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為我們把古今多少事，都輕鬆地付了笑談，所以我們才會在面對現實的時候，多的是隔岸觀火，少的是感同身受。畢竟關注歷史，很多時候就是在關注更加深遠的現實。我在寫作過程中，體驗更多的是局中人善惡糾纏、人格分裂的無奈掙扎，當然也有人性美好的另一面，而那些美好早就付了笑談。我所做的工作，是嘗試性地去了解真相本身。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瞭解真相就能去除矇蔽，是更大的價值。
《清風》雜誌記者：以您讀史的經驗來看，您更喜歡哪個朝代，為什么？
如果單純從喜歡哪個朝代來回答，我更喜歡唐朝。作為一個讀書人，沒有理由不喜歡那個時代。如果選擇一個朝代來作為自己研究的範本，我首選是明朝。明朝的官僚制度、權力執行機制相較於前朝，更趨於成熟，更有借鑑意義。
《清風》雜誌記者：讀史的人，往往有種特別的情懷。在諸多歷史人物中，有沒有您喜歡的或者讓您為之動容、感慨的？為什么？
海瑞，在我的新書裡用很大一部分篇幅來寫這個人物。一直以來，海瑞被塑造成道德的偶像、正義的化身，一個超現實的存在。可是在史料裡，我們還會了解到另一個海瑞：一個活得毫無色彩，狼狽不堪，官場上最為怪異的道德模範。一個活在荒謬世界裡的偏執症患者。千百年來，他的形象被塗抹上了一層層金粉，可誰又會撥回時間的鐘去體驗一個有溫度的、真實的海瑞。
《清風》雜誌記者：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對此您怎么看？
黑格爾是哲學家，不是中國史研究專家。他所熟悉的領域，應該是西方社會的宗教、政治、藝術。這些固然是歷史的組成部分，可不是歷史的全部。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國家宗教，中國的藝術對他來說也應該是神秘的。尤其對於中國的政治，他更是隻見皇帝，不見官。在黑格爾的眼中，中國是王權國家，皇帝主宰一切。可是他並不瞭解，中國的政治並不是皇帝的一言堂。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社會結構。如果用一種過於簡單的理論來解釋或說明中國的歷史，顯然不夠全面和科學。
《清風》雜誌記者：杜牧的《阿房宮賦》曾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這種思考令人歎服，您怎么看這種現象？
中國歷史的發展，就好像是陀螺的運動，一圈又一圈，週而復始地旋轉。在這種週期性的運動中，肯定會有某種恆定的規律性的東西產生。比如說黃炎培提出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吳思的「血酬定律」，秦暉的「黃宗羲定律」。他們都試圖運用規律去發現並解釋歷史事實。不同之處在於，不同的人選擇的角度不同。無論採用哪種角度，其最終目的是為了讓「後人哀之而鑑之」。如果光是對著一堆故紙嘆息，不去認識並把握歷史規律，以古鑑今，那么我們的後人有一天也同樣會對著今天的我們發出一聲嘆息。
《清風》雜誌記者：您的歷史寫作中，往往有深度的思考，可以說很好的解釋（分析和解構）了世界，那么在寫作中，是否有改造世界的考量？
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他的終極目標應該是通過改造部分人的世界觀來實現改造現實世界。當然這種可能性對於寫作者個體來說是微小的，也有可能幾乎為零。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微小而喪失寫作的這份莊嚴感和進取心。
《清風》雜誌記者：在官場中，炙手可熱的無疑是權力。您曾說，蝦米能不能吃定大魚，關鍵不在蝦米的才能高低，而在於蝦米在體制結構中所處的位置。限制權力也一直是政治學研究的課題，您對此有沒有一些思考？
這個命題太宏大了。關於限制權力是近年來學界爭論的熱點話題。限制權力，其實是對官員的最大愛護。很多時候官員的膨脹心態，就源於他們掌握的權力。權力具有內在的腐蝕人的「魔力」。當一個官員權力過大而又沒有受到社會實質的制約時，會在不自覺中改變一個人的心性，一個謙虛的人可能會變得傲慢，心中毫無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