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習慣在文章結尾申明其根本判斷。《商君列傳》亦如此：「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由「行之十年，秦民大悅」，竟迅速到「卒受惡名於秦」。有人說司馬遷評價商鞅前後矛盾。不是矛盾，這正是司馬遷的深邃之處。前者是對變法近期效果的認可，後者是基於人性、基於歷史的根本判斷。司馬遷踏勘過無數歷史廢墟，構建了一個以數千年為尺度的歷史大廈。他判斷的商鞅，是變法成功的商鞅，亦是秦朝廢墟上的商鞅。那廢墟，曾以商鞅的靈魂為靈魂。司馬遷對商鞅人格與言行皆持嚴厲否定態度，說商鞅「文如其人」。這是否是中國古史中最早的「文如其人」判斷呢？司馬遷的結論是：商鞅悲慘命運根源於人格與言行的刻薄。這一看法並不孤立。商鞅「刻深寡恩」「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這話見《戰國策》。後世所謂偉大改革家，在其當世、近世人眼裡，卻不過是個刻薄之徒、死不足惜之人。生而為人，首先是人，然後才是今人、古人、偉人、凡人、中國人、外國人等。以人性、道德來判斷歷史人物，理應是一種基本判斷。這與把歷史人物放到其生存環境裡去判斷並不矛盾。
秦人不憐，司馬遷不憐，有人憐。
那些廣大而沉默的木頭
不存在對人性不抱態度的學說。要判斷一種學說本質，理應理清其對人性的態度。
圍繞變法核心農、戰，商鞅推動實施廢井田、開阡陌、行縣制等一系列開天闢地措施。不能不承認商鞅變法的魄力。只是，到達目的的途徑實在太血腥了。
與人性對著幹，與常識對著幹。商鞅大講特講，毫不掩飾。
商鞅有一種獨特的「輸毒」理論。「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蝨（六種蝨害），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商君書·靳令》）國窮會生內毒，富了會生偷惰之毒，通過戰爭能將毒輸出施加於敵人，所以不論窮富都要打。這或許與現代所謂通過戰爭轉移國內矛盾之說有點近似。商鞅追求戰爭機器要純粹再純粹。
一切以有無軍功與生產糧食多寡說話。「有軍功者，各以率（標準）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商君列傳》）平民憑軍功可賞以爵祿，貴族若無軍功，連王室身份都難以保全。這對打擊世襲貴族、促進社會重組，無疑會立竿見影。因從事工商（「事末利」）或因懶惰而導致貧困的，舉家收為奴。這已相當殘酷。而那軍功，是以敵人頭顱為計算單位的。「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反。」（《商君書·畫策》）不論為父、為兄、為妻，皆對出征親人說：多砍頭、多立功，否則莫回家。這令我想到侵華日軍東史郎在《東史郎日記》中所寫場景。東史郎踏上屠殺中國人征程之際，他母親贈以匕首，囑咐道：「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你就剖腹自殺。」相隔兩千多年，國家主義（或曰軍國主義）本質相同，對人性摧折相同。我又想到秦陵兵馬俑。八千兵俑表情無一不是恭順服從，且每人臉上皆掛著不可思議的微笑——手握冷兵器的微笑。如果說有不同，只是恭順與恭順的不同，微笑與微笑的不同，是剛強的順從，是堅定的卑微——這才是秦國的軍隊。在專制又好戰的封建統治者眼裡，民眾最佳存在狀態就是所有個體整齊化一如兵器。
商鞅敢於突破常規拋棄常識。違抗新法者，不論貴族還是平民，商鞅都予以無情打擊。這好理解。從前曾說變法不好的人中，有人轉變看法說變法好。按常理，這實在可喜可賀。荒誕的一幕發生了。「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商君列傳》）任何形式的批評都絕不允許。有人還在使用自己的大腦，這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由說不好變為說好是錯上加錯，因這中間有自己的觀察判斷。「木頭」的要義就是不思考。
商鞅鬥志昂揚、信心百倍去推行的價值，我勉強稱之為「普不適價值」。
