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另一個極端，有些社會存在一套支配性制度，這些制度控制了整個社會，並通過暴力或暴力威脅來強加其價值。這並不一定會導致社會結構的崩潰，因為可以通過正式的紀律來有效調控人們；有時候，如果不接受制度性的紀律要求，人們將毫無謀生機會。
比如，一位訓練有素的排字工受僱於一家立場保守的報紙，他可能只是為了謀生，保住飯碗而遵從僱主紀律的要求。但在他的內心，走出工作間後，他可能是個激進的鼓動家。許多德國社會主義者聽任自己成為德皇旗下紀律嚴明計程車兵，儘管他們的主觀價值其實屬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從符號到行為並返諸符號的距離很長，並且也不是所有整合都建於符號之上。
強調這樣的價值衝突，並不是要否認「理性協調的力量」。言行不一往往是人的特點，但力求協調同樣也是。我們不能基於所謂「人性」或「社會學原則」，或是在宏大理論的授權下，先驗地確定在某個社會里何者居於支配地位。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出一種社會的「純粹型別」，擁有一套紀律完善的社會結構，其中受支配的人們出於形形色色的理由，無法放棄他們預定的角色，卻並不共享支配者的任何價值，因此根本不相信秩序的合法性。這就像一艘配備著苦力船工的輪船，槳櫓的划動紀律分明，將槳手化減為機器上的齒輪，只在罕見情況下需要執鞭的船主揮舞暴力。苦力船工甚至不需要意識到船往哪個方向去，儘管船頭稍一偏轉都會讓船主暴怒不已，他是這船上唯一一個能夠看到前方的人。不過，或許我已經開始在描述而不是想象了。
在「共同價值系統」和強加的紀律這兩種型別之間，還有五花八門的「社會整合」形式。絕大多數西方社會已經融合了紛繁多樣的「價值取向」，它們的一體性包含著合法化與強制的形形色色的混合形態。當然，不僅是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任何制度性秩序都有可能是這種情形。父親要對自己的家庭施加要求，可以威脅收回繼承權，也可以運用政治秩序或許允許他使用的暴力。即使是在家庭這樣的神聖小群體裡，「共同價值」的一體性也絕不是不可或缺的：不信任和憎恨倒可能恰恰是維繫一個彼此關愛的家庭所需要的東西。同理，即使沒有宏大理論家相信普遍存在的這種「規範性結構」，一個社會當然也可以獲得相當充分的繁榮。
這裡我並不想就秩序問題細緻地闡發任何解決方案，而只想把問題提出來。這是因為，如果我們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就必然會遵照相當武斷的定義要求，假定存在「規範性結構」。而根據帕森斯的想象，那正是「社會系統」的核心。
四
按照「權力」這個詞在當代社會科學裡的一般用法，有關人們生活其間的各種安排、有關構成所屬時期歷史的諸項事件，無論人們做出什麼樣的決策，都是它必然要處理的問題。超出人的決策範圍的事件確實存在；社會安排也確有可能不經明確決策而發生變化。但只要做出了這樣的決策，做決策時都牽涉到誰這樣的問題，就是有關權力的根本問題。
今天我們不能假定，對人的統治歸根到底必須經過他們本人的同意。管理和操縱人對權力的贊同如今已躋身常見的權力手段。我們不知道這種權力的界限，雖說我們希望它確有界限。但這一點並不能抹殺如下事實：當今許多權力的成功施行並沒有受到遵從方的理性或良知的制約。
當然，如今我們無須爭論就明白，歸根結底，強制就是權力的「終極」形式。但我們絕不是始終處在歸根結底的狀況。除了強制，我們還必須考慮權威和操縱。事實上，當我們思考權力的性質時，必須始終分辨這三種型別。
