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到朱倩倩這麼會講話，會一二三歸納我的毛病。我剛想解釋幾句，她卻拿起書包走了。
升學考試
我報考什麼學校是由父親決定的。學校當然越近越好——可以回家用午餐。最近的公辦中學是復興中學和培青中學，復興中學名氣比培青響多了，父親擔心我考不上，他就帶我去東寶興路培青中學去報了名，我們是一早去的，人不太多，父親認為他的選擇十分英明，高興地上班去了。不料父親下班回家臉色不大對勁，原來下午他抽空去了學校（他在武進路銀行上班，離學校很近），發現報名的人增加了許許多多，總共有近千人的樣子，估計不少家長和父親抱同樣心理，結果是都撞在一起了。
當年考初中只能選擇一個學校，公立學校全市同一天報名，志願無法更改，只能去碰運氣了。考試那天父親神色凝重地送我去考場，還在橫浜橋附近弄堂口一家西餐攤頭上陪我吃了一頓白脫（黃油）麵包加一杯牛奶的「豪華」早餐，就讓我去精武體育館參加考試了。那年有那麼多人報考是學校始料不及的，學校又不大，所有教室作考場也擠不下，只得借體育館作考場。
錄取名單是張榜公佈的。我去了培青中學，在校門旁的紅榜上見到了我的姓名，很開心地回去報告了家人，阿爺還擔心我是不是看錯了？父親下班後特地去看了榜，確認我是考上了，一家人歡天喜地。
接下來要慶功了，首功之人是阿寧哥哥。父親打算帶阿寧和我上飯店去吃一頓，接著再看一場京戲（阿寧喜歡看武打京戲）。不料阿寧表示不去，原來他認為報名考培青歸根到底還是對他的輔導成果缺乏信心，他早就講過國慶考復興、虹口沒有問題的。我父親只得竭力對他打招呼，阿寧父母也對阿寧的倔脾氣說了一通，他才答應去了。這天我們3人在「老半齋」用晚餐，然後就去「中國大戲院」看京劇：是李元春、李韻秋演的「白猿鬥八仙」。
阿寧哥哥後來是江南造船廠的高階工程師，我總以為有點可惜：他應該去當教師的，他有教師的天賦。
畢業之前的遠足
畢業之前老師帶著我們去了一趟吳淞，那時不叫春遊叫「遠足」。坐小火車去的，大家在車廂裡樂翻了天，又唱又叫。一個叫王五力（綽號「汙裡頭」）的同學像模像樣地指揮大家唱歌，唱的就是蘇聯兒童歌曲：快樂的小隊。
當年的吳淞鎮沒什麼樓房，即使有，也只是兩層樓，是一些飯店茶館。路也是石子路，上海人叫「彈格路」的，沒啥好白相。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到吳淞口眺望注入長江的黃浦江、江上的軍艦和大輪船、無數的木船和機帆船；藍天白雲下許多海鷗飛來飛去，不時傳來它們歡快的叫聲——這是今天你到吳淞絕對聽不到的聲音。
午飯是野炊。級任先生帶幾個年齡較大的女生到鎮上買來了滷菜和洋山芋（土豆），借來了鐵鍋、菜刀和碗，她們把菜洗好切好，就在雜草叢生的荒地上支起了鍋；我們男生到處去收集枯樹枝和乾草，居然燒成了一鍋滷菜洋山芋湯，每人一碗。主食是夾色拉的小羅宋麵包，每人兩隻；色拉、麵包都是在市裡買好帶下去的。我覺得湯和麵包都很好吃，統統吃光。有的女生只吃得下一隻麵包，但湯都是喜歡的，只有一個男生毛庭瑤湯也不喝麵包也不吃，比女生還挑食。班主任俞先生橫勸豎勸，他就是不肯吃，硬是餓了一頓。朱倩倩吃了一個麵包就飽了，餘下的一隻她給了我，所以我吃了三隻夾色拉的小羅宋麵包，肚子都脹了。
飯後我們在軍營附近的空地上分成兩組玩軍事遊戲。所謂軍事遊戲，即弄堂裡常玩的「官兵捉強盜」也叫「逃加山」是也，大家奔啊、跳啊，不知不覺就到了該回去的時候……
後來也出遊過，但是小學畢業前這回「遠足」是最開心的一回。
畢業時的不愉快
畢業是件高興的事，這意味著我們要成為中學生了。但就是有人不讓我們開開心心地畢業。
