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傾向於讚美美國經濟的人，他們的關注點在一堆關於大企業首席行政官的概念上。據說，在自由的私營企業體制內，出現了一批管理人員，他們與舊式的粗魯的企業家截然不同，後者為了自身利益，採用早已消失的殘忍的資本主義管理方式。已經升到上層的管理人員，他們是盡職盡責的受託管理人、不偏不倚的裁判、涉及大量經濟利益的專業經紀人，包括美國大企業的數百萬個小股東的利益，還有工人和消費者，他們都從商品和服務的大流通中受益。
這些行政官員要負責廚房的冰箱，還要負責車庫的汽車----以及所有保衛美國不陷入危險的飛機和炸彈。他們中幾乎所有人都是從底層爬上來的；他們或是在農場長大的小孩，現在在大城市發跡，或是貧窮的移民，現在在享受夢想成真的喜悅。據說，高效、坦率、誠實的首席行政官們具備使美國變得偉大的專業知識，這些首席行政官應該被允許管理政府，因為如果由他們來管理政府的話，將不會再有浪費、腐敗和不忠。簡言之，骯髒的政治會變成乾淨的生意。
然而，更復雜一點，人們對高層管理人員的評價相當不快。畢竟，他們是有影響力的人和新的權勢者，但是他們的權力基於什么？他們不是企業的所有者，只是經營者。他們的利益與企業所有者的利益相悖的時候，這些利益是什么？這些執行長有沒有實施安靜的變革，一場來自上層的管理變革，他們的變革有沒有改變財產的意義？簡而言之，是否舊的剝奪者現在被他們聘請的經理篡權了？或許執行長是各種經濟利益的受託管理人，但是衡量他們工作表現公正、合格的標準是什么？難道不是國家，在自由選民的控制下，充當盡職盡責的託管人、公正不阿的仲裁人和利益衝突與權力競爭的專業經紀人嗎？
贊同或不贊同行政管理人員通常都是錯的，也是混亂的。贊同的人通常是如孩童般交流的經濟文盲；不贊同則是基於美國私有財產的規模、組織和定義而迅速做出的推測。關於上層經濟圈的概念，無論是認可的還是不認可的，通常都忽略一個簡單的事實：首席行政官和鉅富不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群體，他們都與擁有財產和特權的企業圈融合在一起，要理解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必須先對企業圈上層有所瞭解。
一
企業是私有財產體制的組織中心，首席行政官是這個體制的組織者。身為經濟人士，他們曾經是企業革命的產物和倡導者，簡而言之，企業革命將財產從工人的工具轉變為精密的儀器，工人的工作因此被控制，可以從中榨取價值。小企業家不再是美國經濟生活的關鍵；在許多經濟部門，小的生產者和分銷商依然存在，他們竭力----如果還沒有倒閉就必須這樣做----建立貿易協會或謀求政府立法保護他們，就像政府為大工業和金融業頒佈公司法一樣。
美國人喜歡自詡為世界上最具個人主義的人，但在他們中間，非個人的企業發展得最快，而且已經深入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現在全美0.2％的製造業和礦業公司僱傭的工人，佔所有基礎工業工人的一半。因此，自內戰以來，美國經濟的故事是創造和鞏固財產集中化的企業圈的故事。
1．每條主要工業線的發展中，許多小公司之間的競爭在一個行業的形成之初是最頻繁的。存在的爭奪和操縱，在一定時候會演變成合並和兼併。在早期的競爭中，出現了五巨頭或三巨頭，情況可能是這樣：一系列共享行業利潤的小公司，決定該行業做出的決策以及為該行業做出的決策。"少數幾個大型公司行使的權力，"約翰·加爾佈雷斯曾說，"與佔據壟斷地位的公司，只在程度和準確度上存在差別。"如果它們相互競爭，在價格方面的競爭遠不如在產品研發、廣告和包裝上的競爭那么激烈。這些公司中，沒有一個可以獨自做決策，但也沒有哪個決策是由有競爭力的市場自主決定的。這種草率的方法要成為通行的規則，風險實在太大了。決策直接或間接變成了委員會的決策；三巨頭或四巨頭以某種方式參與制定主要決策。制定這些決策不需要詳細共謀，當然也沒有哪個決策被證實是經過密謀的。重要的是每一個大的生產者，都是基於其他大生產商的反應來做決策的。
2．在企業合併的過程中，許多企業家，甚至連僱用的經理也變得很狹隘，他們無法從自己的公司中擺脫出來。任何一家公司帶有較少個人情感的經理，將逐漸取代那些受制於個人經驗和利益的人。在更高的層次上，掌握大企業的人必須能夠拓寬自己的視野，從而成為行業代言人，而不是僅僅作為行業內某個大型企業的所有者。簡而言之，他們必須能夠把一家公司的政策和利益變為該行業的政策和利益。另一種他們中的一些人會採取的方式是：他們將行業的利益和前景變為大型企業階層的利益和前景。
企業所有權在某種程度上是分散的，這有助於從公司到行業、行業到階層的轉變。在鉅富和大企業首席行政官中間，所有權的分散使有產階級團結一致，因為通過各種法律手段控制許多企業，已經排除了較小的而非較大的有產者的利益。鉅額財產的"分散"存在於很小的範圍內；有產階級的行政官和產業所有人不能只推崇財產在狹義上的利益，他們的利益涉及到整個企業階層。
