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陽光很好。博物館大廳頂部的玻璃能將現實世界中的光陰放進來。歷史的碎片並不神秘，也從來不是隻能幽閉在庫房裡的線裝書。
博物學家說，19世紀以前，中國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現在歷史記載的中國第一座博物館是在1868年由西方傳教士在上海所創辦的徐家匯博物院。它的功能主要用來收集當時東南亞地區的物產標本，接受了最初科學啟蒙的西方人來到神秘的大陸後，首先關心的當然是最為實用的物產。可是，且慢，由此而將文化的綿綿不息拉入從西方傳入的博物館學中進行分析和斷代，這實在不是一個合適的觀察距離。在有近代的博物館之前，幾千年來，蒐羅和保藏那些遺存下來的前人文化遺產幾乎是學者的良心本能。路漫漫其修遠，治學的道路崎嶇坎坷，後人對前人因此在心靈上彼此相惜，對那些從歷史的荊棘中捧出來的花朵，連聲感嘆，感慨不已。他們感慨生有涯而知無涯，那些稍縱即逝人類靈光假使總是輕易地劃過，將是莫大的悲哀。
可嘆的是，幾千年來，這種傳承一直是個體道義上的良心。常常是考古者在開啟一處墓葬時，看到的只是滿目的創痍和盜墓者留下的一把鐵鍬。他們只能抿著嘴，收拾一些或許還有些用處的斷片。人類的貪婪亙古不絕，從莫高窟裡強盜運走瑰寶時駕著驢車的一聲得意的長喝，延續到眼下樓蘭大漠裡盜墓者們的吉普車後滾滾沙塵。強盜自有強盜者的邏輯，他可以將瘋狂的盜掘解釋為瘋狂的熱愛。當今天的國人不得不漂洋過海到別人的展館裡觀瞻國寶時，其心情想來是複雜的，越是被別人嚴加看管，精心呵護，就越複雜。文化的擄掠是一切強徵和偷盜中最痛人心扉的致命處。如果對這一切都還沒有直接的感受，那就細心留意一些如今收藏在上海博物館中的國寶吧，它們中有多少是我們以一種欣慰的心情從境外的拍賣會上高價購回的？還有多少是可能永遠也回不來的？在燈光幽暗的展廳裡，一尊儀態端莊的佛像留給觀者的只是軀體，佛頭已然不知到了何方？吳王的寶劍歷經千載，鋒芒不減，卻抵不住幾個蟊賊的伎倆，一路輾轉，回到上博的展廳裡時，平添了一些它在地下從未體會過的滄桑。在上博的藏品中，類似「戰國蓮瓣紋銅鼓」、「戰國雲紋鼎」等不少珍品都是從境外的拍賣會上高價購回，這也已經成了文物徵集的一個重要渠道。
但這一切都還比不上另一種摧毀，源於我們自己國家的悲劇，自詡為受顧於天命的王者，當需要用破壞來顯示皇權，統一思想，進而號令天下時，常常導致文化的滅頂之災。自焚書坑儒以後，文化災難背後無不陪葬一批附著了思想的載體，其劫難一直可以綿延到距離今天並不遙遠的「文革」。
我們無法忘記這些傷痕。上博的前館長馬承源是一位造詣深厚的青銅器專家。「文革」期間，這位本應在書齋裡潛心學術的專家忙於在煉鋼爐前圍追堵截，救下了大批的珍寶。他曾受朋友李蔭軒之託，趕在紅衛兵前去抄家之前，將70多件青銅器轉移，望著一屋子的珍寶，馬承源倒吸冷氣，慶幸沒有落到造反者的手裡；他曾經巧施高帽手段，敲鑼打鼓趕到拿走了文物的造反派家裡，表彰他們將文物交給了國家管理；他還曾在煉鋼爐前的毀銅爛鐵堆裡發掘出了漢代的蒸餾器……今天，我們在博物館的陳列室裡看到商鞅當年統一度量衡時製造的方升，銅鼎裡鐫刻著一段任何史書裡都未見記載的戰爭，春秋早期龍耳尊，春秋時期的魯原鐘，東漢嬰座熨斗……這些足以光照千秋的青銅器當年都曾經差點菸消雲滅。因為工作人員的努力，加之從大煉鋼鐵時代開始，上海作為一個龐大的工業基地，民間過來的破銅爛鐵源源不斷，上博從中淘金，倒成了國內青銅器方面首屈一指的博物館。
破壞與拯救，歷史在這兩個方向的合力中盤旋向前。當鐘聲響起，一起起大幕被拉開，或者關上。再叱吒風雲的人物都是這個舞臺上的過客，留下的卻是記載著輝煌的點點滴滴的殘片，就連它們也要歷經磨難，繼續在歷史長河的河床搖擺中體味悲歡離合。對於那些依舊深埋於地下的而言，它們是應該繼續沉睡千年，還是有朝一日重見天日？