我想我們必須牢記，在現代世界，權力往往並不像它在中世紀時顯示的那麼有權威。統治者要想行使權力，其正當化不再顯得那麼不可或缺了。至少對於當今許多重大決策來說，尤其是那些國際性決策，大眾「說服」已不再「不可或缺」，事就這樣成了。不僅如此，有權方明明可以用許多意識形態，卻往往既不採納也不使用。通常是在權力遭到有效揭露時，意識形態才會被祭出以為應對。而在美國，諸如此類的對立晚近並沒有強大有效到足以引發對於新型統治意識形態的明顯需要。
當然，今天有許多人雖然脫離了通行的效忠關係，卻還沒有獲得新的效忠關係，因此對任何政治關懷都漠不關心。他們既不激進，也不保守。他們只是漠然。如果我們接受希臘人對於白痴的定義，即徹底私己的人，那麼我們就只能得出結論：許多社會里的許多公民其實就是白痴。這種境況，準確地說，這種精神境況，在我看來就是理解政治知識分子中許多現代不適的關鍵，也是理解現代社會里許多政治迷惘的關鍵。無論是對於統治者，還是對於被統治者，要讓權力結構維持下去甚至日益壯大，並不一定需要思想「信條」和道德「信念」。可以肯定，就意識形態的角色而言，西方社會今日有兩樁關鍵的政治事實：能吸引人的合法化往往缺失；大眾漠然盛行於世。
無論做什麼樣的實質研究，持有上述權力觀的人都會遇到許多問題。但帕森斯那些誤入歧途的假設對我們也毫無幫助。他只是假設，每個社會都存在他所想象的那種「價值等級秩序」。不僅如此，這種假設的引申之意會系統性地妨礙我們對關鍵問題的清晰梳理：
要接受他的圖式，我們就需要從這幅圖景中讀出種種有關權力的事實，這事實其實是有關所有制度性結構，特別是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制度性結構的事實。可在這種奇怪的「一般性理論」裡，諸如此類的支配結構卻不見蹤影。
在他提供的術語裡，我們無法恰當地提出以下經驗性問題：在任一給定情況下，制度在何等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得到合法化。宏大理論家們提出的規範性秩序觀念，以及他們處理這個觀念的方式，都引導我們假定，幾乎所有的權力都得到了合法化。事實上，在社會系統裡，「各種角色期望之間的互補性一旦確立，其維持就不成問題……不需要任何特別的機制來說明互補的互動取向如何維持」。
在這些術語裡，有關衝突的觀念無法得到有效的梳理。結構性的對抗、大規模的反叛乃至革命，這些都是無法想象的。事實上，它假定「系統」一旦確立，就不僅是穩定的，而且本質上就是和諧的；用帕森斯的話來講，混亂必然是被「引入系統」的。規範性秩序這個觀念引導我們假定各種利益之間存在某種和諧，並將其視為一切社會的自然特性。在此體現出的這種觀念和探討自然秩序的那些18世紀哲人的觀念頗為類似，都彷彿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基點。
魔術般地清除了衝突，奇蹟般地達成了和諧，就從這種「系統性」「一般性」的理論中去除了處理社會變遷和歷史問題的可能性。我們的時代充斥著受恐嚇的大眾的「集體行為」，充斥著被挑動的暴民、群眾和運動，但在宏大理論家依循規範創造出來的社會結構當中，這些卻都找不到一席之地。不僅如此，沒有任何有關歷史本身是如何發生的、它的機制和過程如何的系統性理念，可以用於宏大理論中，帕森斯因此認為社會科學也同樣如此：「這種理論產生之日，也就是社會科學的千禧年降臨之時。我們這個時代是不會有這一天了，很可能永遠也不會有。」當然，這個斷言本身相當含糊。
以宏大理論的術語來討論任何實質問題，幾乎都不能得到清晰的陳述。更糟糕的是：它的陳述不僅老是被海綿一般語義籠統的詞語弄得含混不清，而且往往負載著立場評判。比如，用「普遍主義—後天獲致」這一「價值模式」的術語來分析美國社會，卻毫不提及成功在現代資本主義下所特有的那些變動不居的性質、意義與形式，或是資本主義本身結構的變遷；又比如，用「支配性價值系統」這個術語來分析美國的分層，卻不考慮基於財產和收入水平差異而形成的已知的生活機會的統計分佈，很難想象比這些更加徒勞無益的努力了。
