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但是，權力精英的團結不僅僅取決於心理上的相似性和社會融合性，也不僅僅取決於主導位置和利益在結構上的一致性。有時，權力精英的團結取決於協調上的一致性。這三個上流階層的協調性越來越高，這是他們團結的基礎，在戰爭期間，這種協調性至關重要，但也並不是說協調性就是完全的、連續的，或者非常穩固的，更不用說有意圖地協調是精英團結的唯一基礎或是主要基礎，或是說權力精英是伴隨著計劃的實現而產生的。但是，這表明隨著我們這個時代的機構機制開啟通道，在人們追求一些利益的時候，許多人開始明白，如果他們以非正式或更正式的方式攜起手來，可能會更容易實現獲取利益，而且他們已經在這樣做了。
六
我的論點並不是在人類歷史上，所有國家經歷的各個時代，有創造力的少數派、統治階級、全能精英決定了所有的歷史事件。一旦經過仔細檢視，這些理論不過是些贅述而已，即便不是如此，它們也太過普通而無益於理解當代歷史。狹義上，權力精英是指所有那些做出具有重大影響的決定的人，但這並不是說精英成員總是且必須是歷史的創造者，並不代表將來也是如此。我們絕不能把給精英下的定義與精英角色理論----精英是我們時代的歷史創造者----相混淆。例如，將精英定義為那些統治美國的人，這與其說是下定義，不如說是一種關於權力精英角色的假設。無論我們以何種方式來定義精英，其成員掌握的權力範圍都是受歷史變化影響的。如果我們以教條的方式，試圖將那種變化涵蓋在我們寬泛的定義裡，那我們就縮小了定義的使用範圍，這是愚蠢的。如果我們堅持將精英定義為一個嚴格協調一致的階級，永久佔有絕對的統治地位，那我們將無法得到更確切的定義。簡而言之，關於各地統治集團擁有的權力及其程度的定論，我們不能將其恰到好處地囊括在對於權力精英的定義中，更不應該將歷史理論摻雜到我們的討論中去。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大多數歷史變革是不為參與者或者是實施者所見的。例如，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延續了400代人，但是，它們的基本結構只有輕微變化，延續時間是整個基督教時代的6.5倍，後者只延續了60代人，是美國5代人存在時間的80倍。但是現在，變化的速度如此之快，觀察的途徑如此便利，以至於只要我們從一個十分有利的角度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事情和決策間的相互作用似乎在歷史上常常是相當明顯的。
當博學的新聞記者告訴我們"是事件，而不是人塑造了重大決策"時，這是他們在回應財富、機遇、命運，或者"看不見的手"之類的理論。因為"事件"僅僅是那些舊理論的現代說法，舊理論將人和歷史成因分開，讓我們相信歷史程式是在人們背後悄悄推進的。歷史是自由向前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只有行動沒有事蹟，歷史發展是自發行為，事件不受制於人的意志。
在當代，事態程式更多地取決於一系列人的決策，而不是任何註定的命運。社會學角度的"命運"是指：當決策數量數不勝數，每個決策都產生小小的影響，所有影響在客觀疊加後，構成如同命運的歷史。但並非每個時代都是如此。隨著決策者圈子的縮小、決策方式的集中、決策影響的加大，重大事件的進展往往取決於決策者們的決策。這並不是說決策圈以這種方式對待所有事情，所有歷史事件都是他們謀劃的。精英的權力並不一定意味著，歷史不是在一系列小的、不假思索的決策的影響下形成的。精英的權力並不意味著一百個小安排、小妥協和小改變不會發展成為即行的政策和即將發生的事件。權力精英的概念並沒有表明決策的制定過程是嘗試界定社會領域，無論制定過程呈現出何種特徵，都在向前推進。權力精英的概念是誰參與決策制定過程的概念。
決策參與者的預見能力和控制力因人而異，權力精英的概念並不意味著關於已定決策的預計風險總是無誤的，實際上，決策造成的結果時常達不到預期效果。決策制定者常常受制於自身的缺陷，並被自己犯下的錯誤所矇蔽。
