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小事至今不忘，我到食堂打飯，總是大聲嚷：
「來碗茄子！」
打飯的爺叔一次發話了：
「落蘇末落蘇，啥個‘格阿子’，閒話阿講勿來。」
上海本地人是把茄子叫落蘇的。
大煉鋼鐵
從農村回來沒多久，班級和全校一樣投入了全民煉鋼的洪流之中。
1958年底這支歌紅遍了全國，上海的大街小巷工廠學校凡有音響喇叭和有收音機的地方一天到晚放這支歌。近來各地大唱紅歌，竟然把這首紅歌給漏了，本人深感不平和遺憾。
為什麼是1070萬噸？為什麼不是1069萬噸或者1071萬噸？理由很簡單，1957年全國鋼產量是535萬噸，偉大領袖發出號召：1958年要翻一番。535乘2即為1070。既然要在一些主要指標上超過英國趕上美國（簡稱超英趕美——當時英國在資本主義世界排老二），而且我國通過農業大躍進已經獲得了糧食特大豐收，英國人望塵莫及不說連美國人也嚇壞了；只剩下鋼產量了，所以偉大領袖要把鋼搞上去，今年先翻一倍。
上海分到的任務是120萬噸，靠上海幾家鋼廠就是日夜加班也完不成的。於是煉鋼就變成了全民的任務，不論機關學校工廠商店街道里弄農村都要煉鋼。紡織廠也好、大餅店也好都得抽調勞動力打造爐子煉鋼。不懂技術行不行？行！這叫做游泳中學會游泳、煉鋼中學會煉鋼（完全符合「戰爭中學會戰爭」的毛澤東思想）；煉鋼爐怎麼造？隨便造！這叫做土法上馬。反正上海老百姓會燒煤球風爐，鋼鐵廠是「洋」，老百姓的爐子是「土」，「土洋結合威力大」。鋼是要從鐵煉過來的，於是上海各處里弄大樓的鐵門鐵欄鐵鎖，凡和鐵沾邊的物件一概拆除，統統送去煉鋼。包括鋼製品也送去，據說廟裡的鐘也送去煉鋼了。那些日子小學生在四處馬路角落搜尋廢鐵，鐵成了無比金貴的寶。到了晚上到處是紅光沖天、到處是烈火熊熊、到處都在大煉鋼鐵。至於這種大餅師傅銀行職員小學教師三輪車工友煉出來的鋼能不能用？沒人問也沒人管。
我們班在吳淞路虹中分部（原來是別的學校，1958年劃給虹中作為分部）打造了一座煉鋼爐（武進路本部已擠不下了），是不是叫反射爐記不清了。升火成功之後就得分日夜班管著，不能熄火。有人管鼓風機、有人加燃料、有人用沙子做模具，鐵料是放在爐火中的坩堝裡，變成火紅的鋼水後，有一位特聘的鋼廠老師傅會來到我們「虹中高三（3）班煉鋼廠」，他認為合格後便用長鉗子將坩堝夾出，倒入一個一個模具內，冷卻後就成了一個一個鋼板手。此時我們就給師傅送上鹽汽水——師傅是利用下班時間來幫一會兒忙，不拿報酬（學生也付不出錢）。也不知是誰請來的，總之是發揚共產主義風格，一切為了1070萬噸鋼。至今也吃不准我們班鋼廠做出來的扳手能不能用？
從民國過來的老師們·1
我們的老師都是在民國受的教育，即使青年教師如班主任方老師，1950年高中畢業參加工作，基本上也是在民國年代完成了受教育的過程。正如陳丹青所言：民國過來的人自有民國的「範兒」。儘管經過思想改造、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鬥爭、教育革命等一次又一次的衝擊，老師們變得小心謹慎，噤若寒蟬，但在課堂內外，不經意間他們仍會顯出民國的風範。絕大多數虹中老師是認真教書的好教師，是憑良心辦事的老一代知識分子。
高三語文是莫仲介老師教的。大躍進對語文的衝擊最大。語文課原來的教材不能用了，要「厚今薄古」、「政治掛帥」。所以報紙上社論、毛澤東詩詞、新近發表的革命文藝作品都會拿來作為補充教材；課本中只選魯迅作品等「進步文章」，許多課文都不講了。這當然是上面定的，看得出莫老師的無奈。記得莫老師講解《送瘟神》時不知怎麼提到郭沫若對毛澤東這首詩的頌文。他用調侃的口吻說郭老稱讚「坐地日行八萬裡，巡天遙看一千河」是毛主席精通天文學：「坐地」是地球自轉，「巡天」是公轉，郭老的解說大概毛主席不會領情；又說郭老論證《紅樓夢》中鳳姐寶玉中邪是患斑疹傷寒有點無聊；課文中魯迅的《藥》莫老師講得很仔細，他提到關於文章最後的烏鴉叫了一聲飛走這個細節許多文學評論家作了種種分析和猜測，都屬牽強附會，沒有任何意義。我總感到莫老師有些欲言又止的味道，道理講了一半，還有一半讓學生自己去領會了。