3．1952年，有650萬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佔成年人總人口的近7％，但這不是事情的全部。事實上，這本身就是有誤導性的。最重要的是哪種型別的人持有股票，其次他們持有的股票價值有多集中。
首先，45％的行政官、26％的專業人員和19％的監察官員持有股票。但只有0.2％的非技術工人、1.4％的半熟練工人、4.4％的工頭和技術工人持有股票。約98.6％的生產線工人沒有持股。
其次，1952年，在持有任何一種股票的650萬人中，只有160萬人（25％）每年可以從各種資源中獲得1萬美元。我們不知道這1萬美元有多少屬於紅利，但是有理由認為平均比例不高。1949年，約16萬----佔全美成年人口的0.1％----42％的企業紅利發放到了個人手中。這一年，這些人的最低收入為3萬美元。認為經濟所有權分佈廣泛實際是一個精心編造的假象：至多隻有0.2％或0.3％的成年人，掌握了企業界大部分的有償債券。
4．一流的企業不是一系列被孤立的企業巨頭。在各自的行業、地區的協會，以及如全國製造商協會（nationalassociationofmanufacturers）這樣的超級協會將它們聯絡在一起。這些協會使管理精英和企業巨賈的其他成員團結一致。它們將狹義上的經濟權力轉變成整個企業和階層的權力；首先，在經濟方面運用這些權力，例如有關勞動力和組織；其次，在政治層面上加以使用，例如政治領域的大人物，它們給把大企業的觀點灌輸到小商人的隊伍中。
當這些協會貌似難以操控，即存在難以解決的矛盾時，小集團在這些協會中應運而生，試著主導專案，引導政策方向。商界上層及其協會中，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比如實用主義保守派的"舊衛士"和"商業自由人士"，或見多識廣的保守派之間的緊張關係。舊衛士代表的即使並不總是明智的利益，但也是比較狹隘的經濟前景。商業自由主義者代表整個新興有產階級的前景和利益。他們是"老於世故的"，因為他們更加靈活，能適應新政和大勞工這樣的政治生活，他們已經接受和利用主流的自由說辭來實現自己的目標，總的來說，他們已經嘗試走在這些發展趨勢的前面，哪怕只是稍微在前面，而不是像實用主義保守派一樣習慣性地反對發展。
5．簡而言之，企業的發展和聯絡意味著更加精明的管理精英的崛起，他們從具體的財產利益中得到了一定的自主權。企業的權力是財產權，但是，這些財產並不總是一個持續、狹窄的型別。從操作上來說，它是整個階級的財產。
畢竟，在一個如此重視私有財產，且私有財產如滾雪球般不斷壯大的國家，最近50年一直瀰漫著敵意，我們一直都有所耳聞，經濟人士掌握了世界上最偉大的行政和管理才能難道不是很奇怪嗎？----如果他們沒有鞏固自己的地位，只是隨波逐流，沒有儘可能做到最好，只是應付每天的任務，這不是很奇怪嗎？
6．企業圈存在一個複雜的董事聯合網路，這進一步強調了企業圈的鞏固行為。"連鎖董事會"（interlockingdirectorate）不僅僅是一個片語：它表明了商業生活的穩定特性，表明了社會學上的利益共同體，盛行於有產階級內部的前景和政策的統一。對企業圈的任何部分進行詳細地分析，都能印證董事聯合網路----尤其是當商業與政治相勾結時。做最保守的推測，這種安排提供了一種便捷、或多或少正式的方式，使擁有共同利益的企業巨賈能夠進行觀點交流。事實上，如果沒有這種重疊的董事聯合網路，我們會質疑是否存在不那么正式但卻相當充分的接觸渠道。對相互聯絡的董事所做的統計資料，並不能清晰地反映企業界或其政策協調的一致性：這裡存在、也能夠存在不涉及連鎖董事的協調政策，同理，也有不涉及協調政策的連鎖董事。
7．現在大多數資產達300多億美元的企業都是在19世紀成立的。幫助這些企業成功的不只是機器技術，還有打字機、計算器、電話和印表機等原始的辦公室裝置，當然還有運輸網路。現在，電子通訊技術和資訊控制開始變得更加集中化。在管理部門的掌控之下，閉路電視和電子計算器（電腦）控制了無數生產單位----無論現在這些技術單位有多么分散。企業錯綜複雜的專業裝置必然會被更容易地集中控制在一起。
企業界在向更大的金融部門轉變，這些金融部門有著更為複雜的管理網路，遠比今天更為集中化。生產率還將會得到大幅提高，尤其是當自動化使幾臺機器相互協作成為可能，從而減少生產環節中人為控制的需要，而現在必須通過人來控制生產環節。那意味著，企業行政官將不需要管理大批人馬；用《商業週刊》的話說，他們將"用越來越少的人操作大型如機械般的組織。"
