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孔子的時代封建制度漸漸破裂。交通的發達，工商業的進步，一方面打破了舊國家觀念，一方面產生出人類同胞的世界思想。這時已經打破了許多傳說的迷信，拋棄了君主神權，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從此刻興盛起來。日本到了現代還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就近代科學文明看來，日本的學問固然較中國進步了許多，這不過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實。除卻了歐洲傳來科學文明和中國印度所輸進的哲學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說是幼稚。然而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恥辱。並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進取精神發展餘地的地方，絕沒有一些衰老頹唐的氣象。他是一個島國，而且在文化歷史上年代比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現才漸漸打破，直到德川時代造成了統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現代統一的民族國家基礎。如果從社會的發展歷史上看來，日本的維新剛和秦漢的統一足以相比。
這一個神權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住日本的治者階級，以為皇帝的大權寶位是天神傳授下來的，和德國凱撒說他自己是天使，德國民族是天的選民一樣荒唐。那些軍人和貴族，他們的地位既由傳統而來，當然也一樣迷信部落時代的傳說。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識上已經打破了這種觀念的人，為維持階級特權，也決不敢說這些神話是假的。今天還活著的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七八十歲的老人們，本來腦根裡面所裝的只有一些封建時代的故事，不用說除了這種迷信之外再也沒有他自己的個性精神，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過當此刻這樣一個時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權還脫不了這一種人的手，不能不說是危險萬狀了。
神秘思想成為日本人上古時代國家觀念的裉源，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時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佔了勢力，那一種狹隘的宗族國家觀念已經漸漸消沉下去。後來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國文明的力量增加起來，把中國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種日本自己的文明。這時日本自己統一的民族文化已經具備了一個規模，當然要求獨立的思想，於是神權說又重新勃興起來。我們看山鹿素行講到中國的學說只推尊孔子，把漢以後的學說看作異端邪說，就可以曉得他們復古情緒中所含的創造精神了。
此時他的範圍已經擴大了許多，從前只是在日本島國裡面主張神的權力，到得山鹿素行時代更進一步，居然對於世界主張起日本的神權來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神權思想的時代化，所以他們自稱是王政復古。那些倡王政復古的學者雖然是各方面都有，漢學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動的主力還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學家。但把素行學派中後起的吉田松陰的著作詳詳細細地看起來，就曉得日本維新史的「心理的意義」在哪裡了。《坐獄日錄》裡面有一節說：
皇統綿綿，傳之千萬世而不能易，此決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當初天照皇大神傳授三種神器給瓊瓊杵尊之時，曾發過一個誓，說是「皇統的興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樣長的壽」。中國和印度那樣的國家，他們的皇族怎麼樣，我是不曉得，卻是日本皇統的運命就是和天地一樣長壽的。
和吉田松陰同時的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藤田東湖，他也是以神權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說是「天地的發源，人類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歷史家漢文學家，叫賴山陽，著《日本政記》《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統學問系統比較的是純正的儒家，所以紀史斷自神武。但是到底還要列一個什麼神什麼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這些荒誕無稽的事實抹殺，也沒有對於這些記載下過一點批評。日本維新得力于山陽的文字甚多。而藤田東湖又是維新前期從思想學術上鼓舞群倫的大學者，而他們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講的，是關於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種觀察，日本人的國體觀念大都由這一種神權的民族思想而來。日本自從烏羽帝的時代（宋徽宗時候）全國兵權歸了平源二氏以來，逐漸把部落紛然並存，組織散漫，文化落後武功不立的日本諸島造成了一個雄藩並列的封建世界，又經過三數百年，到了豐臣削平國內爭亂，德川繼之造成以武力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漸漸規模完備了。「國」的這一個字，在此時只是作藩國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謂國家的迥殊。社會的階級也就隨著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種很清楚的橫的分段，用這橫的分段來支配縱的分工。這個制度一直繼續到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的明治時代方才廢了。在這一個封建時代，講文明呢，的確是日本一個很進步的時期。在維新以後，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是在此時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為那些藩國不但是在武功上競爭，並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後，或是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的藩裡呢，務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夠造成文武兩套全才，給他藩裡做永久的護衛。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力膨脹，土地拓張，他們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為藩主是極大的地主，農夫是大地主的農奴，武士是給大地主個人管理家務防禦外侮的僕人。「薩木來」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個「侍者」的意思，俗話叫做家來，也是為此。就這些事實看來，「武士道」這一種主義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他的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武士道的觀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士道」、「武道」內容的書籍，乃是在武士的關係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
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並不是出於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更當然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發生的當然習性罷了。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擴大和變遷，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階級是社會組織的中堅。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個的社會體系當中，武士負維持全體社會之適宜的存在發展的職責。一個方面包含著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單是名教宗法決不能保持社會生活的安定和發揚社會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個方面，更不能不具備一種人情世態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做「血淚生活」。血是對主家的犧牲，淚是對百姓的憐愛。我們見到德川時代的武士道之富於生活的情趣時，才可以瞭解武士階級所以能成為維新主要動力的緣故，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