即使宏大理論家們本著現實主義的態度討論問題，討論所採取的詞彙和角度也在宏大理論中找不到一席之地，並且往往與宏大理論產生矛盾。我覺得這麼說並不為過。阿爾文·顧爾德納嘗言：「事實上，帕森斯如此費力地從理論上和經驗上分析變遷，不經意間誘導他列出了一堆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預設，讓人困惑不已……這看著幾乎像是保留了兩套書，一套用來分析均衡，另一套用來探究變遷。」顧爾德納繼續評論道，帕森斯在討論戰敗後的德國這一個案時，建議徹底摧毀容克貴族，視之為「排他性階級特權的案例」，並從「徵召新人的階級基礎」的角度來分析公務員考試製度。簡言之，整個經濟結構和職業結構突然就進入了視野，並且是從頗具馬克思主義色彩的角度來理解的，而不是從宏大理論所規劃的那種規範性結構的角度來理解的。這倒使人產生了希望：宏大理論家還沒有徹底喪失與歷史現實之間的關聯。
五
我現在回過頭來談談秩序問題。用頗具霍布斯色彩的形式來表述的話，秩序似乎是帕森斯這本書裡的主要問題。這方面可以簡略帶過，因為它在社會科學發展過程中已得到重新界定，至於其中最有用的陳述，現在不妨稱之為社會整合問題。當然，後者需要給出可操作的有關社會結構和歷史變遷的觀念。我認為，與宏大理論家不同，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都會給出類似如下的回答：
首先，是什麼將一套社會結構維繫一體，這個問題並不存在唯一的答案。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社會結構的統合程度和統合型別千差萬別。事實上，可以從不同整合模式的角度有效地領會社會結構的不同型別。一旦從宏大理論的層次下降到歷史實在，我們馬上就會認識到，宏大理論的那些大一統的概念無關痛癢。我們沒法靠這些概念來思考人的多樣性，思考1936年的納粹德國、西元前7世紀的斯巴達、1836年的美國、1866年的日本、1950年的英國、戴克裡先治下的羅馬。我提及這樣的多樣性，無非就是想表明，無論這些社會可能有怎樣的共性，都必須通過經驗考察來揭示。如果超出空洞無比的形式範疇來對社會結構的歷史跨度做出任何預測，就是把自己高談闊論的能力錯當成社會調研工作的全部意味。
人們可以從政治、親屬、軍事、經濟、宗教之類的制度性秩序的角度，有效地領會社會結構的不同型別。可以以特定的方式界定這些制度性秩序，以便能夠在給定的歷史社會中辨識出它們的輪廓，然後再問各個制度性秩序是如何彼此關聯的，簡言之，即它們如何組合成一套社會結構的。為方便起見，可以把這些答案弄成一組「操作模型」，用來讓我們在考察特定時間的特定社會時，更加清楚地意識到它們是靠哪些紐帶「維繫一體」的。
要想象這樣一種「模型」，不妨從每一個制度性秩序中提煉出類似的結構性原則。以托克維爾筆下的美國為例，在那個經典的自由主義社會里，每一個制度性秩序都被設想為是自主的，而其自由又需要其他秩序的協調。在經濟領域中，通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在宗教領域中，多種多樣的教派和教會在救贖市場上公開競爭；在婚姻市場上，設立了多種親屬制度，個人也在這個市場上相互選擇。在地位領域，佔據上風的人不是靠門第顯赫，而是靠自力更生。在政治秩序裡，存在的是爭取個人投票的政黨競爭；甚至在軍事領域裡，招募國民自衛隊時也有相當的自由，大體可言全民皆兵，這種意涵其實非常重要。所謂整合的原則，亦即這個社會的基本合法化渠道，就是在每一個制度性秩序中，佔據主流的都是彼此競爭的獨立的人的自由進取精神。正是透過這種契合的事實，我們可以理解一個經典的自由主義社會是如何統合一體的。