傳統價值觀要推翻。「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商君書·說民》）信任利用善民，民眾就親近親人；信任利用奸民，民眾就親近依附國家體制。「國為善，奸必多」「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商君書·去強》）君子鬥不過小人，是常有的現象。若國家以體制為小人、奸人作後盾，小人奸人當然會如虎添翼，加倍心黑膽橫。在商鞅的設計裡，這樣做才能實現國家、君主及他本人的最大利益。「國有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商君書·去強》）一切都要反著來。既然要反傳統乃至反常識，統治者就需要一個反常環境。歷史的冷酷之處在於，在一定時空下，在封建統治者配套措施推動下，其反人性價值觀常常得以確立，符合統治者需要的某種「大治」局面是能夠出現的。
配套措施要到位。「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商君列傳》）「告奸」、「連坐」作為統治術由來已久，但商鞅首次將其制度化、系統化、嚴密化。對告奸、匿奸的獎罰措施相當血腥。公然獎勵告奸的時代，一定是最黑暗悲慘的時代。這已為歷史所證明。「有奸必告之，則民斷於心。」（《商君書·弱民》）「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商君書·開塞》）持續的告密獎勵，會使人心形成「自律」「自斷」，無人敢越雷池一步。恐怖政策既能改變人的行為，亦能改變人的心理。人性無疑有其穩定性。但人性一定程度上又是動態或液態的。久處非人體制容器內，人性發生變化扭曲亦屬正常。告密等反人性行為被鼓勵的時代，社會意識、社會生態及文化，被強力重組重建，「他人即地獄」極易化為普遍現實。或者說，國家有多大，監獄就有多大。封建統治者強烈感覺到他們需要這麼大的地獄與監獄。
對如此赤裸裸的反人性邏輯，商鞅並不擔心民眾反彈。一是商鞅的目標讀者只有一個——君王，只要君王欣賞並實踐他的理論就可以了。再就是，他有空前嚴格的愚民措施。愚民是古老傳統，反傳統的商鞅在這方面不但不反傳統，還將其推至極端。
在商鞅那裡，愚民有「釜底抽薪」之效。「民愚，則易治也。」（《商君書·定分》）《商君書》大量使用「壹」字——壹言、壹教、壹民、壹刑、壹賞、壹山澤等等。「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商君書·弱民》）通過將從精神到物質的一切加以統一、劃一，徹底掌控在國家與君主手裡，就能愚民、弱民、制民、強國。商鞅一再強調民與國的對立，唯恐君主心慈手軟。「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國之道，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能勝強敵，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書·畫策》）商鞅以為，民「強」而不馴服的原因是好知好學、有智有思。所以，一切言路都要杜絕，一切文化知識都要反對。商鞅將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等說成是危害國家的「六蝨」（六害），皆在打擊取消之列。「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不偷。」（《商君書·墾令》）商鞅主張禁止大臣、諸大夫等人的一切遊學、遊仕活動，以切斷民眾獲取知識資訊通道，甚至提出禁歌舞娛樂、廢旅館，以最大限度減少民眾交際活動。
商鞅曾有焚書之舉。韓非就讚賞過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的行動。像商鞅這樣處心積慮的極端愚民舉措，實屬罕見。
