變得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