所有這些已經不可避免，現在也是如此；毫無疑問，現代企業的巨大規模無法歸結為效率得到了提高；許多專家現在認為規模，即巨頭的典型特徵，已經超過了效率的要求。誠然，企業規模與效率的關係還不得而知；而且，現代企業的規模在更大程度上得益於金融和管理的結合，而不是技術效率。但無論是否不可避免，事實是現在美國的大型企業更像是國中之國，而不僅僅是私人生意。美國經濟得到了極大的整合，在整合的過程中，企業領袖掌握了技術創新，積聚了已形成的鉅額財富和小額、分散的財富，為未來提供了資金。在企業的金融和政治範圍內，工業革命本身也被集中化了，企業控制了原材料和將原材料轉變成成品的發明專利。企業領袖指揮著世界上最昂貴、最優秀的法律人士，為他們辯護和制定策略。他們僱用工人作為生產者，生產消費者要購買的商品。他們為人們提供衣服和食物，投資金錢。他們指揮生產用於戰爭的武器，為戰爭期間的廣告宣傳、圍繞著他們的矇昧主義的公共關係提供資金。
他們的私人決定，為了像維護封建社會的私人財產和收入，他們謹慎地做出私人決定，決定國民經濟的規模和狀況、就業水平、消費者購買力、廣告商品的價格和提供的投資。掌握了經濟權力的關鍵的不是"華爾街的金融街"或銀行家，而是自籌資金企業的大業主和行政高管。掌握了維護企業界特權的權力和手段的不是有形政府的政客，而是以直接或代理的方式擔任政治委員的首席行政官。雖然他們沒有控制一切，但美國日常生活的許多重要方面，確實由他們控制。沒有權力能夠有效且持續地與他們對抗，他們是由企業塑造出來的，沒有培養任何有效的約束性良知。
二
企業圈只有兩三代歷史，然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它已經挑選和培育出特定型別的人，他們崛起於企業內部，同企業一同崛起。他們是哪種型別的人？這裡我們對數量繁多的企業經理不感興趣，對普通的行政人員也是如此----如果這個概念有意義和發人深省的話。我們對企業圈的頂層人士感興趣----根據他們勇於給其他人劃分等級的標準，頂層是他們佔據的主導位置。
領袖、執行官是在上百個大企業內，在頂層佔據兩三個指揮位置的人，這些企業就銷售量和資本而言是最大的企業。在任何一年，如果我們給所有行業的龍頭企業列一個清單，從它們的高層中挑選總裁和董事會主席，我們列出的清單就是執行長。關於19世紀的這些執行官，我們進行了六七項詳細的研究。
大企業的高層領導是一類獨特的人嗎？或者他們僅僅是一群各具特色的美國人？他們是巴爾扎克所說的名副其實的社會型別嗎？或者他們代表了一部分碰巧獲得成功的人嗎？大企業的高層領導從來都不是一群形形色色的美國人；他們屬於相同的社會型別，他們在出身和培訓方面有絕對優勢，他們並不是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
1950年代的高層不是後來在城市發跡的鄉土人士，然而，在1890年出生的人中，有60％的人居住在鄉村，只有35％的1950年代的行政官出生在鄉村。在"過去的美好年代"尤為如此：甚至在1870年，有一半的行政官出身於農場，而1820年這一比例為93％。
無論貧富，他們不是移民，甚至不是在美國發跡的移民後裔。在改革以前，1950年代的行政官中，有一半定居在美國----與在民眾中所佔的比例相差無幾，1870年代的行政官中，有86％來自英國殖民家庭，如此看來，1950年的比例確有下降。然而，內戰後的行政官只有8％出生在國外----在1950年代的行政官中，這一比例只有6％，還不及他們出生時----15％的行政官出生在國外----的一半。在國外出生的那一代的子輩----第二代----的比例增加了，尤其在新興分銷、大眾傳媒和通訊行業，但是比例依然低於典型水平。在1950年的那一代行政官中，超過四分之三的人出生在美國，其父輩也出生在美國。
企業行政主管主要是新教徒，與新教徒在大多數民眾中所佔的比例相比，他們更有可能是聖公會教徒或長老會教友，而不是浸禮會教友或衛理公會教徒。他們中猶太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所佔的比例，比兩個教派在民眾中所佔的比例更少。
這些信奉新教的白種城市居民，出身於上層或中上層的家庭。他們的父輩主要是企業家：他們的父輩57％是商人，14％是專業人士，15％是農民，只有12％的人父輩是工薪階層或底層白領。這種企業家的出身，更加毫無疑問地將行政官分成獨立的群體，我們應當還記得他們生活開始的時代----大約1900年----全美只有8％的人是商人，3％為專業人士，當時約25％為"農民"----一個有歧義的術語----藍領或白領的比例約為60％，比行政官中所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
而且，除行政官出生在農場的比例下降外，整個內戰後時代，行政官的職業出身大體相似。在任何時期，超過60％----通常接近70％----的行政官出身於商業和專業人士階層，出身於工薪階層和底層白領家庭的行政官從未超過10％到12％。事實上，在1950年那一代的行政官中，有8％的人祖父是僱傭工人或白領，而當時57％的男性人口都是僱傭工人或白領。他們的祖父，有54％的人是商人或專業人士，在當時全國只有9％的人是商人或專業人士；33％的人祖父為農民或種植園主，大致與在普通男性人口中所佔比例相同。