我們常常低估了自身對於歷史文化的認同，認為那些都已經是過去了的事情，太遙遠，太陌生，但在潛意識裡，有時卻能因為一場博物館裡的展覽而被激發出驚人的能量，生命越是往前探險，越是朝向歷史討要答案。想起上博50週年大慶時舉辦的古代名畫展覽，為爭睹清明上河圖的真跡，隊伍竟在寒冬裡排下去幾公里長。
平常的日子裡，上博裡的人數並不顯得擁擠，但和國內大部分城市的博物館門可羅雀相比，這裡不知道已經要好多少了。放到全國，上海當然也無法和其他的城市炫耀她的歷史，但如果就近代以來的中國為背景，在這塊土壤上所生長出來的文化卻代表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這從上博的展館佈置以及訪問者的構成中就可以發現端倪，沒有陳腐死板的宣傳，沒有千篇一律的陳列，老人，青年，孩子，中國人，外國人，在這裡，一切都是趨向於自然而有序的。
徜徉在浩如煙海的青銅器、陶瓷、書畫裡，感受著文化的巨大魅力，常常造成不知身在何處，今夕何夕的錯覺。藉著射燈的光線，剛剛還看見遠古的先人出征前用的酒杯，這些酒杯空著，勇士再也不能復返；眨眼間已是唐宋的文豪墨客們在那裡揮斥方遒，或疾風勁雨，或暗香浮動……太多，太沉，腳步輕移，每一步都可能要跨越千百年。在同一個時空裡，原本模糊而漫長的歷史被神奇地召集在了一起，共同發出雄渾的回聲……
b——廣州——/b
追溯與見證
廣州市東山區文明路215號。一棵大榕樹廕庇著廣東省博物館的院門。
院門內，三尊鴉片戰爭時期的鐵炮鎮守著一個空闊廣場，大草坪北面一新一舊兩個建築形成鮮明對照。舊的是建於1905年，現作為國民黨一大舊址和魯迅紀念館對外開放的鐘樓，新的是1992年重建的博物館展館。這兩棟年齡差將近一個世紀的建築，構成了現在廣東省博物館的主體。廣東省博物館是一個以地方史為主的綜合性博物館。如果說年輕的具有現代化設施的展館試圖通過陳列追溯廣東的千年源流，那麼飽經風雨洗禮的鐘樓則是在靜默中親自見證廣東的百年風雲。
鐘樓是一座「山」字形的中西合璧式磚木建築，高5層，24米，穹隆頂，因上端四面設有時鐘而得名，底層是一個長方形禮堂。這座如今貌不驚人的灰黃小樓，與廣東近現代的革命史和教育史有著難解的因緣，已具有了某種精神象徵的意味。
這裡原是清朝科舉考試「貢院」的一部分，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後，1908年改為兩廣優級師範學堂，辛亥革命後又改為廣東高等師範學堂，可以說由一箇舊學入仕登科的「聖地」變為了新學改革的先鋒。
1924年1月，孫中山在鐘樓底層禮堂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在中國現代史上舉足輕重的大會，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改組了國民黨，制定了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共兩黨在會上完成了第一次歷史性握手，隨之而起的是以廣州為中心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高潮。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鐘樓及其前面的廣場被當作「革命的大本營」。因它毗鄰中共廣東區委、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婦女解放協會和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為革命集會的重要活動場所。廖仲愷、何香凝、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伯渠、陳延年、鄧中夏、蘇兆徵、彭湃、張太雷、惲代英、劉爾崧、鄧穎超等都曾在這裡進行過革命活動。省港罷工的許多集會、紀念列寧逝世週年大會、紀念巴黎公社55週年大會、紀念「五七」國恥11週年大會、追悼廖仲愷的群眾大會、慶祝廣東統一的群眾大會、歡送北伐軍出師的群眾大會，以及歡呼北伐勝利的群眾大會等都在這裡舉行。這使鐘樓和廣場作為革命舊址受到重視。
