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已經停了，我禁不住買了一大桶美國爆米花回家。奇怪的是，我竟然開始盤算下一次看電影的時間了。
b——上海——/b
老影院——大光明電影院
青藤漫過的電影院
這些天，上海滴滴答答地下了一陣子細雨，緊接著氣溫驟降，街上竟然有人穿起了冬裝，在喧鬧的都市裡，四季的更替也顯得這麼地混亂，看不到秋天的落葉，看不到春天的花蕾，沒有人在斑駁的樹影裡行走。
沒有光影交錯，人在人的影子裡行走，房子在房子的影子裡行走，而時間真的就要這麼悄無聲息地流逝了——直到一個世紀前，西班牙人加倫白扛著一架破舊的老式放映機從上海的碼頭上了岸。
他帶來的只是幾本破舊的殘片，在福州路的異平茶樓裡，在乍浦路跑冰場裡，在湖北路的金谷香番菜館裡，偶有些上海人被加倫白帶進一間黑屋子裡，銀幕上，一輛火車迎面開來，人群當中爆發出一陣慌亂的驚呼，嘩地散了。加倫白失望地走了，臨走前，他將放映機賣給了他的朋友雷馬斯。1908年，這個雷馬斯在海寧路和乍浦路的路口用鉛皮敲敲打打，於是上海有了第一座電影院。
鉛皮做的電影院早在上海的風雨中鏽蝕了，但沒有人會懷疑黑暗中的那縷光線在銀幕上投下第一個影像的最初，它改變了時空的順序，黑暗來臨，在無法控制的夢境之外，使人終於有能力將自己帶離現實。現實中的影子變得虛幻時，虛幻中的人生卻開始變得真實。膠片是真實的，它用每格二十四分之一秒的時間真實地記錄了充斥在生活中的情緒。
哪怕它是由人所導演，或動人，或拙劣，但誰又能說這不是生活裡的一部分？
20年以後，上海灘上的電影院方興未艾，在如今南京路隔壁的一條里弄裡，大光明電影院開張了，這是頭一等的電影院，有人說它是遠東的第一。究竟是如何的一番氣派？張愛玲在《多少恨》中描述說：現代的電影院，本是大眾化的王宮，全部是玻璃、絲絨、仿雲母石的偉大結構。那時的大光明，門口還有三眼巨大的噴泉，鋪著絲綢的臺階，衣著華美的俄羅斯女郎作為招待。最為特別的是，在電影的默片時代，它還有一個由歐美樂師組成的樂隊。
這個奢華的城市，寂寞的城市，因為電影的到來又平添了一個夜晚的裘袍。電影無聲，人們顧影自憐，阮玲玉還沒有在中國人的電影《野草閒花》裡唱歌，在被陌生影像照亮的黑暗影院裡，有多少人看到了自己？
張愛玲說，11歲時她和母親去大光明看一部畫家的電影時，哭紅了眼睛。多年以後，張愛玲為何回想起這些？僅僅是因為電影中的一個畫家？她的記憶中是否又包含著母親溫暖的雙手，和在漆黑的座位上從母親身上散發過來的雪花膏的芬香？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總還是應該慶幸，電影終究沒有異化為一場充滿著虛情假意的舞會。
今天的大光明還在，雖然已是物是人非。時間就像是一片青藤，漫過這年過古稀的電影院，它從扶手上蔓延過去時，就將留在扶手上的記憶纏繞；從椅背上蔓延過去時，就將愛人肩頭的眼淚纏繞。
這麼久過去了，沒有人再知道張愛玲曾經坐在哪一張椅子的位置，流下她童年的眼淚。大光明的售票窗前，依舊熙熙攘攘，電影當然不再是一個彌足奢華的選擇，掀開厚厚的帷幕進去，僅僅是為了在黑暗中尋找笑出來的眼淚，或者哭出來的眼淚，也許什麼都不為，只是逃避現實中毫無生氣的影子，看看五彩斑斕的世界。沒有什麼可以再讓我們長久地停留，沒有什麼能夠讓我們逃避開喧鬧的都市，只有黑暗中的那縷光線，依然在這裡訴說著各種各樣的悲歡離合。
當一座電影院裡被裝滿了故事和回憶時，是不是一種幸福。就像在這秋意漸濃的上海，當我站在繁華鬧市的大光明的門前，看到的這一對年輕的戀人，男孩騎著腳踏車，女孩坐在車後，矜持地拽著男友的衣角，他們剛剛從一部叫做《河東獅吼》的電影中走出，臉上依舊掛著微笑，丁零零的車鈴一響，便從明亮的市中心，消失在了一個昏黃的小巷。
若干年後，他們是否還會記起今天的場景，並在某一個秋天的季節裡，回憶起對方那迷人的微笑。
沈從文先生說，雨下得越長，人也就越寂寞。上海秋天的雨，好歹是停了。大光明經歷過無數次這樣的風雨，幸運地依舊延續它的回憶，而在我尋找那些當年曾經和大光明一樣名噪一時的電影院時，許多並沒有這樣的幸運，夜雨曾經打在那間鉛皮做的影院上，咚咚作響，即便存在下來，門庭冷落的也是多數，舊有的記憶和曾經的繁華被席捲開去，多少故事也就這樣煙消雲散。不知道雨夜降臨時，它們是否感到哀傷。
只是，一直到今天，我們依舊在沒有影子的城市裡生息，偶爾去看別人演的電影，才發現，電影其實燒錄著我們自身的影像，它是時間從我們的頭頂投下來的一道光影，而一座老電影院，是這個城市的影子，它見證了每一個人的內心裡都有在黑暗中釋放慾望的衝動。
b——廣州——/b
消失的影院——新星電影院
在城市的記憶深處
天堂電影院在義大利的一個小鎮上，它是小toto記憶的中心。一間電影院要留在城市的記憶中，那這個城市就不會有多大。