現在至少有兩代美國大企業頂層領導的家庭，已經作為一個群體遠離僱傭工人和底層白領的行列。事實上，在他們的家庭中，有相當大一部分都在當地的社交圈享有很好的聲譽。1952年，在50歲以下的首席行政官中，只有2.5％的人來自工薪階層家庭。
在1870年，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不超過1％到2％，但是1870年的行政官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大學畢業的。現在的行政官中大學畢業生的比例（60％），是年齡在45到55歲的白人男性中（7％）比例的9倍。而且，將近一半的人在大學畢業後，接受了正規的教育培訓，15％的人接受了法律方面的培訓，15％是工程方面的培訓，參加其他各種課程的比例也是15％。
同過去一樣，典型的行政官生來就具備一大優勢：他們父親的職位和收入至少屬於中上層次；他們是出生在美國信奉新教的白種人。這些出身因素直接成就了他們的第二大優勢：他們在正規大學和研究生院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們的出身是他們享有教育優勢的關鍵，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在他們中間----和其他任何我們會研究的群體一樣----那些出身上層的人擁有最好的機會，可以接受正規教育。
行政官的薪水因他們所在的行業而異，但是在1950年，前900位行政官的年平均薪水為7萬美元，其中首席行政官為10萬美元。但是，薪水顯然不是他們的唯一收入來源。事實上，在每個主要行政官的公文包內，都準備了一份額外的股票投資方案。他們在企業圈有許多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最保險的職位是成為公司的大股東。在大企業內，行政官對他們管理的財產沒有所有權，這意味著他們所做的決策，並不會影響他們私人財產的安全。但利潤高時，他們繼續領取高薪和獎金。當企業利潤不那么可觀時，他們依然可以領取高薪，儘管獎金會減少。現在，大量行政官除了領取薪水和獎金以外，還能獲得股票或現金，通常是在數年內分期領取。在1952年，薪水最高的行政官有：杜邦公司的總裁克勞福德·格林沃爾特（crawfordgreenewalt），他的薪水高達15.329萬美元，外加35萬美元的獎金；通用汽車公司的四位副總裁之一哈洛·科迪斯（harlowcurtice），年薪15.12萬美元，獎金37萬美元；伯利恆鋼鐵公司的總裁尤金·格雷斯（eugeneg．grace），年薪15萬美元，獎金30.6652萬美元。查爾斯·歐文·威爾遜（charlese．wilson）是美國薪水最高的行政官：年薪20.1萬美元，獎金38萬美元，外加數額不詳的紅利。
行政官沒有形成一個有閒階級，但是他們享有比有閒階級更舒適的條件。等到他們50或60歲時，大部分首席行政官都擁有令人讚歎、通常位於郊區的豪宅，離"他們的城市"並不太遠。他們在城裡是否也有房子，取決於在哪所城市----相比於洛杉磯，他們更喜歡在紐約或波士頓有住所。現在，他們享有鉅額收入，一方面來自薪水，一方面來自與薪水相當或更高的紅利。這時，他們會以各種形式來擴大活動範圍。許多人獲得了規模巨大的農場，喜歡飼養品質優良的牲畜。在底特律和華盛頓聲名顯赫的威爾遜在密歇根州的農場裡飼養了愛爾夏牛，計劃和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種植園的新品種進行試驗。齊魯斯·伊頓（cyruseaton）飼養短角牛，艾森豪威爾先生模仿伊頓的模式，採用較小規模養殖無角黑牛。擁有長達65英寸或排水量為15噸的船隻的人有三四千，行政官無疑是這個群體的多數成員。他們甚至會騎馬縱狗打獵，而且，像喬治·漢弗萊（georgehumphrey）先生一樣在打獵時穿粉色的外套。許多行政官的閒暇時間都是在郊外度過的，他們經常打獵。有人乘私人飛機到加拿大叢林中，其他人在邁阿密或霍布桑德有私人度假小屋。
閱讀書籍不是美國執行官的作風，除非是關於管理和奧秘的書籍；大多數執行長幾乎從來不讀戲劇作品、小說、哲學作品和詩歌。那些的確敢於在這些區域冒險的人，一定是行政官的消遣行為，同事們看到既驚歎不已又難以置信。行政官的圈子和有藝術或文學愛好的人沒有多少交集。他們討厭讀超過一頁的報告或信件，這種避開文字的做法十分普遍。不知為何，他們似乎對長篇大論的演講持懷疑態度，除非他們自己是演說人，但他們沒有時間這樣做。他們有時間讀"簡報"、摘要和兩段備忘錄，他們閱讀的內容，通常是由其他人為他們剪輯、總結出來的。他們擅長談論、傾聽，不擅長閱讀和寫作。許多資訊他們是在會議桌上以及從其他領域的朋友那裡得知的。