但這種「契合」只是一種型別，只是對於「秩序問題」的答案之一。統合還有其他的型別。比如，納粹德國就是通過「協調」整合起來的。這種整合的一般模型可以闡述如下：在經濟秩序中，各項制度高度集中化，少數幾個大集團差不多控制了所有的經濟執行；而在政治秩序中，分裂程度更大一些，許多政黨相互競爭以影響國家，但其中沒有任何一個擁有足夠的力量以控制經濟集中化的結果，後者的結果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與其他因素一起造成的蕭條。在經濟蕭條中，納粹運動成功利用了大眾尤其是中下階層裡面瀰漫的絕望情緒，使政治秩序、軍事秩序和經濟秩序形成密切的契合。一個政黨壟斷並重塑了政治秩序，廢除或合併了可能擁有競爭權力的其他所有政黨。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納粹黨找到它與經濟秩序中的壟斷集團之間、與軍事秩序中某些精英群體之間在利益上的一致點。在這些主要秩序裡，首先存在著相互契合的權力集中；其次，每個秩序都在獲取權力的過程中保持一致，彼此合作。興登堡總統的軍隊對捍衛魏瑪共和國不感興趣，也無意於鎮壓一個深得民心的主戰黨派的行進縱隊。大工商集團樂於資助納粹黨，後者承諾頗多，特別是承諾要粉碎勞工運動。這三類精英結成往往不太和諧的聯盟，以維持它們在各自秩序中的權力，並與社會其他秩序相協調。作為對手的政治黨派要麼慘遭鎮壓或被宣佈為非法，要麼自動解散。至於親屬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和所有秩序內部及之間的一切組織一樣，都受到侵蝕和協調幹預，至少是被中立化了。
這三個佔據支配地位的秩序中的高層角色，以極權主義式的政黨國家為手段，協調自己的和其他的制度性秩序。這樣的國家成了籠罩一切的「框架組織」，將目標強加給所有制度性秩序，而不只是確保「法治政府」。政黨自我擴張，藉助各種「輔助組織」和「附屬組織」四下蔓延。它要麼無限分裂，要麼肆意侵蝕，總之會逐漸控制所有型別的組織，就連家庭也不能倖免。
所有制度的符號領域都受到政黨控制。宗教秩序稍有例外，其他領域中則不允許存在任何對於合法自主性的對抗訴求。政黨還壟斷了包括教育制度在內的正式交流渠道。所有符號都被重塑，以築造協調一致的社會的基本合法化。在一套相當程度上由結黨營私的網路維繫起來的社會結構裡，嚴格等級制下具備魔魅的絕對領導原則得到廣泛宣揚。
不過，至此肯定足以表明我認為顯而易見的一點結論：總而言之，沒有任何「宏大理論」，沒有任何普遍圖式可供我們作為出發點，以理解社會結構的一體性；對於老舊的社會秩序問題，並不存在唯一的答案。要想有效地探討此類問題，就得依循多種操作模型，就像我剛才勾勒的那些一樣。在使用這些模型時，也要立足經驗，密切結合古往今來廣泛多樣的社會結構。
還可以把這類「整合模式」設想為有關歷史變遷的操作模型，理解這一點很重要。比如，如果我們觀察托克維爾時代的美國社會，再看看20世紀中葉的美國社會，立刻就會看出，19世紀結構的「維繫」方式迥異於當前的整合模式。我們會問：它的各個制度性秩序是怎樣變遷的？這些制度性秩序彼此之間的關係是怎樣變遷的？這些結構性變遷的節奏即速率變化如何？在每種情況下，這些變遷的必要原因和充分原因分別是什麼？當然，找尋充足的原因，通常要求除了歷史的研究，至少還需要有些比較的研究。我們可以用總括的方式，概括這類社會變遷分析，並就此更經濟地梳理一系列更廣泛的問題，點明變遷導致了「整合模式」的轉換。比如，最近100年的美國曆史展現出，美國從大體上通過契合整合起來的社會結構，轉換成了更多通過協調達成整合的社會結構。
歷史理論的總體問題脫不開社會結構理論的總體問題。社會科學家在從事實際研究時，若以統合的方式理解這兩個方面，則並不會遇到什麼理論上的重大困難，我認為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或許正因為如此，對於社會科學來說，一本《巨獸》的價值抵得上20部《社會系統》。