「廣州」曾經是一座不那麼大的城市，在那時廣州人的心目中，廣州只有荔灣、越秀和東山三個區，現在的商業中心天河區那時只是一片好大好大的農田。騎腳踏車從「廣州」的東邊到西邊只用花20分鐘，由南到北更快，不到10分鐘。海珠區在那時只能算郊區，因為在珠江南邊，所以叫「河南」。從「河南」到「河北」，那是「去廣州」，要過河的。過河只有兩座橋，1933年修的海珠橋和1967年修的人民橋（在那一年，中央公園改名為人民公園）。
從「河南」的中山大學出發，去「河北」的新星電影院應該這樣走：順著新港西路往西，向北轉上江南大道，一直向北，過海珠橋，沿起義路繼續向北，在人民公園前的中山路路口的天橋停下。路口西邊是新星電影院，東邊是新華電影院。1984年，我第一次去新星電影院，走的就是這條路線，那是去看《槍手哈特》，一部立體電影。
《槍手哈特》應該是第一部，也是惟一的大張旗鼓放映的立體電影，劇情乏味得很，木頭椅子特別硌人，臉上還得架著副怪異的眼鏡——一塊鏡片是紅色，另一塊鏡片是綠色，戴在頭上很難受。如果不戴那副眼鏡，銀幕上的影像就沒法看，全都是兩個影的，就像深度近視。所以，那場電影的大部分時間我是在東張西望打量自己坐著的那間放映廳。放映廳裡不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透進來很多光，能夠很清楚看到室內的情況。屋子很高很高，房頂還有木橫樑，是沒有上油漆的那種。
看完《槍手哈特》和電影院的木橫樑，我有好幾年沒去新星電影院，畢竟從「河南」到「河北」「去廣州」看電影是一項頗為浩大的工程。聽說「新星」後面的名字由那時的「立體電影院」改為後來的「藝術電影院」。從讀中學開始，廣州市的一個什麼機構搞了一箇中學生影評組織，每間學校弄幾個小孩子當「小影評人」，過一段時間就發一張新星電影院的票，讓看完之後回家寫觀後感，然後發表在一張什麼報紙上。按這樣計算，那幾年應該看了不少的電影，只是現在大多記不起來了。那些觀後感有些沒發表，有些發表了。對那些沒發表的觀後感，我的印象比較深，有一部是講一個貪汙受賄的總經理是怎麼被繩之於法的故事，裡面提到現在圍棋有上百萬種不同的變化，就像我們的生活一樣，我在觀後感裡很仔細地解釋圍棋應該有361的階乘那麼多種變化，遠超過幾百萬種，這麼好看的電影更應該在細節上嚴謹；另一部是外國警匪片，那個警察特別遜，老捱打，心情很鬱悶，結果趴在馬桶邊用裡面的水洗臉，我的觀後感是解釋為什麼自己會崇拜這個如此落魄、一點也不神勇的警察。至於那些發表了的觀後感，印象比較模糊，大致記得是被摘出「這種精神鼓舞了我們好好學習」之類的句子發表了（可憐，我現在怎麼也記不起是哪部電影鼓勵了我當年好好學習）。
算起來，大部分不用自己花錢買票的電影都是在新星看的。然後，就開始有自己買票的需要了。既然要自己花錢，就有了選擇電影院的權利。但我還是選擇了新星，一來是因為對前往新星的路已經滾瓜爛熟了，能夠在路上滔滔不絕地講述街邊一間小店背後的故事。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新星很早就開始打破一間電影院只有一個放映廳的模式，弄出了不少小放映廳，橫木樑看不見了，座位也換成了那種淺灰色的軟座，而且還設定了那種「雙座」，坐在裡面看電影，真的很舒服。很多年以後，跟一些朋友聊電影，大家不是很熟的時候，都會一板一眼地說，新星放的電影真有品位，自己早期的藝術電影啟蒙都是在那裡完成的。但熟悉了之後，大多會坦言，那裡的雙座真舒服，然後大家心照不宣地壞笑。
1995年，跟一位女孩子不知怎麼聊到了新星，按理說是不會跟她分享對「雙座」的回憶的。我仍然一板一眼地說，那裡的電影真好。她說她的一個親戚在那裡當領導，每到週末她就會去那玩，沒事就喜歡去賣票，然後鑽進放映廳看電影。「你想想，你的好多電影票都是我賣給你的。」沒過多久，我聽說新星要拆了，因為要在它下面修地鐵。我想約她去看新星的最後一場電影，但卻發現放映的片子並不合適，於是便罷了，自己一個人去了。
那天最後一場電影的票早就賣完了，場外還有人兜售黃牛票，100塊一張，我沒捨得買，現在有些後悔。最後一天放的好像都是同樣的片子——《大話西遊》。我買了倒數第二場的票，前一場是為小學生放映的特別場，1塊錢一張票。看完電影出來，外面已經聚集了很多人，繼續有人在賣黃牛票，這次沒去問價錢，估計更高了。我去吃了點東西，回來的時候，最後一場電影已經開始了，但門外聚集的人卻越來越多了，還有不少人看著這裡有黑壓壓的人群，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擠進來看熱鬧的。然後電影放完了，裡面的人開始出來，很多人邊走邊擦眼淚，於是外面也開始有人掉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