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4%的人口對社會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們不妨參照對比一下那些常見的病例，看看下面這些統計資料吧：厭食症的患病率估算為3.43%，雖低於反社會人格症的比率，但卻已經要被視為一種流行病了；而知名度很高的精神分裂症的發生率大約只有1%，僅為反社會人格症發生率的1/4。美國結腸癌的發病率是每10萬人當中約有40人，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認為這個數字已經「高得驚人」，但也只不過是反社會人格症發生率的1/100。說得更簡潔一點，我們當中的反社會人格者要比廣泛報道的厭食症患者還多，其人數是精神分裂患者的4倍，是結腸癌這類已知重大疾病患者的100倍。
我是一名心理醫生，專門為受過心理創傷的倖存者提供治療。過去25年來，我治療過數以百計的成年人，他們每天都過得痛苦不堪，這是由於幼兒時期遭受過虐待，或是過去經歷了其他可怕事件所造成的。我在《精神健全的奧秘》（themythofsanity）一書中對這些病例做過詳細探討，那些受過心理創傷的病人都飽受折磨，包括長期焦慮、憂鬱症、精神分裂，還有一些人感覺活著是不能承受之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是在自殺未遂之後來找我的。有些人的創傷是自然災害或人為災難所造成的，如地震或戰爭，但大多數人都是因為遭到了惡人（通常是反社會人格者，有時是一些陌生人，但更典型的是具有反社會人格的父母雙親、長輩或兄弟姐妹）的控制或心理摧殘。我在協助病人及其家屬應對他們平生所受的傷害和研究這些人的病史時發現，我們身邊的反社會人格者對他人造成的傷害深遠而持久，通常很致命，而且這種現象驚人地普遍。對數百名倖存者的治療經歷讓我越來越確信，全社會的當務之急就是公開並且直接地應對反社會人格問題。
每25個人中大概就有1個是反社會人格者，本質上說，他們是沒有良知的人。這並不是說他們無法分辨善與惡，而是說即使他們辨清善與惡，其行為也不會因此受到約束。是非對錯在理性上的差別並不能在情感上敲響他們的警鐘、點亮他們的警燈，也不會讓他們像常人一樣心存敬畏。每25人當中就有1個完全沒有負罪感或悔意的人，這種人什么事情都能幹得出來。
反社會人格在人類社會中的高發率對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的其餘正常人有著深遠影響，即便那些沒有經受臨床創傷的人也不能免於其害。那4%的人會損害我們的人際關係、榨乾我們的銀行賬戶、妨礙我們的個人成就，傷害我們的自尊，毀掉我們的太平生活。然而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很多人對這種心理疾病一無所知，就算有所瞭解，人們也只會想到「暴力型精神病態」，例如殺人犯、連環殺手、大規模殺戮狂人。很明顯，這種人會一直觸犯法律，一旦被抓就會被關進監獄，或許還會被處以極刑。但我們通常意識不到，也分辨不出我們身邊真實存在的大量非暴力型反社會人格者，他們通常不會公然違法，所以法律制度拿這些人也沒什么辦法。
我們絕大多數人想不到「謀劃一場種族滅絕戰爭」和「毫無負罪感地說謊，比如向老闆講同事的壞話」之間有什么對應關係。但兩者間的心理對應關係不僅確實存在，而且還會讓人不寒而慄。這種對應關係簡單而又深刻，那就是兩者都缺乏一種自我懲罰的內在機制。感性地講，當我們做了一個讓自己覺得很不道德、不符合倫理規範、不考慮別人感受或者自私的決定時，這個內在機制就會懲罰我們。如果我們把廚房裡僅剩的一塊蛋糕吃掉了，絕大多數人的心裡多少都會產生一些內疚，更不用說故意或預謀傷害他人時的內心感受了。毫無良知的人自成一類，不管他們是殺人成性的暴君還是社交場上專會破壞他人談話的討厭鬼。
有無良知是對人類的一個根本劃分，這種劃分可以說比智力、種族甚至性別的劃分更為重要。靠他人養活的反社會人格者與偶爾搶劫便利店的人或當代巧取豪奪的資本家之間的區別，或者一個普通的惡霸與一個具有反社會人格特徵的殺人犯之間的區別，無非是他們的社會地位、慾望、智力、殺戮欲或僅僅是機遇方面的不同而已。但這些人與我們其餘大多數人的區別在於，他們的心理層面存在一個巨大的空洞，缺失了本該是人性功能中高度進化的那一部分。