然而，小圈子決定我們時代或者無法決定的關鍵時刻已經來臨。無論哪種情況，他們都是權力精英。向日本投射原子彈就是這樣一個關鍵性時刻，對朝鮮的決策也是這樣一個時刻。美國決定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這樣一個"時刻"。我們時代的很大一部分歷史都是由這樣的關鍵時刻寫就的，不是嗎？當人們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由重大決策組成的時代，難道不是指權力的高度集中化嗎？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會嘗試通過希臘人信仰的永恆輪迴、基督教信仰的救贖，或者人類的任何一個進步來認清我們這個時代。儘管我們不會仔細思考這些事情，但是我們卻相信布克哈特所說的，我們不過是生活在一連串事件中，純粹的連續性是歷史的唯一原則。歷史只是一件接一件的事情，歷史不是實現某個確定的策略，從這方面來講，歷史毫無意義。當然，我們的持續感，我們對這個時代的歷史感，確實受到危機的影響。我們幾乎無法預料到即將發生或者迫在眉睫的危機。我們既不相信命運也不相信上帝。我們在心裡默默地認為國家層面上的"我們"能夠決定未來，但是個體層面上的"我們"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
歷史的任何意義都是"我們"必須通過行動去賦予的。然而，事實卻是儘管歷史層面上的我們代表所有人，但並非每個人都擁有同等的權力創造歷史。如果我們裝作擁有同等創造歷史的權力，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是謬論，從政治角度來說是不負責任的。之所以說是社會學的謬論，是因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受到限制。首先，權力行使的途徑受主導位置技術和機構的限制；其次，並非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機會行使權力；再次，每個人行使權力產生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之所以說那是政治上的不負責任，是因為這給確定重大決策制定者的責任造成困難，而恰恰這些決策者享有行使權力的機會。即使只對西方社會的歷史進行象徵性的審視，我們也能從中得知，決策者的權力首先受技術水平的制約，制約還來自特定社會里流行的權力行使手段、暴力行為和佔主導地位的組織。從這種聯絡中，我們發現了一條非常清晰的線索，貫穿了整個西方社會的歷史。壓迫和剝削的手段、暴力和破壞的方式、生產和重建的方式都在逐步加強和日益集中化。
權力的機構手段和溝通手段之間的聯絡越來越高效，掌控這些手段的人已經開始掌控人類歷史上無可比擬的統治工具。然而，我們還沒有到達統治工具發展的頂峰。我們再也無法依靠以往各個時代的統治集團的歷史起伏，或者從中得到安慰。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黑格爾是正確的：我們學習歷史，卻不從中吸取教訓。
對於每個時代、每種社會結構，我們都必須解答關於精英權力的疑問。人類的目的通常是希望，但是實現希望的手段卻由一些人掌控著。正因為如此，各種權力手段就成了精英領導者的目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可能會從權力手段這一層面，將權力精英定義為那些身居要職的人。現在，關於美國精英最主要的問題是：精英的構成、聯合和權力，現在必須高度重視精英擁有的權力手段。相比於拿破崙對法國的貢獻，愷撒對羅馬的貢獻則相形見絀，相比於列寧對俄國的付出，拿破崙對法國的付出則無法與之相比，相比於希特勒對德國的影響力，列寧對俄國的影響力也黯然失色。但是，與蘇聯不斷變化的核心圈的權力或美國臨時政府的權力相比，愷撒位於巔峰時的權力是怎樣的？任何一個圈子的人都能夠在一夜之間將大都市夷為平地，在數週內用核武器將各大陸摧毀成不毛之地。權力的機構得到了巨大的擴充套件和高度集中化，這意味著現在小集團的決策越來越重要。
即便知道現代社會結構的頂層職位允許更多的重要決策，也不能說佔據這些高位的精英是歷史締造者。或許擴大化和一體化的經濟、軍事和政治結構被塑造為允許指揮決策，還覺得和以前一樣"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簡而言之，那些佔據頂層職位的人，他們的決策由"必須"決定----取決於他們在機構扮演的角色和這些機構在社會總結構中的位置要求他們這樣做。