同時，鐘樓又是中山大學的發源地。1924年，孫中山將廣東高等師範學堂等改為廣東大學，希望它與1923年建立的黃埔軍校一起，以一文一武的學校模式造就一代振興中華、再造文明的人才。孫中山逝世後，1926年下半年，為紀念孫中山，廣東大學改名為中山大學。而鐘樓，正是舊中山大學的辦公樓。如今的中大雖然地址變遷，但始終恪守中山先生教誨，將中山先生於1924年11月11日在廣東大學成立典禮上親筆題寫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十字作為校訓，而將鐘樓造型作為其校徽的主體。
1927年1月至4月，魯迅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期間，曾住在鐘樓。鐘樓二樓儲存了魯迅先生的臥室兼工作室，魯迅用過的被子、枕頭、書桌、筆墨歷歷在目，連當年許廣平幫他燒菜用的煤油灶也靜靜地擺放在那裡。1927年1月25日，歡迎魯迅的大會在鐘樓大禮堂舉行，正是在這裡，魯迅以一席演講折服了眾多青年學生。1927年4月15日，國民黨發動反革命政變，為營救被捕的進步學生，魯迅召開了一次會議，營救的失敗導致他一週後憤然辭去在中大的一切職務，這次會議也是在鐘樓。魯迅曾在鐘樓上記錄他的廣州生活：「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三閒集·在鐘樓上》）
而鐘樓也成了魯迅在廣州留下的一個印跡。
正是由於這種種淵源，1957年廣東省委省政府決定以鐘樓為中線建設一個文化發展區域：「東博西圖」——鐘樓東側建立廣東省博物館，鐘樓西側便是現在的中山圖書館。1959年10月1日廣東省博物館正式開放，首先舉辦的是建國十週年廣東發展成就展，而文物陳列非常有限。
經四十多年積累，通過國家調撥、移交、考古發掘、徵集選購、社會人士捐贈等多種途徑，現在廣東省博物館的藏品已逾12萬件，成為全國收藏豐厚的大館之一。其中陶瓷、書畫類藏品無論數量質量都可躋身全國省級博物館前列。地方文物的收藏也頗具特色，端硯、潮州金漆木雕是當然的強項。而已經經過1992年重建的展館再一次跟不上博物館的發展步調。實際展出面積不到6000平方米的展廳，使眾多的館藏文物無法與觀眾見面，也侷限了展品的陳列方式。現在博物館的3個基本陳列之一《廣東歷史大觀》還是10年前的設計佈置，許多新的發現難以填充進去。
隨著徵集工作的不斷開展，倉庫不夠用，只好將部分展廳改為倉庫。而由於沒有建獨立的辦公樓，博物館的保管部等重要部門至今屈居在附近廣東省電影器材公司的兩層舊樓裡。客觀的物質條件和人才的不足都使廣東省博物館的發展走到瓶頸，畢竟除了收藏、儲存、研究，做好藏品展示是博物館的另一項重要職責，如果不能使藏品與觀眾發生有效的交流，博物館的價值便會大打折扣。
現在的文明路廣東省博物館大院更像一個小公園，清早起老人、孩子便聚集在鐘樓前的綠陰下，踢毽子、打羽毛球、聊天，很是熱鬧，而各個展廳裡卻很冷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們卻對這種狀況的改變滿懷希望，因為機會已經來臨——作為新中國建國以來廣東省文化投資的最大專案，預算9個億的廣東省博物館新館建設專案已經進入招標階段。新館將設定在廣州市珠江新城南部，與廣州歌劇院並列於廣州新城市中軸線兩側，共同形成廣州文化藝術廣場，併成為廣州市標誌性建築之一。
