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醫學院畢業，第一次坐飛機，從北京經停舊金山飛亞特蘭大，我帶了一口大箱子。這口箱子不僅沒有四個輪子，一個輪子都沒有，移動起來全靠兩膀子的力氣。箱子很沉，我堅持要帶書和泡麵。在我熟悉商學院圖書館之前，我怕沒書會悶死；在我的胃能忍受長期漢堡包之前，我怕沒泡麵會餓死。除了書和泡麵之外，我老媽堅持要我帶一口大鐵鍋，說，有確鑿訊息，同樣這口大鐵鍋，在北京賣三十塊人民幣，在美國賣三十美金，按當時的匯率，相當於三百塊人民幣，只要帶過去，就是佔了大便宜。我那時候剛剛畢業，商業素養和社會見識還淺，沒反駁我老媽，默默讓鐵鍋佔據了箱子一大半的空間，鐵鍋裡面和周圍儘量碼滿了書和內褲。現在想來，考慮到路途遙遙和貨值渺小，就算那時候再窮，就算這口鍋在美國能賣一百倍的價錢，也不該帶。其實，如果當時我老媽真不顧忌我肉身的安危，也應該把她私藏的青銅饕餮紋尊或者後母戊大方鼎讓我打包帶走。
從這口鐵鍋受益最大的是我室友igor，一個馬其頓的前特種兵。我到美國住處的第一個夜晚，他幫我把這口大箱子拎到山坡上的住處，輕盈得彷彿拎一隻剛死的山雞。我用這口鐵鍋炒我唯一會的中國菜——醋熘土豆絲。每次我炒了想慢慢吃一週的量，igor都一頓吃光，每個週六他都去買很多土豆和一瓶龍門米醋，洗好那口大鐵鍋，然後眼巴巴地看著我。
從那以後的十八年，直到最近，我一直過著居無定所的日子。在美國兩年搬了四次住處，在北京和香港十四年搬了七次住處。到了二〇一一年前後，出於工作原因，長期奔走於四個城市，住處變成了四個。二〇一五年下半年，決定搬回出生地北京廣渠門外垂楊柳，打算後半生就耗在這兒了。有確鑿科學證據表明，後半生在自己非常熟悉的環境和器物中生活，可以有效延緩老年痴呆的發生。我前半生有時候過分刻薄，特別是在三十五歲之前血氣方剛的時候，我確信有不少人等待著我變得呆傻痴懵的那一天，我不想他們過早地體會這種快樂。
各種身外之物從十個住處和辦公室陸續裝箱運回。北京、香港、深圳、昆明的四個住處和辦公室，加上北京爸媽住處（存了一些醫學院時候的東西）和美國，一共十個地方，一共三百多個箱子。這些箱子堆到我要終老的住處，四面、各處、到處，都是。
我站在屋子裡僅存的一塊稍大的空地上，四望，感覺非常複雜，彷彿面對一具恐龍骸骨、一座隋唐古墓、呼嘯而過的自己的上半生。這三百多個箱子，開包、收拾、整理、歸位、上架、丟棄、銷燬，是個漫長的過程。從二〇一五年下半年到二〇一六年上半年，我在北京能擠出來獨處的時間再被分為兩半：天氣好時的一半去護城河邊跑步，抵抗比感冒更經常到來的抑鬱；霧霾時的一半就躲在住處收拾東西。
扔了一半衣服，還是剩下那麼多的西裝、襯衫、領帶、牛仔褲、t恤衫、衝鋒衣、皮衣、羽絨服擠在衣帽間裡。我想，既然這麼多衣服這麼長時間沒碰，估計將來碰的機會也不多，如果不是因為喜新厭舊和臭美（號稱以購買的方式向設計師致敬），在死前可以一件衣服也不買。
vcr、dvd、cd，都扔了，反正付很少的錢，網上都有。
紙質照片，基本都扔了，個別覺得有意思的，掃描之後，扔了。
各種檔案的工作稿，基本都扔了。本來就剩下不多，一直的工作習慣是自己不留檔案。
各種會議紀念品、工藝品，都扔了，做這類東西的人實在是浪費人類資源。
書是最讓我糾結的，總覺得基因決定了，我最大的快樂還是讀書，估計到了六十歲之後，觸控紙書的快樂將會大於觸控婦女。還是扔了一些書，有些書速朽，現在就可以確定它們毫無價值。不少書是作者的簽名版，有幾個作者已經病故了，其中一本書上寫著：「欠你稿費四百五十元，下次充酒錢。」這個作者三年前胃癌擴散死了。看著滿書架子的書，我算了一下我的讀書速度，就算我馬上辭去一切正經工作、停下一切不正經專案，我在我的餘生裡已經讀不完這些書了。有些我想讀的書，我的雙手已經不可能在它們還有生命的時候觸控了。
遊戲光碟、硬碟、自己平均使用過兩年的各代手提電腦都留著。我還是幻想，有一天，我能像我唯一的外甥一樣沉迷遊戲，不問世事。硬碟裡還有足夠的東瀛愛情動作片，儘管畫素不高，但是我眼也花了。如果盤點東瀛對人類最偉大的三個貢獻，愛情動作片和泡麵一定名列其中。
沙發之類的軟傢俱都扔了，硬木明式傢俱都留著。早期買的這些或古董或新造的硬木明式傢俱都漲錢了，相當於免費用了十多年。
收到的手寫的信都留著，反正不多，一個小小的紙箱子就夠用了，小得彷彿一個骨灰盒。我偏執地認為，手寫的信比e-mail包含更多資訊。
古董都放進了保險櫃和保險屋。我一直不太相信人民幣現金，有點錢就換成了古玉和古瓷。不少古董都記不得從誰那裡什麼時候以什麼價格買的了，我覺得我對不起它們，心中暗暗發誓，有生之年要好好端詳、把玩、描述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