精英自行決定他們要扮演的角色嗎？或者機構分配給他們的角色決定精英的權力嗎？籠統的回答是----雖然任何籠統的回答都是不充分的----各個不同的結構和時代，精英與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之間的聯絡各不相同：精英的本質和歷史的本質沒有提供任何答案。同樣正確的是，如果大多數人被允許扮演任何角色，按他們對職位期待的方式扮演角色，那精英就不必做什么，而且可以經常什么也不做。他們可能會質疑自己所在的結構和位置，或者是履行職責的方式。
沒有人呼籲或者允許拿破崙在霧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發動政變，然後將督政府變成象徵王權的執政府。沒有人呼籲或者允許阿道夫·希特勒在總統興登堡去世當天宣佈自己為"領導者和大臣"，通過合併總統和總理的職位，廢除並佔領職位。沒有人呼籲或者允許富蘭克林·羅斯福制定一系列決策，最終導致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系列決策不是"歷史必然"，只是一個名叫杜魯門的人和一些其他的人決定在廣島投射原子彈。海軍上將阿瑟·雷德福（arthurw．radford）提議在奠邊府戰役打響之前炸燬軍隊，也沒有歷史的必然性，只是小圈子內部的決議。現代精英並不依賴於機構的結構，他們可能摧毀一個結構，成立另一個結構，然後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事實上，這種機構結構的摧毀、建立和所有權力手段，當事情可能會有好結局時，就是"優秀的領導能力"的表現，否則，當事情可能會變糟時，就是巨大的專制統治的表現。
當然，一些精英是典型的角色決定型，但是其他精英有時會決定角色，他們不僅決定他們自己扮演的角色，而且決定其他數百萬人的角色。當社會結構正在經歷時代過渡時，重要角色的建立和實施經常發生。美國發展成世界兩大"超級大國"之一----伴隨著新的殲滅、行政和精神上控制的方式----造就了20世紀中期的美國，20世紀中期就是這樣一個過渡時期。
這與告訴我們權力精英無法做到這些的歷史無關。當然，權力精英的意志經常受到制約，但是從未像現在這樣廣泛，權力的手段也從未如此多樣。正因如此，我們的情況變得如此不穩固，瞭解美國精英的權力及其限制就變得更重要。精英的本質和權力的問題是現在唯一一個再次質疑政府是否負責任的切實可行的、嚴肅的方式。
七
那些沒有批評新美國慶祝活動的人，很容易產生這樣的觀點，認為精英是無能的。如果他們嚴肅對待政治，以他們的觀點，應該對掌控美國政策的人說：
"很快，你就會相信，你有投放原子彈的機會，或者進一步惡化與同盟之間的關係，或者惡化與可能投放原子彈的蘇聯人之間的關係，但是，不要愚蠢地相信你真的可以做出選擇。你既沒有選擇也沒有機會。整個複雜的形勢是經濟和社會力量造成的，也是災難性的結果，你只是這個形勢中保持平衡的一部分。做個安靜的看客，就像托爾斯泰說的那樣，讓事情自然發展，即使你採取行動，即使你有明確的目標，結果也可能不是你預想的那樣。
"但是，如果事情發展得很好，就像你事先決定好的那樣談論。因為，那時人們會做出道德選擇，也有權力做出負責任的選擇。
"如果事情變糟，也就是說你沒有真正的選擇權，當然，也沒有責任：他們或者其他人有選擇權，也有責任。你可以避開責罰，即使你掌握了世界上一半的軍隊，上帝知道有多少原子彈和轟炸機。事實上，因為你是所處時代歷史命運中弱小的一份子，道德責任是一種假象，儘管如果用警示公眾關係的方式處理道德責任的話，道德責任有著重要作用。"
所有這些宿命論都暗示著如果命運和上帝主導一切，那么權力精英就不會被合理地認為是歷史決策的來源，而對負責任的領導的要求更是一個空洞和不負責任的概念。顯然，無能的精英、歷史的玩物，不能被追究責任。如果我們時代的精英沒有權力，他們不會承擔責任，作為處境艱難的人，他們應該引起我們的同情。美國人受至高無上的命運驅使，無法控制的結果給他們和他們的精英造成致命影響。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去做許多人已經做過的事情：徹底放棄政治反思和政治行動，為物質生活的舒適和絕對的私人生活而努力。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相信戰爭與和平、貧窮與繁榮已不再和"財富"或"命運"有關，我們相信這些比以往更好控制，那么我們必須追問這一切是由誰控制的。答案必定是：除了那些掌握的決策和權力手段得到高度強化和集中化的人以外，還能是誰？我們可能還會追問：為什么不是他們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瞭解現在美國精英的背景和特點。