與愚民措施呼應，施政措施亦必須「反其道而行之」。「政民之所惡，民弱；政民之所樂，民強。」（《商君書·弱民》）施政從民眾憎惡之處入手，能削弱民眾，反之就會使民眾強大。「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商君書·去強》）重罰輕賞能令民眾甘心為君主、國家出「死力」。「吾所謂刑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商君書·開塞》）《商君書》還提出要防止民眾富裕，發現他們富了就要設法讓其窮下來。這樣才能培養並保持國家「殺力」（類似「戰鬥力」）。窮一些比富一些更令統治者放心、更有用。似曾相識，耐人尋味。「工具」處在半飢餓狀態，則更能吃苦，更願上戰場。工具體現出的工具性越徹底，專制者越成功。類似匪夷所思極端主張，《商君書》中比比皆是。在條件具備之後，思想越粗糙、越簡陋、越極端，往往越管用、越有效。口號治國、標語治國是可能的。
與專制體制下高層政治黑幕化景觀不同，處在高壓及互相監視下無任何隱私可言的民眾，甚至會呈現出不無可愛的「愚樸」形象。商鞅之後約百年，思想家荀子來到一直貫徹商法的秦國，他對秦地民風不無讚賞：「其百姓樸，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順。」（《荀子·強國》「甚畏有司而順」，這是最令專制者嚮往的。「我的人民多麼好啊！」最高統治者或許會發出這種感慨。「霸道」之「霸」當然會首先施加在本國民眾身上，「工具」們會體現出體制所需要的統一，甚至會呈現萬眾一心局面。牧者一人能放牧一群牲畜，把牲畜攆到有水草的地方就是對牲畜的最大恩惠。專制者羨慕牧人在一群牲畜中的至尊地位，稱自己的工作為「牧民」。牧者當然希望牲畜只具備聽懂口令與弄清哪種草可吃的智商。被納粹德國剝奪了公民權的作家托馬斯·曼，說納粹德國不配稱作「國家」，而應稱為「白痴野戰營地」，白痴們「甚至會比在共和國環境中，還要感覺良好和幸福」。某些場景，並不會因相隔數千年而有什麼本質不同。
《商君書》內容複雜，除了商鞅作品，還有不少商派人物作品。本文選錄片斷當然大都可視為極端之言。極端之言卻又是本質之言。讀《商君書》，聯絡那個時代，不禁要問：難道就無牽制平衡力量嗎？
已持續了數百年，為中華民族文化思想奠基的百家爭鳴餘緒猶在。可是，以商鞅入秦為標誌，百家爭鳴在秦國提前結束了。長期文化落後的秦國從商鞅那裡獲得自信：我不跟你們比文化比開明，我跟你們比拳頭。秦國踏上了反智反文化乃至反文明之路。在秦國，有可能平衡牽制法家的力量，全被無情取消了。
國家是強大了，民眾卻不得不以愚樸形象把自己縮得很小很小。國家讓他們成為鞭影下的牛羊之群，成為廣大而沉默的木頭之群。
一根生根發芽的木頭
荀子讚揚了秦國之民，卻在另一篇文章中徹底否定「秦兵」。
《荀子·議兵》篇有段荀子與弟子李斯的論辯。李斯把秦國強大原因，歸結為秦能做到「以便從事」（怎麼有利怎麼做）。李斯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是相當讚賞的。荀子生氣了：「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荀子竟說秦兵是「末世之兵」。荀子已經看出，這個張牙舞爪的強國，缺少支撐其遠行的「軟體」。這好像是為秦國的未來把脈。這個時候，秦國統一天下步伐正在提速。荀子真是偉大，他似看到了繁華背後的荒涼，秩序背後的無秩序。在同一文中，荀子還追溯歷史，說百年前商鞅所統秦兵是「盜兵」。秦國能取消國內言論自由，卻無法取消天下言論自由。
商鞅之後，遵奉商鞅路線的秦國，在殘酷戰國環境中，基本一直立於不敗之地。嬴政時代，秦國又來了一位精神導師韓非，而韓非與商鞅思想一脈相承。《史記》載，嬴政讀到韓國公子韓非文章，受到強刺激：「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為了得到韓非，竟發兵攻打韓國。韓非來到秦，很快就慘死於秦。
韓非理論比商鞅理論更徹底更反人性。韓非眼裡，人就是「以腸胃為根本」的生物性存在，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皆有利則合、無利則離，絕無情義可言。韓非告誡君王不要相信任何一個人，對「同床」「在旁」等最親近之人首先要提防。韓非與商鞅一樣一面鼓吹法治，一面把君王凌駕於法律之上。這還不夠，韓非還主張君王享有無限縱慾權。
無法無天的暴君已經呼之欲出了。