三
如果試著給行政官的副業描繪一幅藍圖，會發現幾個多多少少明顯不同的型別：
1．按定義，企業家是用自己或他人的資金建立或組織一家公司，隨著公司的發展壯大，他們作為行政官的聲望也隨之增長。在行政官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往往開始工作的年紀比較小，通常有在幾家公司工作的經歷。根據蘇珊娜·凱勒小姐（suzannei．keller）的詳細統計，1950年，有6％的首席行政官的企業家之路都是如此。
2．一些被安排在父親或其他親戚公司上班，隨後繼承親屬職位的行政官。與其他型別的行政官相比，他們步入職場時的年齡要大一些，而且在一家公司效力，最後升到頂層。然而，他們都在這些公司效力了很長一段時間，最後才晉升到重要職位。在1950年，約11％的人是這類家族經理人。
3．另外13％的人完全沒有從商業開始進入職業生涯，但他們是專業人士，主要是律師。他們在專業領域的工作----通常在獲得職業成就後----使他們成為企業總裁或董事會主席。隨著企業合併如火如荼地進行，威廉·米勒（williammiller）曾說，一方面，企業覺得有必要在對外辦事處聯絡律師，另一方面，在制定日常商務決策時，需要有更多的資源來進行私人法律諮詢。實際上，這種諮詢需求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在1900年後，最高薪的都市律師，幾乎無一例外用商業諮詢取代傳統辯護作為他們工作的中心；許多律師屈服於企業的花言巧語，成為公司的法律顧問，甚至當上企業高管。現在，在很大程度上，企業的成功取決於將稅收負擔降至最低，通過合併將投機專案最大化，控制政府監管部門，影響國家和州立法機構。因此，律師就成了大企業的關鍵人物。
4．這三種行政官----企業家的、家族經理人和專業人士----1950年的首席行政官有三分之一的人都經歷了。剩下68％的行政官們額外的事業線是，很長一段時間內在各層級的企業商圈內部和之間的一系列變動。
兩代以前，36％的行政官是企業家，現在只有6％，32％是家族經理人，現在這一比例為11％；當時專業人士的比例為14％，與現在13％的比例幾乎相同。從1870年的18％快速穩步地增加至1950年的68％，執行官的事業變成了企業層級之間和內部的晉升。
如果我們研究1950年的前900位行政官----是職業生涯被研究的當代行政官中最龐大的群體----我們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從大公司開始入職的，他們中約三分之一的人，除了現在任職的公司，從未在其他公司工作過。大部分都只在其他的一兩家公司工作過，超過20％的人在另外的三四家公司工作過。在他們向上奮鬥的過程中，顯然有一些企業界的十字路口。儘管如此，他們被現在的公司聘用的平均年齡為29歲左右。
約三分之一的人以執行官身份入職現在的公司，因為他們可能會利用出身和教育背景。超過三分之一的人----事實上是44％的人----是從各個"部門"開始工作的，剩下24％的人是從職員或工人做起的。然而，我們必須對他們進行詳細解讀。低職業並不能說明什么，尤其是考慮到這些行政官的出身和高學歷時。擔任文員，或情況好一些的暫時擔任工人"學習生意"，這是一些家族和公司的常規做法。無論如何，多數首席行政官都是從行政層開始工作，多數較年輕的人是從更專業的部門開始工作的。例如，50歲以下的人中，逾三分之一的人在升入頂層前都是在銷售部工作。
這些是行政官職業生涯的客觀事實。但是無論外部事實如何說得通，都不是內部事實。有的是官僚體制式地一步步慢慢晉升，有的是企業家式的大跳躍。但是也有暗箱操作的交易、推波助瀾者的妙計、小集團的操作。企業家和官僚這樣的詞語，已不足以表達企業高層職業生涯的真實情況，"攫取鉅額財富"這樣的詞語才能勝任，在與鉅富的關係中，我們已經提到這是中產階級詞彙，保留了中產階級觀點的侷限性。
"企業家"暗示了這樣一個情景：一個人孤注一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並精心發展為一家大企業。在1950年，企業精英的"企業家"活動有了一幅更準確的畫面：進行金融交易，合併其他的企業。現在的首席行政官，常常從已建成的公司入手，很少從零開始建立全新的公司。正如羅伯特·戈登（roberta．gordon）所說，比起專業的決策統籌者，他們浮躁，缺乏創造性和活力，他們批准下屬的決策，做的事情不僅越來越少，而且缺乏啟發性。