精英階層無能的觀點，不應該阻止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可能是政客們現在能問的最重要的問題。美國精英既不是全能的，也不是無能的，這些是被代言人作為藉口或是吹噓時，公開使用的抽象的絕對思想。但是，就此而言，我們想要澄清眼前的政治問題，首先是負責任的權力的問題。
我們時代"歷史的本質"沒有排除決策者小集團的重要功能。與之相反的是，現在的結構正好使這種觀點不僅合理，而且非常具有說服力。
佔據現代社會主導職位的人，通過"人的心理特徵"或"社會行為"塑造和挑選為其服務的人。有人認為他們確實面臨選擇，而且他們的選擇導致的結果是在創造歷史。"人的心理特徵"或"社會行為"並沒有使這種觀點變得不合理。
因此，美國政客完全有理由為一系列組成當今歷史的決定性事件，向權力精英問責。
現在人們認為沒有權力精英，就像19世紀30年代人們認為統治階級是一切不公正和公共問題的罪魁禍首，這兩種概念的流行程度不分上下。我不應該武斷地將一些簡單和單方面的統治階級界定為美國社會的主要推動力，就像我不應該認為當今美國的所有歷史變化只是順其自然的事。
認為所有的一切都是盲目的自發行為，這是深感自己無能的宿命論者的想法，如果他們曾經積極參與政治事務，而且講求原則，也可能是深感愧疚的自白。
認為歷史源於臭名昭著的惡棍或名聲卓著的英雄的陰謀活動，這種想法也是對以下探索的對映：努力探索社會結構的變化如何為各類精英提供機會，以及他們如何對自身優勢加以利用或摒棄。認為歷史源於陰謀活動或認為歷史是順其自然的結果，接受其中任何一種觀點都是在放棄對權力真相和途徑的探索。
八
我想嘗試弄清我們時代的權力精英，從而給匿名的"他們"一個負責任的定義，底層大眾認為"他們"與匿名的"我們"是相對的概念。我應該首先簡單測試一下大多數人熟知的上流階層：當地社會的新舊上流階層和大都市前400強；然後勾勒出名流圈，展示出美國社會的名望體系首次上升為國家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越是細微和獨特的方面越能立刻分散人們對更具專制特徵方面的注意力，這也證明了通常鮮為人知的權力。
在調查富豪和總裁時，我需要指出，無論是"美國六十大家族"還是"管理革命"都沒能為上流階層的轉變給予合適的解釋，因為如今他們是在企業富商的特權階層中被組織起來的。
在把美國政客描述為一個典型的歷史型別後，我將嘗試展示出，在"進步時代"，被觀察者視為"隱形政府"的事物，現在已為人所知。壓力、競選活動和國會權術，這些被稱為政治方面的核心內容，如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下放給了權力中層。
在討論軍事優勢時，我將嘗試理清，海陸空上將們是如何獲得與政治、經濟高度相關的決定性職位，以及他們是如何與企業富商和有形政府中的政治委員們共逐鉅額利益的。
在我盡力把這些和其他趨勢清楚展示出來後，我將重新回到權力精英的主要問題上來，然後繼續為大眾社會補充概念。
我認為，在這個特別的時代，歷史形勢的結合導致權力精英的崛起，權力精英現在可以單獨或共同制定關鍵決策，由於現存的權力手段得到強化和集中化，他們參與或未參與制定的決策所產生的影響之大和影響的人數之多，達到了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還認為，權力的中間階層產生了一種半組織的僵持局面，在權力底層產生了一種類似大眾的社會，其形象與志願社團和大眾代表掌握權力秘訣的社會幾乎沒有任何相似度。相對於被權力中層分散注意力的人通常所持的觀點，事實上，美國權力體系的頂層更加團結一致，也更有影響力，而底層則更為分散，也更加無能。權力中層既不能像底層一樣表達意願，也不能像頂層一樣做出決策。
註釋