雅斯貝爾斯把西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命名為人類「軸心時代」。人類古老文明以及至今支配人類的思想全在此時期生長繁榮。這真是一個偉大又溫馨的時代。老、莊、孔、孟、墨諸子及商、韓都在這時代。讀商、韓之外的諸子文章，不管其主張為何，皆具或濃或淡的人文精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這是理想，亦是現實。文化發達之域感召文化落後之域，人類文明發展主流至今如此。老、莊似取一種水底下望人望社會視角，略顯冷淡與詭譎，但其出世之飄逸正建立於入世之牽念上，並無反人性主張。沒有誰對人與人的精神呼應是完全排斥或絕望的。「遠人不服，重拳擊之；國人不服，重刑加之；人心不服，告奸摧之。」我這樣概括商、韓理論，是否有點刻薄呢？
商、韓那裡，無自省、無良知、無詩意、唯陰狠、唯詭詐、唯刻薄，他們打造的是一個狹隘緊張的反對一切知識的「知識體系」，反對一切思想的「思想黑洞」。知識思想體系無疑是任何文明的核心，沒有哪種文明無此核心而能發育成長。文化落後又急欲稱霸的秦國，絕無接納文明程度較高知識思想體系的耐心與眼界，吞下「商韓體系」這劑見效快的猛藥，是其必然選擇。
人類本性是生物性、社會性和精神性的統一這一現代觀念，在諸子那裡是同樣成立的。而在商、韓那裡，人的生物性被無限放大，社會性、精神性則被一筆抹殺。從信仰角度講，商、韓及法家信徒李斯等皆無信。但他們又極為堅定地信強權、信功利、信詐、信術。他們的言論只有一個目標聽眾：君王。他們把靈魂賣給君王，同時追求自己的及身顯榮。商鞅、李斯創造了奇蹟，一度享受了成功。
嬴政在成為始皇之前，就借韓非的同學李斯之手，隨便把韓非處理掉了。嬴政只要韓非思想，不要韓非這個人。李斯比韓非轟轟烈烈多活了數十年，最後與商鞅一樣，不得不承受成功後徹底失敗的命運。推動「法治」又主張絕對君權的法家這三位代表性人物，皆死於自己嚮往並親手打造的體制。這體制的品質應當很符合他們的期待：鋼筋鐵骨、威風凜凜、無情無義。商、韓、李皆為士人或曾是士人，卻不給其他士人留絲毫生存空間。只是他們大約不易想到：這體制吃掉他們比吃掉體制外的人更容易更方便。作法自斃、作繭自縛用在他們身上再恰當不過。他們製造了一個令他們十分得意的「甕」，卻發現具備「請君入甕」資格與能力的人馬上就換成了別人。
商鞅變法，商、韓理論，人性稀缺，營養有限，毒性甚強。頑強立國達七百年的秦國，完成統一、體制強大到登峰造極之日，竟就是其崩潰之時。強敵沒有了，越積越多的「毒」往何處施？帝國機器迅速失靈，體制立即陷入瘋狂自噬。始皇子孫之間、體制內高層之間，展開了消滅對方與求一己安全的比賽。以人人自危的鐵血恐怖追求想象中的安全，贏來的卻是忽喇喇似大廈傾式的湮滅。瓜瓞綿綿、傳之萬世的美妙設計，演繹成足夠慘烈的第一場帝國噩夢。毒藥猛藥，見效快不容否認，死得快更是事實。專制者迷戀愚民高壓政策的同時，不可能不同時積累深化自己的愚蠢與毒性。歷史事實是，民眾從愚蠢中明白過來只需瞬間，統治者則常常蠢夢難醒。陳勝、吳廣發現他們只能踏上「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之路時，一下子就扔掉了「愚樸」外衣，千千萬萬根木頭忽然打破了沉默。陳勝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接著項羽、劉邦登場了。
項羽遙望始皇出巡隊伍，曾感慨「彼可取而代之」。取而代之的任務，卻由流氓品性更勝一籌的劉邦完成了。大漢在秦朝廢墟上投胎。漢武帝劉徹接受並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皇權有了支援其遠行的軟體。這是一種能讓民眾喘口氣的軟體。到實在無法喘氣時，再上演新一輪取而代之大戲。
兩千年皇權時代，所有皇帝都需面對始皇與商、韓。罵一罵暴君始皇，是皇帝們的共同選擇。貶一貶商、韓，或起碼不公開讚揚商、韓，也是大多數皇帝的態度。皇帝必須首先露出一張儒家所要求的「仁義道德」臉來，而皇權「外儒內法」亦是古今共識。商、韓法術永遠是皇權所依賴的暗器兼利器。取而代之大戲雖一再上演，卻永遠是皇權克隆，只有舊靈魂沒有新生命。