莫老師畢業於清華大學。我們以為他是學理工科的——清華不就是全國最出名的工科大學嗎？面對學生的無知莫老師只是淡淡地一笑，他告訴我們他在清華學的是文科：「過去清華的文科不比北大差！」多年之後我才知道莫老師是陳寅恪、趙元任、朱自清、聞一多這些大師們的高足，當年他從來不提他的老師，再說即使提了，我們中學生也不知道那是何方神聖——誰知道陳寅恪是誰？
對於佈置下來的教改任務莫老師自有辦法：安排大家多寫作文。如學校開運動會，全班同學寫新聞報道；平時也寫有感而發的文章，也不命題，寫電影評論亦可。好的作文自然由老師點評，戴行鉞同學的文章常常得到莫老師的青睞，還推薦到學校辦的一個不定期刊物「虹中文藝」發表，不過稿費是沒有的。
有一次上課莫老師點名要我讀一篇魯迅的雜文，我讀錯了幾個字。莫老師發話：「聽人講你看過幾百本書。書讀得多是好事，但是要注意基本功！不識的字要多查字典！」原來不知是誰在莫老師面前多話，引起了他的注意。然而莫老師的寥寥數語真是語重心長，讓我記一輩子。
畢業時語文考試有一篇作文，我不知道我能得多少分。可巧星期天在四川路上遇見了莫老師。戴金絲邊眼鏡的莫老師永遠衣著山青水綠、風度翩翩的，那天穿的是紡綢襯衫，腳下是鏤空香檳皮鞋，手裡一把摺扇，50歲的人看起來只有40左右。我問莫老師我作文考幾分，他立即用浙江口音告訴我（莫老師是浙江平湖人，家裡有一大莊園。「文革」中出身大地主家庭的莫老師沒少吃苦頭）：
「你文章寫得不錯，有進步。我給你80幾分……87分吧。」
我很高興。我知道莫老師打作文分幾乎沒有90分以上的。
莫老師已經故世多年，有時我想：他會給我寫的博文打多少分？
從民國過來的老師們·2
黃昭六老師上數學課飽含激情：講課可以講到聲嘶力竭，板書又快又重，一堂課下來黃老師總是大汗淋漓——哪怕是在冬天。因此大家聽他的三角課思想高度集中，包括我這個不喜歡數學課的人，好像不專心太對不起如此盡職的數學老師。課後沒有人會去問黃老師什麼問題，都知道他太累了。
為了執行「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結合」的教育方針，鮑婉儀老師臨時編了一套從鐵礦石到鋼的全部化學反應的補充教材，那年化學課考試就考這個內容，大家都考得不錯。這件事得到了校領導的肯定：說明大煉鋼鐵對教學是有促進作用的——儘管停了那麼多天的課。化學課的與時俱進肯定給物理老師鬱青田帶來了壓力，所以鬱老師增加了一些實踐環節，如怎樣用萬用表測量之類，但課還是按部就班上。鬱老師給學生的感覺是位好好先生，不會弄虛的。
歷史老師郭君素有點另類。他上的歷史課是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的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和結論都是鐵板釘死不許越雷池半步的。郭老師當然只能照本宣科決計不唱反調，但是他會多講一些史實，讓人細細品味出些許弦外之音。比如講太平天國，郭老師根據書上的思路先讚揚這是偉大的農民起義、是人民武裝鬥爭，等等，但他會講不少太平天國領袖腐化墮落、爭權奪利的史實，而這恰恰是教科書上一筆帶過的內容。又比如講到義和團和帝國主義鬥爭的歷史（郭老師根據教科書加以肯定），然而他講了許多義和團裝神弄鬼、濫殺無辜的資料（書上沒有）。課後同學們模仿郭老師的蘇北話：
咔嚓一聲，
洋頭落地！（外國人被砍頭）
不清楚郭老師為什麼在歷史課上大講形式邏輯？他講了邏輯學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他說寫論文、編歷史一定要符合邏輯。當時我真是莫名其妙，大家都莫名其妙。現在我明白了郭老師的用意，他認為當時的歷史課本根本不符合邏輯，但他不能明說。
