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大月書店的三浦嘉治先生對我說：「能不能從從容容地把你平時對電影的一些看法寫出來？」
當然，我最初婉言謝絕了。因為我是製作電影的，談論電影不是我的分內事，歌德的名言「創造者啊，不必多言，去做你應做的」就是我的座右銘。像水平高的木匠絲毫不會為自己的工作作任何辯解一樣，我也想當一名埋頭製作電影的人。
但是三浦先生並沒有就此罷休，他幾次跟我講這項工作的必要性，同時拿來了我迄今在報紙上發表過的短文以及電視講話的記錄稿，問我：你不是已經這樣說了，這樣寫了么？我接過仔細一看，才想起，是啊，我確實是在好些地方發表了一些文不對題、邏輯混亂、內容貧乏的文章。我頓時覺得十分慚愧，一個技術高明的木匠沒有吹噓自己的道理，我本來就不是一名高明的木匠，所以才到處胡言亂語。
製作一部電影首先由製片人訂出計劃，反覆推敲修改，然後再由導演接受這項攝製任務，由這兩者共同攜手製作。出版一本書也同樣如此，它由約稿的編輯和接受撰寫的作者的力量來完成。
最後我還是拗不過三浦先生的誠意，答應接受這項任務。不過我無論如何沒有精力來完成五百頁的文稿，於是三浦先生為我著想，聘請我大學時代的校友、電影評論家山田和夫先生幫忙。在山田先生的指點下，採取由我敘述，由三浦把我說的內容歸納起來再給我過目修改的方法。我本來就不喜歡將談話內容當作文稿，因為說和寫是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對於現在這方法我雖然抱有懷疑，但我相信在山田先生與三浦先生的誠意和幫助下，也許能彌補一些這方面的不足，所以我最終還是接受了。
從去年盛夏到秋天，我拍完了《寅次郎的故事》後，完成影片《幸福的黃手帕》的後期工作，又在歌劇《卡門》上消耗了不少精力。就在這一段時期，我和山田先生見縫插針地找機會見了好幾次面，想到什么就談些什么。每當回想起這段往事，對三浦先生不勝感謝，因為他為了安排我同比我還要繁忙的山田先生見面，真動了不少腦筋。
對已成文的東西我不想再加評論。讀了校樣，我對自己根底淺薄的看法、雜亂無章的思維甚感慚愧，這裡就不再囉嗦這些了。不過我只是想把自己領悟的東西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語言敘述出來。它當然錯誤甚多、漏洞百出，我誠懇希望讀了這本書的讀者給予嚴厲的批評，作為我今後繼續製作電影的肥料和養分。即使它的作用僅此一項，那么，對我來說就是意義重大了。
最後再次向山田和夫、三浦嘉治二位先生謹致謝意。
山田洋次1978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