對於屬於那96%的常人來說，良知的概念如此深植於心，以至於我們很少會想到它。在大多數情況下，良知都是一種本能反應。除非受到極大的誘惑（謝天謝地，這種誘惑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很難遇到），否則我們絕對不會在每一個道德問題上都糾結來糾結去。我們不會這樣認真地問自己：我今天該不該給孩子午餐費？該不該偷同事的公文包？該不該拋下愛人一走了之？是良知在背後默默地、自動地、持續地為我們做出了這些決定，以至於我們難以想象活在一個缺乏良知的世界將是怎樣一幅圖景。因此，如果有人做了一個完全沒有良知的決定，我們就會很自然地為他們做出一個與真相完全不相符的解釋：她一定是把給孩子午餐費這件事兒給忘了；那個人的同事一定是拿錯了她的公文包；那個人一定是和自己的配偶過不下去了。或者，假如我們並沒有很仔細地調查過這些人，我們就會想出一些標籤來解釋他們的反社會行為：他「很古怪」「很有藝術氣質」「相當好勝」「很懶惰」「很愚蠢」或「總是這么無賴」。
除了我們偶爾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行為令人髮指、讓人難以為其辯解的精神病態的怪物之外，我們幾乎看不到沒有良知的人。我們熱衷於探究自己到底有多聰明，對別人的智力水平也同樣非常感興趣；即便是幼小的孩子也能夠分辨出誰是男孩誰是女孩；我們還會因種族差別而開戰。但我們對於有無良知這個可以用於劃分人類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卻總是置若罔聞。
很少有人知道「反社會人格」這個詞的意思，不管他們在其他領域受過多少的教育。他們更不知道這個詞十有八九可以準確地用在一小部分他們認識的人身上。而且就算在我們瞭解這個詞的意思之後，絕大多數人還是難以想象缺乏良知是怎樣一種體驗。事實上，如果不訴諸移情作用，我們很難想象出另外一種體驗。我們能夠想象自己完全失明，能夠想象自己得了憂鬱症，能夠想象自己存在認知功能障礙，能夠想象自己中了彩票後的樣子，或是其他成千上萬種極端體驗。因為我們都曾迷失在黑暗裡，都曾有過些許抑鬱，都曾有過那么一兩次感受自己的愚蠢。大多數人早就想好了要是獲得了一筆意外之財的話應該怎么花。在夢境中，我們的想法和意象還會變得錯亂瘋狂。
但要是我們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行為會對社會、朋友、家人、孩子造成什么樣的影響，那到底會是怎樣一種情形？我們該拿自己怎么辦？不管是在現實中還是夢境裡，都沒有什么東西能夠給我們以提示。我們所能想象到的最接近的體驗或許就是身體上遭受的巨大痛苦，以致我們暫時喪失了思考或行動能力。但即便是處於極大的痛苦之中，罪惡感依然存在。我們完全無法想象罪惡感全無是怎樣的一種體驗。
良知是個全知的監工，它為我們的行為定下規則，當我們違反時，良知就會對我們施以情感上的懲罰。我們從來不必尋求良知，良知就像皮膚、肺或心臟一樣天然存在於我們的身上。從某種方式上講，我們甚至不能把擁有良知算作一種成就而產生自我褒獎的心理，而且我們也無法想象自己沒有良知的感受。
「無罪感」也是一個特別讓人迷惑不解的醫學概念。與癌症、厭食症、精神分裂症、憂鬱症甚至其他「人格障礙」（例如自戀）十分不同，反社會人格似乎還有道德層面的含義。反社會人格者幾乎總是會被視為很邪惡或很殘忍，就連（或者說尤其是）精神衛生方面的專家也這么認為，而且我們通過文獻裡的生動描述，也會對這些人產生一種反感。不知何故，他們就是破壞道德，令人恐懼。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羅伯特·黑爾（roberthare）開發出一個叫作「精神病態檢測表」的工具，該檢測表已經成為目前全世界研究人員以及臨床醫師的標準診斷工具。黑爾是位頭腦冷靜的科學家，他這樣描寫他的研究物件：「任何一個人，包括專家在內，都會被這些人欺騙、操縱、煽動或迷惑。演技高超的精神病態者能夠觸動每一個人的心絃……最佳防禦之道就是看清這些人掠食者的本性。」而赫維·克列萊（herveycleckley）在其1941年出版的《精神健全的面具》（themaskofsanity）這本經典教科書中，對精神病態做出如下指控：「對於一個精神病態者來說，美與醜（除了外表意義上的）、善、惡、愛、恐懼以及幽默都沒有實際意義，這些都無法打動他。」