通常在研究商業行政官時會把他們的職業生涯稱為"官僚主義的"，但是嚴格來說，這並不正確。正確定義的官僚主義職業生涯，不只意味著在公司的等級體系中，從一級晉升到另一級。它確實有這一層意思，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著為每一個職位制定嚴格的資格要求。通常這些資格既包括具體的正式培訓，也包括資格考試。官僚主義的職業生涯還意味著，工作只為加薪，不會覬覦哪怕一小部分的企業股份，或通過獎金、股票期權、豐厚的退休金和保險計劃來私吞少量企業財產。
"企業家"常常是指稱現代鉅富的職業，正如這個詞彙通常帶有誤導性一樣，"官僚主義的"一詞也帶有誤導性，這個詞通常是用來形容企業內層級較高的行政官。無論是首席行政官的晉升，還是鉅富們的累積都在較高層次上，與企業集團的"政"界交織在一起。
在私人企業等級制度內和私人企業之間獲得晉升，意味著在管理或財務方面得到上司的提拔，對於提拔過程中要考量的資格和資歷，沒有嚴格和客觀的規定。企業界的高層職業生涯，既不是"官僚形式的"也不是"企業家形式的"，它是有鉅額財富的投機商和有賺錢機會的行政官的結合體。在1882年，企業主無法再獨自與範德比爾特交談，但"公眾可以"。職業行政官也無法獨立與範德比爾特進行攀談。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企業集團，他們就可以說出自己的想法，儘管現在他們在公共關係方面太精明而閉口不談，而且，他們也沒有必要將自己的需求公之於眾。
四
誠然，現在盛行的不是一種企業等級制度，而是企業界的一種普遍特徵。它是指頂層的第一階層成員以個人身份且逐漸以委員身份，給第二階層即運營經理提供建議、諮詢，並接收他們的報告。
鉅富和首席行政官們都屬於第一階層的成員，第二階層成員是負責單位、工廠和部門的個人。他們所處的位置，夾在繁忙的工作層和直屬領導層之間。在他們年年月月呈遞給首席行政官的報告中，最前面的總是一類簡單的問題：我們盈利了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賺了多少？如果是否定的，那原因何在？
頂層行政官的個人決策，逐漸被憂心忡忡的委員會所取代，他們要評判遞到他們手中的觀點，這些觀點通常來自中下層。例如技術人員，可能在首席行政官參加操作層面的會議之前，已經就無內胎輪胎與銷售人員協商了數月。委員會的工作不是建言或做決策，只是評判而已。上層的評判通常是關於花錢以掙更多的錢，以及讓其他人把相關工作做好。一家大企業的"運營"大體上是指，讓一些人制造出產品，其他人再以高出成本的價格將產品銷售出去。國際收割機公司（internationalharvester）的首席行政官約翰·麥卡弗裡（johnl．mccaffrey）最近說："他身為企業總裁，很少會躺在床上長時間思考金融、法律訴訟、銷售、生產、工程或會計事務。當他處理這些問題時，他會調動作為總裁所需的所有能力、優秀的判斷力和以往的工作經驗。"他接著透露首席行政官們在晚上所思考的內容："他們全心全意思考的是行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中層的人們主要是專業人士。"我們整天坐在辦公桌旁，"麥卡弗裡接著說，"圍繞在我們周圍的是大量的特殊活動，其中一些我們也只略知一二。每一項活動都有一名專家，無疑所有人都對這些活動很擅長。但是總裁最大的任務是充分了解所有這些專長，以便當問題發生時，他能指派正確的專家團隊來應對。對於太專業而得不到晉升的專家，他要如何來維持他們的利益？如何充分利用他們的優勢？一方面，公司無疑需要專業人士的技能來進行復雜操作。另一方面，他必須從某處選拔、儲備管理層人員。如果他懂得鼓舞士氣的話，那個"選拔的某處"在很大程度上必須是所在公司的內部。我們生活在一個複雜的世界，一個精神和道德問題比經濟和技術問題更嚴重的世界。如果現在的這種商業體系要存活下來，它必須配備能解決這兩種問題的人才。
在頂層以下，也就是管理層因產業線和管理範圍專業化、多樣化的地方，執政官和技術員的企業生活更具"官僚主義"形式。頂層以下，第二階層人士所屬的範圍是責任所在地。第一階層是高高在上的，無法對他們加以指責，在他們之下有太多人來承擔責罰。而且，如果由上層來承擔責罰，那誰來處理其成員的責罰問題呢？這就像軍隊的"一排排士兵"和"參謀處"，頂層是參謀處，第二層是"一排排士兵"，也就是操作線。每個聰明的軍官都知道，要做不擔責任的決策，就得和參謀處相處融洽。
中間層需要高度專業化，但是運營專家不會崛起，只有"遠見卓識的人"才會崛起。這是何意呢？這意味著，對於一件事情，專業人士的地位要低於那些一心只想著利潤的人。對於"遠見卓識的人"，無論他們在做什么，都能看清使企業的整體利益----包括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躋身上層的人都是遠見卓識的人，他們的"專長"正好與企業目標吻合----使利潤最大化。因為他被認定為實現了這一目標，因此能夠在企業界獲得晉升。短期經濟利益是企業做決策的主要因素，通常而言，行政官的層級越高，就越是將注意力集中在長期利益上。