我們的大隊輔導員是算術老師，姓顧，是個尚未結婚的男青年，大家稱他小顧先生。他對女生和顏悅色，對男生卻很兇；由他來給我們畢業班學生打品德分數，相當於後來的畢業鑑定。
那一年教育界全面學蘇聯，分數從過去的百分制改為5級記分制，品德分也是5分制，據說品德得2分的畢不了業，不過這不大可能——畢業那年大家都很爭氣，既沒人闖禍，也沒人不用功導致補考，級任先生多次表揚過大家，還說過我們全班都是好學生，不好的早已留級了。
那一天開班會，級任先生俞老師先講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蘇聯7年級男生，有一天回家顯得心事重重，飯也不吃，也不回答母親的發問，甚至還流眼淚——「大家猜猜為什麼？」於是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有猜他不及格的，有猜他被人打了，潘大德說：「阿是因為斯大林死脫了？」他立刻被參加班會的小顧先生狠狠地瞪了一眼！最後俞老師揭開謎底：這個蘇聯學生的品德被扣了分，只得4分，所以他很難過。俞老師又講顧老師和她研究決定：我班同學大部分都是品德5分，但也有少數同學品德要扣分，只能打4分！接下去就讓小顧先生宣佈扣分學生名單，大家開始緊張起來……
小顧先生故意讀得很慢。趙凌雲聽到自己名字時，當場哭了；只有潘大德被叫到名字時笑嘻嘻地朝我吐了吐舌頭。共有八九名同學被扣分，全是男生。我是最後被叫到名字的，後來朱倩倩說我的臉變得發白了。好傢伙，我們「四兄弟」有3人被扣分，而班上幾個大齡男生——班上真正的「大王」劉銀康、李承他們卻平安無事。因為小顧先生有點怕他們。
在小學最後兩天，朱倩倩對我很好，因為她知道我不大開心。她請我吃一種蜜餞新品種——「加應子」，她說這是上海新出來的蜜餞。從此一生我都喜歡「加應子」。
小學畢業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朱倩倩。一次在馬路上碰到俞老師，我轉彎抹角問到朱倩倩的近況，俞老師說朱倩倩隨她父母一道去香港了，那是1955年左右的事。
今天想起來，從小學到大學十多年中，朱倩倩是唯一的待我好的女生。真的。
了不起的中學生
就讀的培青中學前身是一所教會學校，1950年代初和所有教會學校一樣都被政府接管變成了公辦學校。學校不大，東側的三層樓房是唯一的教學大樓，初中高中的教室全在這所樓內；頂樓是會場，能看到很粗的木樑，這幢教會建築又高又有氣派，不知為什麼，20世紀六七十年代被拆除，新蓋了一幢醜陋無比的火柴盒樓房，叫作橫浜橋小學；西側是小食堂、室內體操房和一些辦公室。校內操場不大、只能打排球，我們有時到精武體育館去上體育課；不久學校在橫浜河邊弄到了一塊荒地，就作為體育場，上體育課開運動會都在那裡。這塊地後來造了房子變成了虹口區工人俱樂部。
上課點名老師總是根據點名冊的順序喊名字：1號周耀南、2號方月英、3號張岸年，接下來4號就是我，我又和張岸年同桌，所以岸年兄和我超過半個世紀的交情就是那時開始的。這些年岸年從美國回來必定來電話約我見面請吃飯，永遠是穿得山青水綠、一身名牌，連皮帶也必是義大利品牌。人也是白白淨淨、一頭黑髮，看起來只有50多歲樣子。我不禁想起50多年之前他的光景：身上穿的他父親西裝改的上衣，質地不錯是呢絨，因為永遠是這件上衣所以全是油漬汙斑，靸拉著一雙不合腳的舊皮鞋，一副邋遢相。這也難怪：他父親曾是國民政府縣長，早已被關入了大牢，一大家子兄弟姐妹全靠他母親一個人。他母親還沒有工作，真不知道他們這一大家子是怎樣活過來的，後來岸年說就靠賣家裡東西。