或許有人會說，「反社會人格」「反社會人格障礙」或「精神病態」都是不當的用詞，這些名詞所反映的不過是混亂拼湊的概念，而且把缺乏良知歸類為精神疾病首先就說不通。從這一點來看，有一個問題特別值得注意，即在其他所有精神疾病（包括自戀）的診療中，患者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痛苦和哀傷，但反社會人格卻是唯獨不會導致患者心理不安的一種「疾病」，它不會讓患者在主觀上感到不適。反社會人格者通常對他們自己和生活狀況感到很滿意，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反社會人格者才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療」。典型情況下，反社會人格者只有在法庭的要求下，或是作為病人有利可圖的情況下才會接受治療。很少有人是為了讓病情好轉才去治療。那么問題來了，缺乏良知到底是一種精神障礙還是法律賦予的名稱，抑或是其他什么東西？
反社會人格就是有這樣一種奇怪的能力，它甚至可以讓經驗豐富的專家感到茫然。反社會人格的概念與靈魂以及善惡的概念非常接近，這種關聯很危險，因為這會讓人難以對其做出清晰的思考。這個問題在本質上不可避免地會呈現出「他們與我們」的對立，因此會在科學、道德以及政治領域引發令人頭痛的爭議。我們要如何從科學的角度研究一個似乎與道德有著某種關聯的現象？誰應該得到我們的專業幫助與支援，是那些「病人」，還是必須忍受他們的人？既然心理學研究可以為反社會人格的「診斷」提供方法，那么我們應該測試哪些人？在一個自由的社會里，每個人都應該接受這樣的測試嗎？而如果有人真的被測出了反社會人格，社會能拿這個群體怎么辦？此外，沒有任何一種診斷會引發這樣政治不正確和專業失當的問題，因此反社會人格（已知它與家庭暴力、強姦、連環殺人以及好戰等行為有關）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心理學最後一塊，也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塊處女地。
誠然，我們甚至在竊竊私語時都不太敢提及的問題是：我們能否確定地說，反社會人格不能為患者帶來正面效用？反社會人格究竟是一種精神障礙，還是一種具有正面功能的表現？而問題的另一面同樣很不確定，那就是：良知一定會為具備良知的個人或群體帶來正面效用嗎？還是說良知就像反社會人格者一再暗示的那樣，不過是一種用來限制社會大眾的心理圍欄？也許我們沒有明說，但這種懷疑千百年來就一直在暗中不斷湧現。當今世界，利用別人幾乎已經成為一種潮流，通過沒有良知的商業手段似乎可以獲得無限的財富。而在個人層面上，大多數人也都能從生活中發現許多例子，不擇手段的人往往可以成功，而正直的人卻常常顯得像個傻瓜。
到底是騙子永遠不會成功，還是好人終究沒有好報？那些毫無廉恥的少數派最終會統治這個世界嗎？
這些問題正是本書所關注的核心，在2001年「9·11」事件後，我就想到了這個問題。「9·11」讓所有具備良知的人都深陷於痛苦之中，甚至讓一些人感到絕望。我平常算是個樂觀派，但在那個時候，我跟其他很多心理學家以及研究人性的學生一樣，害怕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會捲入充滿仇恨的衝突與曠日持久的復仇戰爭之中。每當我試圖小憩或睡覺，腦海中就會莫名冒出一首30年前的末日之歌的歌詞：「撒旦大笑著，張開了他的翅膀。」我用心靈之眼看見撒旦張開了翅膀，在嘲笑中咆哮，從廢墟中升起。他不是恐怖分子，他是用恐怖分子的暴行操縱人類、點燃全世界仇恨之火的惡魔。
我是在跟一位同事通電話的時候，對「反社會人格和良知」這個題目產生興趣的。這個同事人很好，是個樂天派，很會給別人加油打氣，但他當時也同樣感到震驚和沮喪。我們當時討論起一位共同的病人，他顯然是受到了美國「9·11」災難的影響，自殺症狀變得更加嚴重（但從那以後，他的病情又有了明顯的好轉，說到這裡我真是長吁了一口氣）。我同事說他滿懷愧疚，因為他當時在心痛欲裂的狀態下，很難像往常一樣給予病人情緒上的鼓舞。這位對病人非常關心、極其負責的心理醫生像常人一樣被這件事擊垮了，他覺得自己失職了。他在自我批判到一半的時候，突然停下來嘆了一口氣，然後帶著一種跟平時完全不同的疲憊的聲音對我說：「你知道嗎，有時候我在想，要良知幹什么？它只會把你推向失敗的一方。」
