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是使人愉悅的
寫劇本時，我總是和三四個朋友邊討論邊執筆。每天晚上，寫到深更半夜，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我們構思情節、研究結構、琢磨臺詞。當想到了一個有趣的情節、一句幽默的臺詞時，大家便哈哈大笑。也許在旁人看來，我們幾位大人為一些不足為奇的傻話而縱聲大笑，實在是不可思議。但我們必須這樣：常常為了構思一個可笑的故事而搞得汗流浹背、食慾不振，有時神經衰弱。當這個可笑的故事成了作品時，這個可笑的故事產生、流傳之前所付出的痛苦、艱辛就煙消雲散了。
影片的作者必須使觀眾感覺到：影片是作者們在半開玩笑、隨隨便便、輕而易舉的情況下創作出來的作品。為此，創作過程中作者必須始終處在一種高興的情緒中。當然，有些作品只是作者感到好笑，觀眾覺得毫不可笑。所以，如果是三個人創作，那么，這三個人本身如何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們對什么事情感到好笑，換句話說，也就是他們的教養、感覺、品格是決定作品質量的關鍵。
如果認真而且樸素地想到我們是創作作品的，觀眾是從我們的作品中得到愉悅的這種情況，那么，就會意識到事實確實如此。舉個例子，有三個人聚集在某個街頭拐角閒聊趣聞，並時而為之大笑。過路人看到此景，覺得有趣，便停下問：「你們在說什么呀？」三人便解釋道：「啊，我們說了這樣一件事才笑的。」過路人聽了也大笑起來說：「這太可笑了。」於是乎人堆越聚越大。這時，由於人數的劇增，外圈人便聽不清楚，有人便大叫道：「大點聲講！」於是，有位具有同情心的人出來建議：「要他們大聲講可以，但每次要付他們一百日元。」一會又有人出來提議：「你們講的故事太有趣了，以後你們專門到這兒來給我們講故事吧，我們大家掏錢養活你們。」從此，三人便專門構思一些有趣的故事。——就這樣，造就了我們這些專業作家。我常想，所謂的藝術家不就是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嗎？
也許在交杯換盞、盡情歡樂之際，也許在傳統佳節之時，有人用娓娓動聽的歌聲引吭高歌；有人不斷說些俏皮話逗人發笑；有人說些精彩的故事；或者有人畫上一幅美麗圖畫……人們便會為他們鼓掌叫好：「真棒！真棒！」於是這些人便會煞費苦心地創作出更好、更受歡迎的作品。藝術不就是在這種苦心鑽研過程中誕生的嗎？所以說，藝術本來就是為使人愉悅而存在的。
中學時代的經歷
我在中學時代有過這么一段經歷。戰後我的一家從中國大連遣返回日本，通過親戚的關係，定居於山口縣的宇部市。從這時起到我上大學為止，父親一直失業在家，所以生活極其貧困。如果我不設法賺點錢的話就上不了學，所以我經常是一邊幹活一邊上學。這種勤工儉學和現在的不同，乾的盡是些重體力勞動，或幹些跑單幫的生意。因為我長得矮小，只好去跑單幫，坐火車去採購海貨，有時甚至跑到仙崎的漁港去購貨。當時，我從瀨戶內海沿岸的宇部市穿過山脈到日本海方向的萩市一帶去，現在交通方便，很快就能到，但當時卻是相當艱苦的。
到了仙崎一帶魚很便宜，不過不是鮮魚，而是魚乾。我總是在那兒買上滿滿一背包做湯用的雜魚乾或蝦乾，拿到宇部來賣。雖說是個賺錢的好買賣，但要花一整天的時間。清晨一大早就去趕火車，買足東西后又要換幾次車，夜晚才能到家。
我在不斷的採購中，自然而然地和幾位意氣相投的同行搭上了幫。一天，一位性情豪爽的男子漢加入了我們的小集團。他很像「寅次郎」。這個男人說話很有意思，風趣、幽默。雖說他並不勤快，但常常把大夥逗得合不上嘴。碰上列車員叨叨我們時，他總是挺身而出，同他們爭辯：「老兄何必呢？」「用不著那么板著臉訓人嘛，不都是日本人么？」三言兩語把矛盾緩解了。有這么一個人，我們忘記了販運途中的疲勞，心情也就好多了。
當時，貨車也用來載客，車箱裡總是擠滿了旅客，有時候車箱裡再也擠不下了，不得不弔在車門口。時間一長，人也累了，手腕也麻了。這時如果再接連碰上幾個急轉彎，就會感到自己生命危險，擔心摔出車去。