當中學生最大的好處是發了學生證，有了進圖書館的資格。我告訴父親一件我十分得意的事，我在圖書館看了一本俄國書《霧海孤帆》。「書裡的一個警察稱一箇中學生為中學生先生！」我父親見到我的神情竟然笑了——1949年之後父親的眼神老是很憂鬱、很少笑的。
我和岸年去蘇州河畔的河濱公園玩，那裡有一些兒童遊戲器材，我倆童心未泯玩起蹺蹺板來。來了一幫和我們個頭差不多的孩子要我們讓給他們，我們不免和他們爭了幾句，但他們人多勢眾我們只得下來，我對岸年說：「阿拉中學生，不和他們一般見識！」
「對！阿拉不和小學生一般見識，讓撥伊拉！」
那幫孩子的確是小學生，他們睜大了眼睛，看著我們這兩個中學生神氣活現地離開。
「全盤蘇化」的教育
初中的第一天就領到了教科書，全是大開本的令人肅然起敬的書，有數學、語文、俄文、植物、歷史、地理等。印象中植物和世界古代史（歷史）大概是蘇聯中學教材的中文版：植物書內都是米丘林、李森科的學說和冬小麥、春小麥、燕麥、蘋果、馬鈴薯之類的俄羅斯農作物，找不到中國的稻米茶葉的介紹；連喬木、灌木的例項也是蘇聯的植物；世界古代史從古代四大文明到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也全是蘇聯史學界的理論體系。
只有語文課除了有高爾基的作品之外大多數是中國人的文章，但語文課類似政治課：毛澤東的《反對黨八股》、《反對自由主義》、《紀念白求恩》，陸定一寫長征的《老山界》等都是重點課文。今天想想也真難為我們的語文老師：為了上好《紀念白求恩》，老師大講白求恩的生平歷史，足足講了一節課；為了上好《老山界》，老師大講紅軍長征史，足足講了兩節課還未講完；然後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等等。其實小學語文也是政治課，我小學學過一篇課文至今還背得出幾句，是一個部隊宣傳隊創作的快板書：
烏龜碰石頭硬碰硬，
七十四師碰上解放軍，
三萬人馬消滅得乾乾淨！
分數全部改為蘇聯學校的5級記分制，3分相當於過去的60分為及格。（此乃本中學生的最愛：我只需3分）每週開一次全校大會（名曰週會），校長不大講話，總是教導主任「訓話」，講什麼早已忘記，只有一句還記得：「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學校還請過一位少年兒童文學家丘陵來校作報告，他講蘇聯少先隊員和蘇聯學校的故事，講得繪聲繪色，引人入勝。報告結束時丘陵先生告訴大家這些內容來自他翻譯的蘇聯小說，名字叫《中隊齊步前進》，即將出版發行。
近來網路上見到一些愛國人士反對「全盤西化」，卻不知我們這一代人早已受過「全盤蘇化」的教育，蘇俄應該也屬西方，那時怎麼不見你們出頭反對呢？屁也不敢放一聲呢？諒你們不敢！
那時反蘇即反共即反革命，不必等到1957年反右，1955年肅反就要被無產階級專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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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能：滬語，怎麼會。
一眼：滬語，一點。
阿是：滬語，是不是。
邪其嘸沒勁：滬語，非常沒勁。
給記凡關來：寧波方言，這下糟了。
級任先生：相當於今日之「班主任」。
坍臺：滬語，沒面子。
儂哪能啦？儂隻手：滬語，你怎麼啦？你的那隻手！
國慶：作者小名。
「汙裡頭」：滬語，大便。
讓撥伊拉：滬語，讓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