在提及戰爭的破壞時，郭老師加了一條對文物古蹟的破壞。他忽然變得很激動，說文物破壞了就不可能復原了！消失了就永遠消失了！見到我們茫然的表情，郭老師拿出一支鋼筆，大聲地說：好比這支自己用了多年的鋼筆，丟失了，再買一支筆，但無論如何就不是原來的筆了。我們還是不懂他什麼意思，他嘆了一口氣就不提這個話題。我當時覺得他是借題發揮有所指的，所指是什麼並不知道。多年後我才明白郭老師的心境：他一定知道1950年代許多文物古蹟被破壞的事實，他很痛心，又不能講。
郭老師的弦外之音自然學生幹部也聽得出。在一次老師參加的討論教學改革的班會上，一個校學生幹部當著郭老師的面提出尖銳的批評，質問郭老師在課堂上大談文物破壞和邏輯是何用心？不料郭老師聽了卻哈哈大笑，也不作辯白，反而在會後稱讚學生幹部邏輯學得不錯（同學講了同一律、排中律的內容）。這個同學頗為尷尬。然而自那以後郭老師講課「收斂」了不少，說話不如以前那樣精彩了。
大家都知道郭老師學識淵博，要是給他一個寬鬆的環境，他能把歷史課上得精彩絕倫。
人是如何異化的·1
巫家梁在大煉鋼鐵運動結束時受到了「幫助」。原因是在值班看守煉鋼爐時打瞌睡，導致爐子差點熄火，算是一次責任事故。我當時就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值夜班必須兩個人，我也值過夜班，半夜裡如果一個人看爐子很容易睡著。既然巫家梁打瞌睡，另一個同學呢？他在哪兒？
所謂幫助就是接受大家批判。先是巫家梁作自我批評；然後由一個校級學生幹部作長篇發言，他認為這不是簡單的缺乏責任心，而是反映了巫家梁對黨的大煉鋼鐵運動的根本態度，再聯絡到巫家梁思想上的一貫表現，如在大辯論中總是堅持錯誤觀點、和團組織離心離德等等，最後希望他猛醒，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接下來大家輪流發言批評巫家梁，包括以前和他親近的同學。有的同學還提到了巫家梁應該聯絡自己的家庭出身挖思想根源，這時我才知道巫家梁的家庭出身不好（父親屬於「殺、關、押」被專了政的物件）。
小組會10個人左右全都發了言，就剩下我了。有人看著我——我要不要發言？我不發言豈不成了巫家梁的支援者了？所以我也開了口：「在工廠裡如果出了生產事故是要吃官司的，唔、是要吃官司的——唔——」想不出什麼話來只能結束。別人的批評巫家梁都記在本子上，唯有我發言他不記，可能我的話太沒有水平。
明明是件小事，一個17歲的中學生經不住連日的疲勞在深夜打瞌睡，卻被上升到政治鬥爭的高度；明明知道情有可原，但大家一個接一個地「幫助」他，無人替他聲辯；明明我也可以不開口，但我還是怕殃及自己發了言——這一切都表明「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一教育方針已經獲得巨大成功，我們的人性正在扭曲，我們的人性正在異化。
方老師人不壞，從區委到我們學校任黨支部副書記的一個原因是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右派。然而作為一個黨員幹部一個班主任，她執行黨的方針不能不盡職。「凡有人群的地方，必可分為左中右」，所以在方老師眼裡巫家梁是學生中「右」的代表：大辯論是反方主將、和團組織對立、家庭出身不好。偏偏巫家梁又不識時務，老是泡在閱覽室裡埋頭讀馬克思列寧著作甚至黑格爾的鉅著（連老師都不看的），又不和團支部、方老師多溝通（即彙報思想）。他肯定被方老師看作是思想複雜心懷異志的另類。
巫家梁畢竟天真，臨畢業時他告訴我他打算考北大，把一個冷門的圖書館系作為第一志願。我也天真，我相信他一定考得上。想不到高考結束巫家梁什麼本科大專都未被錄取，甚至上海各工廠錄用一大批高考落榜生也輪不到他，所以他只得在1959年冬天報名去了新疆，成了上海最早進疆的知識青年。
50多年了，一直沒有巫家梁同學的音信，不知道他好嗎？
人是如何異化的·2