jacobburckhardt，forceandfreedom（newyork：pantheonbooks，1943）pp．303ff.
參見hansgerth和c.賴特·米爾斯合著的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rt，brace，1953），pp．457ff.。
在現代，利用統計學概念挑選出一些價值，並把最能體現這些價值的人稱為精英，這源於義大利經濟學家維弗雷多·帕累託，他以這種方式指出了中心要旨："我們假設在人類活動的每一個分支中，按照在學校考試中各科目被劃定等級的方式，給予每人一個代表能力水平的指數。例如，律師中水平最高的給予10分，給予沒有簽到客戶的人1分，給予徹頭徹尾的傻子0分。對於賺了數百萬美元的人----以誠實或不誠實的方式----我們會給他10分。給賺了數千美元的6分，努力脫貧的人1分，變得貧窮的人0分......我們給他們活動的分支中，得分指數最高的人劃定一個階層，並把他們命名為精英"。維弗雷多·帕累託的themindandsociety（newyork：harcourt，brace，1935），par．2027和2031。遵循這種方式的人最終沒有發現一個精英，只得到與他們挑選出的一系列價值對應的數字。同許多異常的推理方式一樣，這種方式的好處在於，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明確的方式進行思考。要熟練使用這種方式，可以參見haroldd．lasswell的著作，尤其是politics：whogetswhat，when，how（newyork：mcgraw-hill，1936），要更加系統地使用該方式，參見h．d．lasswell和abrahamkaplan合著的powerandsociety（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50）。
毫無疑問，精英作為上層社會成員的概念與當前盛行的分層的共識是一致的。嚴格地說，它更接近"地位群體"而非"階層"，josepha．schumpeter的"socialclassesinanethicallyhomogeneousenvironment，"imperialismandsocialclasses（newyork：augustusm．kelley，inc.，1951），pp．133ff.，尤其是pp．137-47，以及參見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newyork：harper，1950）第三版的第二部分。想要了解階層和地位群體的區別，參見馬克斯·韋伯的essaysinsociology（由gerth和米爾斯編譯；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6）。對比卡爾·馬克思的階層概念，以及關於法國的資料，來分析帕累託的精英概念，參見raymondaron的"socialstructureandrulingclass，"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vol．i，nos．1and2（1950）。
近年來，本著道德標準衡量特徵型別的原則，界定精英和大眾的文章中，最有名的可能是joseortegaygasset的therevoltofthemasses（newyork：newamericanlibrary，mentoredition，1950），esp．pp．91ff.。
美國精英是一種模糊的有歧義的形象，當我們聽見或使用上流階層、大人物、高層、百萬富豪俱樂部、上等人和大人物這樣的詞彙時，我們至少依稀知道他們意味著什么，他們經常做什么。然而，我們不經常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些形象中的每一個都聯絡起來；我們很少努力在腦海中形成精英階層的整體形象。甚至偶爾當我們努力這樣做的時候，也往往會認為本來就沒有"完整的形象"。就像我們認為的那樣，不存在單個的精英，而是許多，認為他們與其他精英沒有真正的聯絡。我們必須明白，或許我們認為他們不是一個整體的印象，可能僅僅是因為我們缺乏嚴謹的分析和社會學的想象力。精英的第一個概念是就這些機構形成的機構位置和社會結構的社會學而言的，第二個概念是就挑選出來的價值觀的統計學而言的，第三概念是就集團成員而言的，第四是就特定人格型別的道德程度而言的。