軸心時代的西方，並無與商、韓近似理論。柏拉圖主張賢人政治即人治，體制上維護君主制。亞里士多德主張法治，體制上主張民主制、共和制。同時代的中國，儒、法兩家皆擁護君主專制。儒家有限制君權思想，法家卻每每痛惜君主不夠狠不夠陰不夠毒。商、韓法家並未導向真正的法治，而是導向更極端人治。他們自己的慘死，是最直接證明。他們的理論養育出無法無天暴君，毫不奇怪。商、韓式思維，古今皆有。在納粹德國或與之近似極權環境下，某種「普不適價值」會被狂熱地當作真理乃至終極真理。
商鞅命運是成功後又徹底失敗，始皇命運、秦朝命運又何嘗不如此呢？特別是，短命的秦帝國導致了商周以來最大規模的生靈塗炭。誰贏了？司馬遷沒找出誰贏了。古人皆不明白誰贏了。古人眼裡，從商鞅到秦帝國覆滅，沒有贏家，只有慘絕人寰。這也是後世皇帝們對始皇，對商、韓，一般不能亦不敢持公開肯定態度的原因。歷史及歷史人物的戲劇性，實在不比任何舞臺戲劇差。這令居於權力塔尖的帝王，都不能不眼花繚亂、心驚膽戰。
將天下由蠻秦實現統一，視為順應歷史潮流等等，這並不比「成王敗寇」觀念更高明。齊、楚、趙等國皆曾擁有統一天下實力與可能。在這場歷史大戲中，天下統一或許是必然，由誰實現統一卻是偶然，個人命運更是偶然中的偶然。現代的一些歷史解說常常不過是為歷史既成事實進行辯護——對偶然的結果，進行必然的辯護。蠻性十足的商、韓理論，與耐苦戰、少文化、乏理性的秦國國家性格一拍即合。秦之滅六國，與元滅宋、清滅明是本質近似歷史現象——較低文明對較高文明取得軍事勝利。這一現象人類文明史上並不罕見，卻並不能改變高文明影響同化低文明這一主流。元朝實現的「統一」舉世無雙，文明進步的意義卻談不到。清滅明亦如此。近百年來，商鞅「推動歷史進步」、「為變法犧牲」之類說辭，不過是現代「歷史進步主義」視野下的標籤而已。我甚至覺得，這簡直有拿商鞅悲慘命運「開涮」味道。「文革」期間，人類思想成果幾乎全被歸入「封、資、修」黑貨，唯「法家」大放異彩，商、韓被捧到不可思議高度。這可稱得上是一個豪情萬丈、無法無天的時代。
漢朝及以下，商、韓理論不得不退居幕後。漢代秦，是硬體上的繼承，軟體上的「拋棄」。儒教為統治者站臺，竟站了兩千多年。儒教讓人能喘口氣，而不是一味掐脖子。經過現當代百多年激烈現代化及革命摧折後，儒教差不多已成孤魂野鬼，卻仍在中華大地徘徊。商、韓法術從秦亡之後，就陷入鬼鬼祟祟境地了。
商鞅、韓非、李斯在他們的現實中，非死不可且死得十分難看。在歷史裡，他們的「毒性」卻一直有用。有些木頭，生根發芽的能力很強。蘇軾《商鞅論》有言：「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蘇軾之言不無偏頗，「恥言商鞅」自然是主流，肯定商鞅者亦代不乏人。蘇軾說「世主」對商鞅「陽諱陰用」，則完全是歷史事實。被視為儒臣典型的諸葛亮，教導後主劉禪好好讀《商君書》。這位胸襟森嚴的政治家一定倍感遺憾：帝王不學自明之術，愚懦的劉禪卻不懂。諸葛亮自然會遵奉儒家大道，法家作為不易張揚卻管用的小道或潛規則，亦不可或缺。劉備活著時，就令其子多讀《韓非子》《管子》《六韜》等書了。冠冕堂皇的皇權不能擺脫暗箱操作、陰鷙味道，是不用奇怪的。
商、韓理論能通向現代的因素微乎其微。
康德有此名言：「人性這根曲木，絕然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康德並非表示對人性的失望，而是承認人性複雜。商、韓那兒，總是蠻橫地將人性簡化再簡化，簡化成一條「惡」的直線。他們一定要造出簡單筆直的東西，造出讓君主使用起來得心應手的東西。
徙木立信被當作「取信」於民典範，人云亦云數千年矣。這一遊戲，立信其表，立威其裡——我說一不二，我說到做到，我不容懷疑。想象一下「徙木立信」場景，難道不能嗅出逼良為娼味道嗎？那「徙木立信」場景，正含有通向「指鹿為馬」場景的潛質。這兩個場景在秦國土地先後上演，相距僅一百多年。現代人，若念念不忘玩徙木立信遊戲，說不定，你可能有顆「商鞅之心」呢。若商、韓陰魂不散，現代法治必步履維艱。
讀《商君書》與讀《韓非子》感受近似：峻急，犀利，陰鷙，刻薄。研讀過商、韓之後，需讀些溫暖的東西來平衡自己。脊背發涼的感覺不好受。人類有價值的思想都不是「官府」創造的，官府卻能創造「以吏為師」的環境。商韓理論自然會匯出爹親孃親不如君王親這一反人性反人倫邏輯。
現代政治經濟的遊戲規則，可說已非常簡單明白：確立契約，公開契約，然後玩。這個「簡單」，與商、韓所追求的簡單，本質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