從農村回來時，嚴慶宏告訴我和吳乾龍，儘管他為了「毛豆詩」受到嚴厲批評，但他對人民公社的看法不僅仍然不變，反而更加堅定了：「公社沒什麼優越性！」
吳乾龍外號「秀才」，為人老成持重，年齡比我和嚴慶宏大2歲。他立即關照嚴慶宏「迪種閒話外頭勿要瞎講」，並吩咐我千萬不要傳出去，包括那些和我親近的同學。從那時起我開始明白：真話是不能隨便講的，聽真話的人是有義務「保密」的。既然真話不能「瞎講」，假話必定大行其道。
嚴慶宏數學特好，剛領到的代數、立體幾何教材，他沒過一星期全翻過了，書上的習題也做過一半了。我和他都是橫浜橋虹口區圖書館的常客，不過我倆借閱的書類別不同。正當我讀《紅樓夢》讀得心痴神迷之時，嚴慶宏看數學參考書也看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抬起頭來，瞧見嚴慶宏捧著書在發笑。難道他今天借了什麼幽默故事如歐·亨利的短篇小說？我走到他身旁將他的讀物一翻——《數學通報》！《數學通報》對中學生而言是一份很深的數學雜誌，裡頭甚至有中學生沒學過的高等數學內容，嚴慶宏竟然會看得如此開心。
嚴慶宏毫無疑問是個數學奇才。他和王乃慶有點不一樣。王乃慶是全方位的天才少年：各門功課都好，動手能力強（是學校航模組成員，他們的無線電遙控模型飛機市裡得過獎），體育也不錯（取得了體操少年級運動員資格），有藝術才能（懂交響樂、歌唱得好，據說後來當過清華大學合唱團指揮），人也活潑開朗，所以同學們都喜歡他。雖然王乃慶在大辯論中發表「錯誤觀點」，是反方主將，方老師和團支部把他和巫家梁區別對待，沒把他怎麼樣。再說聰敏絕頂的王乃慶後來也很乖巧，再也不會和方老師、團組織唱對臺戲。而胖胖的長著一雙「水泡眼」的嚴慶宏心高氣傲，就不像王乃慶那樣有人緣，更得不到方老師賞識。他自己渾然不覺，依舊在數學天地裡神遊。
1950—1960年代流行一句口號「又紅又專」。「紅」就是「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聽話要聽到迷信的程度、跟著走要跟到盲從的地步；「專」就是業務好。「只紅不專」固然不好，「只專不紅」更危險。因為「只專不紅」是大方向錯了，是「白專」，最後會墮落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泥坑裡去。
1959年初大家都要寫思想小結，然後在小組會上讀一遍再聽聽同學們的意見（自那之後，這在大學裡和工作崗位上成為慣例）。嚴慶宏在小組會上受到了眾多批評，我想這一定是方老師和團組織安排的。嚴慶宏的「過錯」就是「走白專道路」。有人分析了「白專」的種種危害，有人「翻老賬」、把嚴慶宏過去的「錯誤觀點」又提出來批判一通，也有人希望嚴慶宏和團組織多接近、要政治上樹立正確方向云云。嚴慶宏低頭不語，也不表態感謝大家幫助。
我和嚴慶宏不在同一小組，小組會的情況是秀才告訴我的。會上只有秀才沒有發言，反正不論大會小會秀才從不發言，大家都習慣了。
自那以後，嚴慶宏變得很消沉。圖書館見不到他了，人變得少言寡語，奇怪的是和我、秀才也疏遠了。要知道我們可是他僅有的朋友們呀！再說我們都信守諾言，沒把他的真話抖出來，沒有傷害他。只有他的學習成績依舊優秀，數學依舊第一。
畢業體檢，嚴慶宏被查出有肺結核，這樣一來他就不能考大學了。他後來在中學當數學代課教師，若干年後成為正式數學教師，聽說他是位不錯的數學教師。不過我們總是為他惋惜，他應該成為一位出色的數學家。1980年代末老同學聚會和他相遇，我很想問他：1970年代末有中學教師直接去考研究生的，他為何不去？我相信他一定考得上的。話到了嘴邊又縮了回去，此時嚴慶宏同學已經到了看透一切名利的境界，再提此類話題實屬多餘。
那次久別重逢大家都很高興，不料沒過多久嚴慶宏同學就因腦溢血去世了，享年才50歲吧。另一位天才同學王乃慶在幾年前因車禍也去世了，也未到60歲。
有句在葬禮上見到過的輓聯用詞「天嫉英才」，有點道理的。
