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語音訊息發過來了：「陶大夫，還記得我嗎？請你吃辣白菜啊。」
剎那間，「辣白菜」三個字就像開啟宇宙的金鑰，電光火石一般解開我塵封的記憶。
當年骨瘦如柴的人怎麼會胖成這樣？
他向我坦白了，賣不掉的外賣和炒剩下的菜，全進了他的肚子。
「你膽子真大呀，都敢高空彈跳了，視網膜掉下來怕不怕？」
「憋了這麼久了，再不蹦，就該憋死了。」
看來這哥們想通了，橫豎都是死，寧可爽死。
「陶大夫，聽說你最近遇到點倒霉的事。我和你說啊，你給我個地址，我給你快遞點辣白菜，特好。」
「我那會兒，要不是你給我把眼睛治好了，真要是瞎了，我已經想好要跳樓了。你看，這不也改跳水了嘛。」
再過一會兒，他老婆的語音訊息也傳過來了。
「陶大夫，你還是給他治瞎了算了，我們這小店，早晚得被他吃黃了。」
和身邊的醫生同事閒暇時聊天，說起比較害怕的情況和比較喜歡的情況，基本都有共識。
比較害怕的情況，就是患者或者家屬，輕者一把鼻涕一把淚告訴你，他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特別困難，家裡人都指著把病人救好，要不然一家人都沒法活了；重者甚至下跪不肯起來，除非你答應給他治好。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誰都害怕。
比較喜歡的情況，就是患者或者家屬，自己都不把病當回事，和沒事人一樣，輕描淡寫。
這和愛心、善良無關。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但害怕惹上麻煩，也是人之常情。誰不是有家有口的呢？
疾病和困難一樣，當事人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幫助者的態度。對醫生來說，需要考慮各種可能的後果，疾病並不是「可以被商量的物件」，如同特魯多醫生所說，「有時是治癒，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醫生不能只想著讓疾病手到病除，也要考慮到疾病不能被有效控制，甚至惡化後患者的反應。如果患者和家屬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治療結果的強烈預期，期望能夠徹底治好，那麼醫生就得面臨這種預期落空之後的強烈反差——失望，甚至是報復。
就算醫生被脅迫答應下來處理這個難題，在醫治過程中，強大的心理壓力也可能會導致過程失誤，影響醫生對手術或用藥的正常判斷。例如，因為不敢肯定結果百分之百會更好，醫生也許寧可只開更便宜的藥，或者做小手術，讓患者少花錢，這樣醫生需要揹負的道德罪名會少一些。
如果患者或家屬表現出來的是很放鬆的狀態，會給醫生一種感覺：「他自己都不當回事，我怕什麼？」「有可能出現不好的結果，既然患者和家屬都沒有反應過激，那我也沒必要神經過敏，過分緊張，放手幹吧。」
在三甲醫院，尤其如此。因為疑難重症主要就是在三甲醫院治療，而這類疾病誰都沒有太大把握，成敗關鍵常常就在於能否鼓起醫生的勇氣。
走出醫院，我們在工作和生活中，會遇到一些討厭的麻煩事，需要求助他人的時候，何嘗不是類似的情況。如果過於緊張和焦慮，是有可能嚇退那些本來可以為我們提供幫助的人的。中午休息的時候，正好同事桌上有瓶飲料，如果特別渴，很想喝的話，千萬別嘟囔「飲料不會過期了吧」，要不然同事準得攔著，「別喝壞了肚子」。
身邊一位「白骨精」（白領、骨幹、精英）因為媽媽的青光眼、爸爸的高血壓以及自己的胃炎久病成醫，常年和各類醫生接觸，頗有看病經驗，深得與醫生打交道的真諦。她的總結就是：
「看病的時候，真要想讓大夫好好給你治，千萬別說‘大夫，要是你家裡人得了這個病會怎麼辦’，你想呀，大夫說話得負責任，治壞了，你得找他算賬，他家裡人得病，他怎麼治也沒事，治好了治壞了，家裡人不會怨他。想讓他把你當自己人，別套他話，能被他感覺出來，那就更彆扭了。也別說‘我得回去和家裡人多打幾個電話問問’，更別一上來就刨根問底，顯得自己顧慮很多。你要麼裝得和沒事人似的，要麼說‘大夫，你先喝口水，我這小病，沒事’。」
九三學社有位前輩——嚴仁英教授，被稱為「中國圍產保健之母」。現在女性懷孕了，孕期做的超聲、化驗以及各項檢查，就是嚴教授主導設計的。但她年輕的時候，曾經悲慘到被打發到廁所去打掃衛生，而且一掃就是十年之久，以至於協和醫院婦產科遇到疑難雜症，一般醫生解決不了，就會和病人說「到廁所去找嚴教授」。
後來，動亂時期過去了，她被選為北大醫院名譽院長。她不僅不老老實實地坐辦公室，連醫院都不待著，而是深入田間地頭，騎著腳踏車在鄉間穿梭，調查當時農村孕產婦的死亡原因，與美國合作推廣葉酸口服預防神經管畸形的專案。過百歲壽辰的時候，在採訪影片裡，嚴教授說了八個字：「能吃能睡，沒心沒肺。」
「能吃能睡，沒心沒肺」這八個字，在小段夫妻倆這兒也創造了奇蹟。
註釋
pcr為「polymerasechainreaction」的縮寫，中文含義為聚合酶鏈式反應，是一種擴增和複製基因細小片段的便捷技術。pcr儀又稱基因擴增儀。——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