同事的問題讓我大為震驚，主要是因為這種憤世嫉俗的論調完全不符合他平時充滿活力、熱情洋溢的心境。過了片刻，我用另一個問題回覆他。我說：「那么請告訴我，伯尼，假如給你一次機會（當然了，事實上你沒有這樣的機會），你會選擇做一個像現在這樣有良知的人，還是會選擇……呃，什么事情都幹得出來的反社會人格者？」
他考慮了一下然後說：「你是對的（儘管我沒有用心靈感應給他暗示），我會選擇做有良知的人。」
「為什么？」我追問道。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發出了一聲長嘆。最後他說：「你知道嗎，瑪莎，我不知道原因，我只是知道我會選擇良知。」
或許是我太過一廂情願，但我真是覺得伯尼說完這些話後，他的聲音有了微妙的變化，挫敗情緒少了一些，然後我們就開始談論我們的一個專業心理援助組織計劃為紐約和華盛頓居民提供幫助的事情。
在那次談話過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一直著迷於伯尼提出的那個問題：「為什么要有良知？」以及他的選擇：寧可受到良知的約束，也不願沒有良知。還有一個事實：他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做出如此選擇。道德家或神學家或許會這樣回答，如「因為這么做是正確的」或「因為我想當個好人」。但我的這位心理學家朋友卻沒有辦法給出一個心理學上的解釋。
我迫切感到我們需要在心理學上給出原因，尤其是在當下世界（這個已經快要毀於全球性商業欺詐、恐怖主義以及仇恨之戰的世界），我們需要從心理學的角度知道，為什么做一個有良知的人比當個沒有罪惡感和悔意的人更為可取。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本書就是我身為一名心理醫生對「為什么要有良知」這個問題的回答。為了找到原因，我先討論了沒有良知的一類人（即反社會人格者）的行為方式和感受方式，從而讓我們能夠更有意義地探究良知的價值，因為其餘96%的人都擁有會惹惱自己、會讓自己痛苦、能夠約束自身行為（沒錯，這一點是真的）的良知。接下來我會讚頌那個依然微弱的聲音，還有良知尚存的大多數人。這本書就是為那些無法設想自己以任何方式過著沒有良知生活的人而寫的。
我也打算用這本書來提醒那些善良的人：「反社會人格者就在你身邊」，並幫助他們找到應對的策略。作為一名心理醫生，一個普通人，我見過太多生命幾乎被一些沒有良知之人的決定和行動毀掉。這些沒有良知之人不僅危險而且相當難於辨識。即便沒有暴力傾向（尤其是當他們跟我們很熟或很親近的時候），他們也有足夠的能力毀掉一個人的生活，也都有能力把整個人類社會變成一片危險之地。在我看來，這些沒有良知者對其餘人的操縱，就是美國著名小說家菲茨傑拉德在《夜色溫柔》中所說的「弱者的暴政」中一個極為普遍且恐怖的例子。我認為所有具備良知的人都應該去了解一下這些沒有良知者的日常行為是什么樣子，這樣才能夠辨識並有效應對這些缺德而又殘酷無情的人。
談到良知，人類群體似乎很容易走向極端。開啟電視我們就能感覺這個世界分裂成了令人困惑的兩個極端：有人趴在地上解救一隻困在排水管裡的小狗，接下來的報道就是有人正在屠殺婦女和兒童，屍體堆積成山。儘管我們的日常生活可能沒有這么戲劇化，但這樣的反差對比還是大量存在。早上，可能有個興高采烈的人特地把我們掉在地上的鈔票撿起來還給我們，下午就可能有個人一臉壞笑地在路上故意別我們的車。
鑑於我們每天都在見證這種極端對立的行為，我們必須公開地對人格與行為的這兩個極端加以討論。為了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們需要了解這類經常侵犯公共利益卻毫無負罪感的人群。唯有弄清這種殘忍的本性，我們才能找到擊敗它的種種辦法；唯有認清黑暗，我們才能真正走向光明。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反社會人格者對我們生活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作為擁有良知的個體，你可以從本書中學會如何辨認「自己身邊的反社會人格者」，從而徹底摧毀他們自私自利的企圖。最起碼，這本書能讓你保護自己和自己珍愛的人不受反社會人格者的無恥操縱。
4%左右的患病率基本是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的結果。——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