升學中的階級路線
高三（下）的一個時期我們在武昌路一家電訊器材廠勞動，工廠的產品是電話交換器，在當時算是有點技術含量的。有一位校級學生幹部就此提出一個很激進的主張：將來不必考大學了。就以電訊器材廠的生產流程編成教材，大家學完了自然便成了掌握生產技術的技術工人，可以直接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也達到了社會主義教育的要求，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他在班會上大聲疾呼過兩次，但響應者寥寥。不久班主任方老師表示不贊同這種極端做法：「大學還是要上的！」方老師的看法當然是學校領導的看法，所以這位激進的同學不響了，後來他考上了北京地質學院。
7年之後文化大革命初期有紅衛兵小將提出砸爛高考廢除升大學的革命倡議，而且得到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批准，六六屆高中生失去了升大學的機會，六七屆、六八屆也一樣，連同六六、六七、六八屆的初中生亦無緣高中。當時我不禁想到了這位早就有過革命主張的同學，問題是他在1959年提是太超前了，因此無人支援。
臨畢業前的兩個月學習氣氛變得濃厚起來，勞動停止了，各門課的老師抓得很緊，學校還安排大家去參觀華東師大，提前領略一下大學氛圍。班級中也傳閱一些高等學校發來的資料，有的資料還有照片圖片，像一本畫冊。報考什麼學校好？成了大家熱議的話題。
1959年高考志願分3個大類：理工類、文史類、醫農類。理工類要考數學、物理、化學、語文、政治、外語；文史類要考歷史、地理、語文、政治、外語；醫農類考生物、物理、化學、語文、政治、外語。現今高考取消了醫農類，而當年考醫科大學、農業林業大學及各校的生物系均屬醫農類，要考6門課的。1950～1960年代報考理工科大學的最多，考文科的人沒幾個，這股潮流對我影響很大。加上我父親要我讀理工科（以便將來有個穩定的飯碗），所以我就報考了理工科，其實我的數學是很糟糕的，我喜歡歷史。
類似這幾年的「擴招」，在1958年新辦了不少大學，有的大專升級為本科院校，有的中專戴帽變成了大專（1962年有一些學校又「下馬」關閉，苦了一大批學生）。我們可以填2張志願表，可以報考許多學校（文史類、醫農類要少許多），我後來就讀的安徽大學物理系是第1張表上的第13志願。在拿到錄取通知時挺納悶：我填過安徽大學嗎？不管如何我總算當上了理工科大學生！
叫人想不通的是班上有9個同學沒考上大學，連大專也未被錄取。而虹口中學歷屆的升學率很高，百分之百上大學的記錄是不稀奇的，這次班上有20％的同學未考上大學。9個同學中有7個是考理工科的，他們的數理化個個都不比我差，像肖寧、吳澤憲、顧榴紅等同學學習成績比我好多了，尤其肖寧在班上是功課名列前茅的好學生，這次高考發揮得也好。竟然名落孫山，為何？
有人告訴我：這就是「階級路線」。班上考不上大學的同學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家庭出身」有問題：有的父親被殺、有的長輩被關、有的家長是右派、有的家長是歷史反革命。雖然有的同學本人「政治表現」不錯，給班主任印象也好——因此畢業鑑定上品德評語不壞，但沒有用。因為錄取人的權力在上頭在高招辦（即高等院校招生辦公室）。
這樣一來班上凡是家庭出身尚可的同學全部上了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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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忒：滬語，閉嘴。
才：滬語，都、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