每當這種時候，這位老兄必定說些有趣的俏皮話。例如說我們是一群爬在樹上的猴子等等，而且這種比喻也相當確切。聽他這么一說，我們這些拼命吊在門口的夥伴們都會哈哈大笑起來。這樣，又可以堅持幾分鐘。這種場合，恰如其分地開上一個玩笑，要比大叫「抓緊些！一鬆手就沒命了！」更能鼓勁。
我拍電影時經常想起那時的情景。那種場合，有些人和我們一起吊在車上並大聲喊叫：「加油」，這些人還算好。也有些人不上車，只站在路邊說道：「抓緊啦」。更可惡的是，還有些人侮辱人：「這算幹什么的？成何體統！幹嘛吊在那兒？」我們為了生活拼死拼活地幹，也許隨時會喪失生命，實在害怕，可是他還要侮辱我們，令人難以容忍。然而現實生活中，站在這種立場上看問題的大有人在。
所以我認為，對於處在極度痛苦、嚴峻困境中的人來說，他們所需要的正是笑。而且能以笑來鼓起大家勇氣的人，也必須同大家一樣，把自己置身痛苦的環境中。
那位老兄的存在價值就在於他會說些難能可貴的俏皮話，因此大家都自然而然地遷就他，即使他比自己少幹一點也無妨。雖然他在買賣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也沒力氣提重東西，算賬的本事也差，但是大家都願意帶上他。為什么呢？因為有了他，在痛苦的時刻，說些風趣的俏皮話逗我們發笑，能為我們帶來樂趣。
隨著相互之間關係的發展，大家就會主動替他買票，要他跟我們一起去，而不用他幹什么活，只要求他能講些滑稽的俏皮話，唱些歌曲就行了。他也就會不帶任何東西跟大家一起走。我認為，在民眾處於痛苦的時代，藝術家的存在價值不就在於此么？講起藝術家和民眾的關係，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但是最根本的關係必須是我上面所說的這樣的關係。創作者和聽眾、觀眾之間，必須建立這種心心相印的關係才行。
如果創作者在民眾痛苦的時候也同大家一起唉聲嘆氣、叫苦不迭，那么，這樣做只能加重民眾的痛苦，民眾會說：夠了！這些我們都明白。我們要你唱的是歡樂的歌，要求於你的是使我們歡樂和笑。
但是，對現在的日本電影工作者來說，要唱一首歡樂、愉快的歌是多么困難啊。環顧一下我們的四周，在怎么也找不到光明和希望的電影界現狀之下，要不是「寅次郎」攝製組的全體成員在精神上作出一番令人感激的努力，是唱不出歡樂之歌的。
談談娛樂電影
柳田國男在他的著作中一再主張，藝術必須要有娛樂性。今天，我們還應該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必須充分認識到，要創作出一部具有娛樂性的作品是何等的艱鉅。
我對那些在《寅次郎的故事》一片中常常出現的江湖藝人——雖然我沒有親眼看過他們的演出，也不瞭解他們的現況如何——抱有一種奇妙的景慕和親近感。雖說演技並不高超，但他們為了博得觀眾的喜悅而竭盡全力進行表演，把生存中一切的喜悅都寄希望於觀眾的犒賞。凡是這樣的人，和我們是一家人，都是兄弟的關係。
我曾和工會的一些人就電影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反覆探討，已經是至少十五年前的事了。當時，某大公司的一位工會領導發表高論說：進步電影必須是如此這般。我問那位領導：「您最近看了些什么電影？」他說，因為工作忙幾乎沒怎么看。當時正是植木等的《無責任時代》（1962）一片風靡一時之際，他便補充道：「前些時候看過一部名叫《無責任時代》。」頓時，大家鬨堂大笑。大概他也覺得不好意思，便搔搔頭說：「不過，疲勞的時候還是想看些喜劇影片。」算是為自己解了圍。但是，當時我覺得這人說話真怪，不看電影就對電影問題大發議論。
更奇怪的是，他自己根本不願看進步影片，卻大談特談進步電影必須如此這般，還說疲勞之時也想看些喜劇片。這真令人不可思議，難道這人不知道自己說話自相矛盾嗎？疲勞之時想看些有趣的影片是人之常情，是人們極其自然的願望，可他為什么不從這種人之常情的慾望出發來看問題呢？當時我就想拍些民眾疲勞之時想看的娛樂電影，而絕不去拍那些工會幹部和搞電影研究的大學生們在這種會上大發議論的那種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