直白地總結一下就是：他們領導著什么？他們擁有什么？他們屬於什么？他們到底是誰？在這一章中，以及整本書中，我把第一個概念作為了通用概念----從機構位置來定義精英----在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其他觀點。對精英的直白定義有一個實際優勢和兩個理論優勢。實際優勢是它似乎是進入整個問題最簡單、最具體的"方法"----如果僅僅因為大量的資訊是多多少少已經存在的，可供對這些圈子和機構進行社會學思考。但是，理論優勢更加重要。首先，機構或結構上的定義並沒有要求我們根據定義來預判我們應該對合理調查持開放的態度。精英的道德構成，例如人們形成了特定的性格特徵不是最終的定義，因為除了道德上的武斷外，這會立刻引人發問，他們為什么形成了這種或那種性格。因此，我們應該放開精英真實的性格型別，而不是通過定義就哪一種型別來挑選他們。同樣，我們也不要僅僅通過定義去預判精英是否是一個社會階層有道德良知的成員。就主要機構而言來對精英進行定義的第二大理論優勢是，我希望這本書從整體上表述清晰，是事實讓我們以系統的方式來與精英的其他三個概念契合：一，他們終其一生佔據的機構位置決定了他們具備和維持那些價值的機會。二，他們養成的心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感受到的價值觀和他們在機構中的職責決定的。三，最後，他們是否認為自己屬於上流階層，是否根據自己認定的利益而行事----這些同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在機構中所擔任的職位，反過來決定他們具備挑選出來的價值觀和他們養成的性格。
這個例子十分有名，參見gaetanomosca，therulingclass（newyork：mcgraw-hill，1939）。對mosca的精闢分析，參見fritzmorsteinmarx的"thebureaucraticstate，"reviewofpolitics，vol．i，1939，pp．457ff.，以及1952年4月米爾斯的"onintellectualcraftsmanship，"油印，哥倫比亞大學，1955年2月。
瞭解幾個主要的歷史哲學觀準確而精闢的陳述，參見karllowith的meaninginhistor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49），pp．125ff.。
一些內容出自gerth和米爾斯合著的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pp．405ff.。關於由角色決定的和決定角色的人，參見sidneyhook的論著theheroinhistory（newyork：johnday，1943）。
下面的觀點是我從josephwoodkrutch關於道德選擇的展示中得出的觀點，參見themeasureofman（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54），p．52。
雅各·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1818--1897），瑞士文化歷史學家。
利益團體（pressuregroups），也稱倡導團體或壓力團體，指具有相同利益並向社會或政府提出訴求，以爭取團體及其成員利益、影響公共政策的社會團體。----譯註
安德魯·傑克遜（andrewjackson，1767--1845），美國第7任總統。----譯註
參見。
無能的精英的觀點，正如我們將在第十一章中看到的：平衡理論得到自主經濟的強力支援，經濟精英通過否定權力的存在來解決自主經濟中的權力問題。沒有人有足夠的權力來實現顛覆，事情是一種隱形平衡的結果。權力精英也是如此，用平衡的模式來解決權力問題。與市場經濟一樣，無領袖的民主裡，每個人都不需要為什么負責，又什么都負責，人的意志通過公正的選舉程式得以體現。
進步時代（progressiveera），在美國曆史上是指1890年至1920年期間。----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