而且，行政官地位越接近企業頂層，大型有產集團和政治影響力對他們的職業生涯就越重要。1945年，通用汽車公司的行政官提議將喬治·c.馬歇爾將軍任命為董事會成員，為此拉摩特·杜邦（lammotdupont）寫了一封信，回信很好地揭示了上述事實，以及當時普遍存在的對合作選擇的考慮。杜邦先生對這個提議進行了論述："我不支援他加入董事會的理由首先是年齡（當時將軍已經65歲），其次，他沒有持股，再次，他缺乏工商業方面的經驗。"通用汽車公司的主席阿爾弗雷德·斯隆（alfredp．sloan）先生考慮後，大體同意杜邦的觀點，但是補充道："根據馬歇爾將軍現在的任職來推測，如果在退休時還住在華盛頓的話，我認為他對我們是有幫助的；考慮到他現在在社群和政府官員心中的地位，以及他所擁有的人脈，他會越來越熟悉我們的思維方式和工作目標，這會抵消人們對大企業的負面態度，我們是大企業的象徵，是有盈利能力的公司。在我看來那些理由卻有一些道理，在這幾件事情上，年齡問題不是特別重要。"
威廉·卡彭特（w．s．carpenter）是杜邦和通用汽車公司的一位大股東，在考慮其他任命（人選）時，斯隆先生寫信給卡彭特："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摩根大通的主席喬治·懷特尼（georgewhitney）是許多產業組織的董事會成員。他交際甚廣，因為他住在紐約，可以輕易且持久地建立許多人脈。道葛拉斯先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名副其實的公眾人物。他貌似在其他事情上花了大量時間。在我看來，他們比'杜邦董事會'和通用汽車董事會更能帶我們進入更廣的天地。"
或者觀察最近一個關於企業陰謀的例子，涉及了企業高層幾類經濟人士。羅伯特·拉爾夫·楊（robertralphyoung）----理財產品推銷商和投機商----最近想要取代威廉·懷特（williamwhite），懷特是紐約中央鐵路的首席行政官，一直從事鐵路營執行政管理工作。楊成功了----但是這真的重要嗎？在企業界獲得成功不會按照小說《縱橫天下》（executivesuite）中的模式發展，小說中，技術水平下降的年輕人，像威廉·霍爾登（williamholden）一樣，就企業責任發表了真摯的演講而獲得了成功。除了兩位鉅富朋友的相助，楊先生過去17年的收入----大部分屬於資本收益----據說超過1000萬美元。他的年收入過百萬，他妻子的年收入是50萬美元----除掉稅收部分，他們努力存下了所有收入的75％。但當時沒有如今的描寫企業界的紀實小說。
五
當成功的行政官回顧他們的職業生涯時，他們通常都會著重強調他們習慣稱之為"運氣的因素"。現在，那個因素是什么？據說喬治·漢弗萊先生只允許幸運之人與他一起工作。用充滿魔力的語言來解讀運氣，意思是企業界積累了一系列的成功。如果你很成功，那說明你是幸運的，如果你是幸運的，你就會被上層看中，你會因此獲得機會，取得更大的成功。反覆觀察行政官封閉式的職業生涯，可以看看他們是如何在同一個圈子中進行選擇的。例如，漢弗萊先生曾經是商務部的一位諮詢委員，他在商務部結識了保羅·霍夫曼（paulhoffman），後來，霍夫曼領導歐洲足球俱樂部協會（eca），他讓漢弗萊先生負責一個關於德國工業的諮詢委員會。在那裡，盧修斯·克萊將軍（luciusd．clay）注意到了他，克萊將軍和艾森豪威爾將軍相熟，當艾森豪威爾將軍當選為總統時，克萊將軍向他推薦了漢弗萊。
另一個與人脈緊密相關的人們稱之為運氣的因素是：企業的社交生活。認為行政官職業生涯的部分時間是花費在政治活動上，這種觀點是合情合理的。像許多政客一樣，成功的行政官努力贏得朋友共同結盟，尤其是當他們位於或接近企業高層的時候。人們認為行政官花費大量時間來琢磨自認為反對自己的集團，他們玩弄權力，這些似乎是管理精英職業生涯的一部分。
為了使企業能永久持續下去，首席行政官們認為，他們必須使自己或者像他們這樣的人持續下去----不僅要培養接班人，還要給他們灌輸這種想法。這解釋了人們關於全球最大石油公司領袖的看法，人們認為他如同公司每天產出的200萬桶石油一樣，也是公司的產品。這就是這句話的內涵。當未來的行政官一路晉升到中層，他們就會成為一系列集團的成員，他們經常將那些集團混淆為團隊。他們必須服從命令，必須權衡意見，不能草率地做判斷，必須適應商業團隊和社交集團。就真正的企業事業而言，一個人的進步來自於為企業服務，也就是說服務於那些掌管企業、決定企業利益的人。
行政官的職業似乎完全存在於企業界內部，在過去的三代中，獨立的專業人士或來自外部集團的人士，最終進入企業高層的人不足十分之一。而且，在一家公司內部，這種職業生涯越來越普遍：早在1870年，超過十分之六的企業高層是從其他企業跳槽過來的；到1950年，這一數字達到十分之七。首先是副總裁，然後再成為總裁。你必須要有名，必須要受人擁戴，必須是圈內人。