當然，我擺出這些觀點，並不是要對秩序和變遷問題，也就是有關社會結構和歷史的問題給出什麼定論。我只是想勾勒這類問題的大致輪廓，點出一些已有的相關研究。或許這些觀點也可以用來進一步明確社會科學的承諾的某一特性。當然，我在這裡提出這些觀點，是為了點明宏大理論家處理社會科學的這一重大問題時是多麼不夠完善。在《社會系統》中，帕森斯之所以未能踏實觸及社會科學實際研究，是因為他滿腦子想著自己已經構建出的社會秩序模型屬於某種普遍模型，因為事實上他已經對自己的「概念」盲目崇拜了。這種宏大理論的所謂「系統性」，就在於它撇開了任何具體經驗問題的方式。它並不用來更精確或更充分地闡述任何具備可辨識的重要意義的新問題。發展這樣的理論，也不是有什麼需要要暫時高飛，以便更清晰地察看社會世界中的什麼東西，以解決某個可以從歷史現實的角度陳述的問題，而人和制度在這樣的歷史實在中，自有其具體的存在。它提出的問題，它推進的過程，它給出的解答，都是宏大理論式的。
回撤到對於觀念的系統性研究，應當只是社會科學工作中的一個形式環節。有必要提醒大家記住，在德國，這類形式研究的成果很快轉向了百科全書式的、歷史性的運用。那種運用籠罩在馬克斯·韋伯的精神之下，是德國古典傳統的巔峰體現。在相當程度上，促成這類研究的正是一大堆特別的社會學研究，它們有關社會的一般性概念與歷史闡釋有著密切關聯。經典馬克思主義對於現代社會學的發展可謂至關重要。馬克斯·韋伯就像其他眾多社會學家一樣，在與卡爾·馬克思的對話中推進了自己的許多研究。但我們始終得承認，美國學者是健忘的。在宏大理論中，我們現在碰到了另一場形式主義的回撤。同樣，這本來也只該是一次暫歇，卻似乎已經成了永恆。就像西班牙的那句諺語說的那樣：「許多人洗起牌來好花哨，玩起牌來太糟糕。」
talcottparsons,thesocialsystem,glencoe,illinois,thefreepress,1951，pp.12，36-37.
參見附論第五節。
原文如此。傳說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曾申請將晦澀難懂的「帕森斯語」作為學業要求的兩種外語之一，又傳聞擔任英文教授的帕森斯父親曾經拒絕接受兒子在著作中對自己的致敬，以表達對其文字的不滿。——譯註
parsons,op.cit.，pp.38-39.
出自葉芝名篇《第二次聖臨》。——譯註
應當把精確契合看作罕例，就像著名的無摩擦機器。雖然在經驗中找不到一個社會系統，其中的動機與充分協調的文化模式能達到完全整合，但在理論上，這種整合一體的社會系統的觀念具有重要意義。
parsons,，pp.41-42.
此即作者所著thepowerelit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6；中譯本見［美］c.賴特·米爾斯：《權力精英》，許榮、王崑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譯註
我們也結合其使用者來考察它，也就是它的語用面向，不過在此我們無須細究。這就是三個「意義維度」，查爾斯·m.莫里斯在其頗有教益的文章《符號理論基礎》中做出了清晰的系統梳理。參見charlesm.morris,「foundationsofthetheoryofsigns」,in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unitedscience，vol.i，no.2,chicago,illinoi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38.
parsons,，p.552.