鎮館之寶和它們背後的故事廣東省博物館12萬多件藏品中，有國家一級文物400餘件。其中北宋無名氏《群峰晴雪圖》、南宋陳容《墨龍圖》、元代磁州窯唐僧取經圖枕、清康熙十二月花詩杯等堪稱鎮館之寶。但凡可以見證歷史的東西都有豐富而神秘的生命，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扇窗，它們背後的故事就是窗外的風景。我們且觀一二。
端石千金猴王硯端硯為中國「文房四寶」之一，產於廣東肇慶，因肇慶古稱端州，故稱端硯。據文獻記載唐武德年間就有生產，距今已有1300多年曆史。
唐朝詩人李賀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楊生青花紫石硯歌》）的句子。《端溪硯史》等文獻讚美它細潤如玉，磨墨不滯，貯水不耗，發墨而不損毫，久用鋒芒不退。
端石千金猴王硯是廣東三大名硯之一。相傳，兩廣總督張之洞的顧問何氏在主持開發大西洞時，挑選了三塊上等石料，請名匠製作三方硯臺，便是後來的三大名硯。一曰千金猴王硯，二曰鶴硯，三曰過面凍硯。其中千金猴王硯和鶴硯現都藏於廣東省博物館，過面凍硯不知所終。
三大名硯以千金猴王硯為首，此硯長方式，質細膩溫潤，嬌嫩若小兒肌膚，石質色彩甚豐，硯堂內有大片魚腦凍（石品花紋的一種），形成一隻蹲著的獼猴，眼、鼻、嘴和前足都很清晰，栩栩如生，故此得名。工匠因材施藝，在硯池頭鐫刻山水，滿山桃樹，以寓花果山。硯邊刻「郭蘭祥作硯，項信南刻字，光緒壬辰禺山何氏閒叟珍藏」。這種自然形成的獼猴，加以名石和能工巧匠的雕刻，確屬石硯中的珍品。
據考猴王硯因名聲太大，流傳中幾經輾轉。抗日戰爭時，何姓後代把猴王硯賣給了一古董商，後又轉到汪精衛之妻陳璧君手裡。日本投降後為接收大員所掠，再落到私人手中，20世紀50年代那位藏主把猴王硯賣給文物店鄧濤先生，中山大學教授商承祚先生得知便從鄧濤處買下此硯，後把它轉讓給廣東省文管會收藏。1959年廣東省博物館建立，千金猴王硯轉入該館。而商老此後還曾九次向廣東省博物館捐贈所藏書畫、陶瓷、硯墨等文物，共374件。
邊景昭《雪梅雙鶴圖》這件國寶級文物曾被當作一張包書廢紙，險些湮沒民間，幸而遇到了蘇庚春。
2001年12月23日駕鶴西去的書畫鑑定大師蘇庚春先生，是廣東書畫界的一座重鎮。書畫鑑定是一門古老的學科，自晉、唐以來薪火相傳，名家代出。這一行當不僅需要博聞強識，而且需要鑑定家自身極好的藝術修養。蘇老自幼便在北京琉璃廠自家書畫店貞古齋里耳濡目染，所經眼之書畫不知凡幾，他通過類比總結，並大量閱讀各種典籍，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鑑定思路與方法。而他的書畫，也自成一家，尤擅楷書和草書。1961年，時任北京琉璃廠寶古齋書畫門市部主任的蘇庚春先生應廣東省副省長魏今非的要求南下廣州，自此，廣東的博物館、文物店、海關、進出口公司等但凡與書畫鑑定有關的行業無處不留下他的足跡，廣東的書畫鑑定從此開闢了新天地。單就廣東省博物館而言，建館之初的書畫收藏可以說是一片空白。蘇庚春先生南遷後，通過購買、向社會人士募集等多種渠道徵集書畫，使廣東省博物館書畫收藏蔚為大觀。
這幅《雪梅雙鶴圖》就多賴蘇老慧眼識寶。20世紀80年代廣州一家書店從河南收回一批線裝書，蘇老前去鑑定，一番忙碌之後發現這批書無甚價值，臨走之前拿起一張破爛不堪、用來捆紮書籍的包書紙來看，卻從斑駁中辨認出這是一幅古畫。蘇老以極低的價格將這張包書紙收回，送廣東省博物館修復、鑑定，邊景昭的《雪梅雙鶴圖》從雜物堆中走出來，成為廣東省博物館鎮館之寶之一。
（此文感謝廣東省博物館朱萬章、李蔚、馮素閣等研究人員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