顯而易見，成功進入企業高層的關鍵在於企業內盛行的選拔標準，以及現任高層領導對這些標準的運用。在企業界，直屬上司對你的績效考核決定你是否晉升。大多數首席行政官對於他們可以"評判"別人深感自豪；但是他們評判的標準是什么？盛行的標準並非明確而客觀，它似乎十分難以捉摸，常常是主觀的，也常常被下層的人認為是有歧義的。"商業心理學"教授一直在尋找"行政官的特點"，致力於發明更多晦澀難懂的術語，但這方面的大多數"研究"，正如研究盛行的標準一樣，研究成功人士的個人特質和社交特徵以及他們的企業生活都是毫無意義的。
在中下級管理階層中，的確盛行著與履行職責情況相關的客觀標準。可以設定晉升標準，以一種非常官僚主義的方式將標準公之於眾。鑑於此，技巧和能量往往能讓你獲得晉升，而不需要培養所謂的企業性格。但是一旦底層的人成為了企業高層的候選人，良好的判斷力、開闊的視野以及其他明顯的企業品質都是必要的。《財富》雜誌的評論員說"品質"，甚至是作為行政官的外在形象，都變得比技術能力更重要了。
我們常常聽說實踐經驗是最重要的，但這種觀點毫無遠見，因為位居高層的人控制了獲得實踐經驗的機會，這些實踐經驗對需要良好判斷和精心部署的高階任務十分重要。這一事實通常被"管理才能"這一抽象、可轉變的能力掩蓋了，但是對於許多已經非常接近企業高層（但還不是高層成員）的人來說，他們已經開始懷疑或許沒有管理才能這一事實的正確性。而且，即使真的存在這種神通廣大的管理能力，只有無知的人才會認為這是企業高層必備的能力，或者應該費盡周折，每年花費20萬美元聘請一位具備這種能力的人。因此，有人聘請一位年薪2萬美元的人，或者更甚者，僱用一家管理諮詢公司來做年薪20萬美元的人做的事情。"管理才能"包括清楚知道自己的弱項，並找到具備這種能力的人，僱用他們。同時，對能力這個多方面的詞最準確的一個定義是：對處於上層、能控制別人晉升的人有用處。
當人們聽行政官關於必備人才的演講和報告時，人們不能避免這種簡單的總結：他必須適應那些已經位居高層的人。這意味著他必須滿足上級和同事的期待；在個人方式、政治角度、社交方式和商務風格方面，必須要做到同那些有權參與評判的人，以及所做評判關乎他成功的那些人一樣。無論怎樣界定才能，要想在職業生涯中發揮作用，就必須要被有才能的上司發現。高層領導不會也無法欣賞他們不理解和無法理解的才能，這是企業成就中道德的本質。
當提及企業高層人士時："難道他們沒有什么晉升到高位所必備的能力嗎？"答案是"是的，他們有"。根據定義，他們擁有"晉升需要的"能力。因而，真正的問題是：晉升需要什么？人們可以發現的唯一一個答案是：具備同挑選他們的人同樣出色的判斷力。適者生存，適應力不是指普通的能力----或許首席行政官不具備這種能力----但是符合成功人士的標準。和高層人士和睦相處就是像他們一樣行事、打扮、思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或為他們服務----或至少在他們面前如此，從而製造那樣的印象。事實上，這就是"製造"----精心挑選的詞----"一個好印象"的內涵。這就是成為"上等人士"，容光煥發的全部內涵。
因為成功取決於個人或集團的選擇，評判成功的標準常常是不明確的。因此，那些接近頂層的人士有充足的動機和機會，把頂層人士當成模範來仔細研究，審慎而無憂地觀察同級別的同事們。現在，假定他們的技能水平、普通能力、商務經驗和中等名望都超過了所需要的標準。現在，他們位於高層內部無形而難以捉摸的圈子中，必須和擁有共同信念的成員們建立特殊關係。加入內部核心圈的先決條件，不是官僚主義的等級規則或客觀公正的測試，而是高層成員對為其效力的人們的信心。
在許多所謂的企業管理人員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入選。入選更多的是因為具備對團隊有益的品質，而不是完全取決於個人品質----嚴格說來，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具備出色的個人品質。在這個團隊中，值得驕傲的個體優勢並不十分重要。
那些出身高層的人，從一開始就接受能力合格人士的培訓，把他們培養成完美無缺的人。他們不必考慮要表現得像一名能力合格人士，他們本身就是能力合格人士，實際上，他們代表了合格的標準。起點低的人在冒險之前必須要更加努力地考量，他們被人認為是不合格的。在獲得成績之後，他們必須訓練自己來獲得成功；因為他們是由成功塑造出來的，他們也會成為成功的典範，或許比那些一直穩居高位的人更具代表性；因此，無論出身高貴還是卑微，都有他們各自的方式，挑選和塑造出具有優秀判斷力的能力合格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