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實事立論，戴逵如此之「隱」，就是與皇室、貴族以及當局之整體決裂，這是要冒生命危險的。晉孝武帝之時，屢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徵命，戴逵以父親臥病為辭而不就。郡縣官吏或敦促或脅迫，無時或已。戴逵情急無奈，便逃往吳地，依內史王珣就居——當時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蹤而來，與王珣廝混了幾十天，仍無長久之計。當時會稽內史是謝玄，頗有保全戴逵的慈心，遂上疏曰：
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
這是一篇風義、辭章兩般皆堪稱偉大的文字，孝武帝因之放過了戴逵，而戴逵也得以在剡中悠遊安居了一段時間。之後，那位曾經庇護過他一段時間的王珣成了尚書僕射，顯然基於私交所願，也上疏再請徵召戴逵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戴逵還是不肯應召。
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司馬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遊，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為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之後沒多久，戴逵就死了，完全脫卻了官祿逼身的困擾。
戴逵之隱，須時刻冒大戮喪身之險，這與唐代以後的隱，有本質上的不同——大唐以降，「隱」之為事，形同儀節，則頑抗君命的精神已經蕩然。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高宗顯慶五年，立「安心畎畝，力田之業夙彰科」、「道德資身，鄉閭共挹科」、「養志丘園，嘉遁之風載遠科」，首開其端。而今開元天子又立「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等——回首數來，這些都是獎掖士人沽隱遁之名，以登進取之階；帝王求賢，以搜隱為能事，則隱者之避徵逃名，反而成了入仕為官的手段。
李白出蜀，可謂適逢其會，他的《秋下荊門》恰是寫於這初萌奮發之志的時期。「此行不為鱸魚鱠，自愛名山入剡中」兩句，前一句是辭鄉不回的隱語，後一句則具備了入世和出世的雙重旨趣。
於戴逵、王濛、範宣、庾龢、謝安、謝玄乃至於王子猷、王珣等人，出仕或歸隱只是士人階級的取捨抉擇而已。儘管謝安隱而後仕，王子猷仕而後隱，或出處隨遇，或進退由心，一如山濤勸勉嵇紹的話：「天地四時，猶有訊息。」是一種自然的更迭。
「隱」與「名」原本猶如天星參商，各在天之一涯，此出彼沒，不相為侔。可是，到了李白的這個時代，仕與隱已非截然之二事，而遠較東晉時代僅止於士族與皇室之親疏離合更為複雜。其中最特別的一點，便是借隱而仕、由隱入仕的手段。寒門、白身之士逐漸發現：累積了數百年的南朝士人傳統，使「隱」成為一種近乎必要的資歷；「因隱得名」於無形中轉變成「以隱致名」——原本的兩般選擇，也變成了一個反覆的步驟，一個曲折的過程。
李白固不能如戴逵之樂道而淡泊，戴逵故事卻帶給了李白無窮的嚮往，剡溪深處的「通隱」格調，乃是人生最終的境界；在此之前，會須經歷一番發達，而發達之所由，則非世俗之名則不可——那麼，所謂的隱，也都是緣名入仕的準備。如此說來，「自愛名山入剡中」就透露著更幽微的意思：名山不是指知名的遊憩所在，而是說聲名如山，剡中具足。李白於是有了和王子猷一樣、借附會於隱者而博名的情致。
此時，巴水如箭，峽舟似飛，恰是送載著李白，告別他那卑微無聞的身份，一去不回。於此，他寫下了這首《渡荊門送別》：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這還是一首在聲調上與時調若合符節的作品，頷聯道景，頸聯寫意。山是身後逐漸消失的巴蜀之山，江是眼前倏忽迎來的荊襄之水。隨身之月雖明，卻照不透海市蜃樓一般有如幻影的前途，便在此刻，李白若有所悟，寫下了用語平淡而命意決絕的結句，自己為自己送別。
近千年之後的清代詩家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中論道：「詩中無送別意，題中（送別）二字可刪。」不過，沈德潛是大大地誤會了。詩題的「送別」，不是親友分離之送別，仍須從詩句意會。末句「萬里送行舟」，可以有「送·行舟」、「送行·舟」兩種意義上的斷讀；深翫字句，乃可以發現：送這個字的意義，不是送別之送，而是載送之送，故與詩題之「送別」一字而雙關，寓「送別」於「載送」。此作殊堪玩味者，即在將故鄉之水擬為送行之人。
至若送行者但為故鄉之水，也恰說明一件事：李白離鄉時，並無人送行。東逝不返的江水，相送萬里之遙，所送者，則是李白的故我。
從此，李白當得是「身外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