參見其出色的論文「someremarkson‘thesocialsystem’」，the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vol.vii，2june1956.
h.h.gerthandc.wrightmills,characterandsoc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rt,brace，1953，pp.274-277.本節以及下文第五小節會多加借引。
參見karlmarxandfrederickengels,thegermanideolog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9，pp.42ff.
以美國商人為例，他們致力於倡揚那些價值，細緻的經驗闡述參見sutton,harris,kaysenandtobin,theamericanbusinesscreed,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6.
gerthandmills,，p.300.
parsons,，p.205.
parsons,，p.262.
參見carlbecker,theheavenlycity;lewisa.coser,conflict,glencoe,illinois,thefreepress，1956.
parsons，轉引自alvinw.gouldner,「someobservationsonsystematictheory，1945-55」，insociology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aris,unesco，1956，p.40.
參見lockwood,，p.138.
參見gouldner,，p.41.
納粹德國於1936年派兵進駐萊茵區，與義大利簽訂關於奧地利問題的協約，並與日本訂立反共公約。斯巴達於西元前7世紀開始實行新法，加強國家軍事化，以防奴隸起義。男孩自七歲起接受軍事訓練，至十八歲入伍，統一過軍營集體生活。1836年，得克薩斯區域的美國殖民者擊敗當地原有的墨西哥統治者，建立得克薩斯共和國，並投票決定併入美國，但為當時的傑克遜政府所拒絕。1866年，日本長門、薩摩二藩結盟，德川幕府攻長門，互有勝負。德川家茂去世，天皇詔罷攻長門之師。同年派福澤諭吉使美，德川昭武出使法國。1950年，工黨在英國大選中獲勝，同年宣佈參加舒曼計劃談判。戴克裡先治下的羅馬，即西元284年至305年，其時羅馬從近乎無政府的狀態中重建了有效率的帝國政府，改組了帝國財政、行政和軍事機器，為拜占庭帝國奠定了基礎，同時，戴克裡先也是最後一位鎮壓基督教的羅馬皇帝。——譯註
franzneumann,behemoth,newyork,oxford，1942.此書無愧典範，若要對某個歷史社會做結構分析，理當效仿。有關上述闡述，參見gerthandmills,，pp.363ff.
顯然，從帕森斯的文本中可能挖掘出的那種社會觀，有著相當直接的意識形態用途。從傳統上說，這類觀點當然與保守主義的思維風格分不開。宏大理論家並不經常陷入政治競技場，當然，他們也不經常把自己的問題置於現代社會的政治情境之中。但這肯定不能使其作品免除意識形態意涵。我並不打算從這個角度分析帕森斯，因為一旦充分轉譯，《社會系統》的政治意涵是如此直露，我覺得便毫無必要再做進一步的揭示。宏大理論眼下並沒有直接扮演任何科層角色，我也已經強調，它缺乏可理解性，也就限制了它原本可能贏得的公眾偏愛。當然，這也可能是一筆財富：它的含混不清本身的確賦予其巨大的意識形態潛力。宏大理論的意識形態意涵往往會給予穩定的支配形式的合法化以強大支援。不過，只有當保守派群體非常需要精緻的合法化時，宏大理論才有機會在政治上具備相關性。本章開頭我就問道：像《社會系統》中體現出的這種宏大理論，是純粹的陳詞冗調還是亦有其深刻意涵？對此我的回答是：它只有50%的陳詞冗調；40%是眾所周知的教科書式社會學；剩下的10%，就像帕森斯或許會說的那樣，我希望留待您自己去進行經驗調查。而我自己的調查表明，剩下的10%可能有意識形態的用途，儘管是非常模糊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