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人們可能會說，由於這類研究通常耗費巨資，要對提供經費的利益集團所關心的問題給予一定的關注，必然會受此影響；不僅如此，這些利益集團攏在一起，問題可謂零散細碎。因此，研究者在選擇問題時，還不能夠實現結果的真正積累，也就是說，以更具顯著意義的方式彙總結果。他們已經盡力而為，只是無法關注能夠帶來成果的一系列實質問題，這樣就不得不專注於發展方法，無論實質議題是什麼，都可以付諸研究。
簡言之，求取真理的經濟學，即研究的成本，與求取真理的政治學，即通過研究來闡明具有重要意義的議題，並使政治論爭更貼近現實，兩者之間似乎相互牴觸。結論是：只要社會研究機構在國家科學基金總量中佔有一定份額，如四分之一，只要它們可以如其所願地自由支配這筆錢，那情況就會大有好轉。必須承認，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一種合理的期待。但其他人也不知道，雖說對於我們當中那些行政管理型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坦然地為了造勢上位，放棄了社會科學的研究，想必持有上述的信念。不過，如果單單揪住這個話題，會使思想批判無法切中要害。不僅如此，還有一樣事情是非常清楚的：由於「方法」耗費昂貴，其踐行者往往會涉足自己研究的商業性和科層性運用，這的確會影響研究的風格。
其次，人們可能會想，批評者只是缺乏耐心，但我明白，所謂「科學的要求」的管理話語可不是最近幾十年來才有的，而是存在了數百年。你可以說，只要「循序漸進」，這類研究自然會積累起來，使我們有可能概括出有關社會的具有顯著意義的結果。在我看來，從這種思路來給出正當化辯護，等於假定把社會科學的發展看作一項奇特的築磚成牆的努力。它假定，究其本質而言，諸如此類的研究能夠作為「基本單元」，在未來的某個時節被「加總」或「接合」，從而「構築」有關某個整體的可信賴並可驗證的形象。但這並不單純是一種預設，而是一項明確的政策。拉扎斯菲爾德斷言：「經驗科學必須研究具體的問題，將眾多瑣碎、細緻、耗時的調查的結果彙總起來，構築更為廣泛的知識。有更多的學人轉向社會科學，這當然值得讚賞，但並不是因為這種趨勢會在一夜之間拯救世界，而是因為這會在某種程度上加快最終發展出一門整合性社會科學的艱難任務的程式，而這樣的科學能有助於我們理解並控制社會事務。」
這裡提出的規劃在政治上的含混暫且按下不表，它是要假設，研究的結果能夠被「彙總」，並進而成為「一門整合性社會科學」，從而將研究侷限在「瑣碎」的調查上。要說明這種看法為何有欠缺，我不能只談這些研究者所獲的結果為何如此單薄貧乏的外部原因，而必須轉向他們的風格和規劃所內在固有的某些原因。
我的第一個觀點必須探討理論和研究之間的關係，探討社會科學家考慮問題時應當採取的策略：較為宏大的觀念與可以細緻闡發的領域，孰先孰後？
當然，在社會科學的各個流派裡，所謂沒有理論指導的經驗資料就是茫然無緒，而沒有資料支撐的理論就是空談無物，當然都是泛泛之論。但我們還要比哲學層面上的花樣文章更進一步，要考察研究實踐及其結果。這正是我在此的努力所在。在像拉扎斯菲爾德之類的比較直白的陳述裡，「理論」和「經驗資料」這樣的操作觀念意思非常明確：「理論」成了解釋統計結果時有用的那些變數；而被強烈建議並在實踐中被清楚表明的所謂「經驗資料」，僅限於那些能夠在統計上確定的事實與關係，也就是為數眾多的、可以重複的、可以測量的事實與關係。鑑於理論和資料都是十分有侷限的，再看有關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觀點的那種豪氣，似乎就削減成了單純的口惠，事實上，根本就沒什麼可認可的了。如前所示，這樣嚴格限定這些術語，並沒有任何哲學理據，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當然也沒有任何理據。
要核查和重塑一個寬泛的觀念，就必須給出細緻的闡發，但細緻的闡發並不一定就能彙總一處，構成一個寬泛的觀念。你應當挑選哪些內容來進行細緻的闡發？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彙總」又是什麼意思？人們認為，用語輕鬆尋常，使任務也顯得機械照辦就好，其實並非如此。我們談寬泛的觀念與具體的資訊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我們還必須談問題。在陳述社會科學的問題時所訴諸的觀念，通常關聯著社會歷史結構。如果我們認為這類問題是實實在在的，那麼對小範圍領域進行任何細緻研究，就確實顯得不明智，除非我們事先有充分理由相信，無論結果如何，這樣的研究都將使我們有可能得出有用的推斷，便於解決或澄清具備結構意義的問題。如果我們只是預設一種視角，把所有的問題都看作針對零散細碎的個體及其零散細碎的情境，以統計方式或其他方式，產生零散細碎的資訊，進行零散細碎的探尋，這可算不上「轉譯」具備結構意義的問題。
就觀念而言，你從任何真正細節性的研究中得出的觀念，在極少情況下能多過你融入這些研究中的觀念。你從經驗研究本身中得到的就是資訊，而你能用這樣的資訊做些什麼，在相當程度上要看你在研究過程中，是否選擇了你手頭具體的經驗研究作為更大的理論構築的暫停檢驗節點。當科學制造者忙著將社會哲學轉變成經驗科學，並建立起研究機構以容身其中，也就炮製出了大量的研究。事實上，沒有任何原則或理論在指導他們如何選擇這些研究的主題。我們已經看到，「幸福」可能是一個主題，市場行為也可能算一個。人們徑直假設，只要使用了「方法」，零散地分佈在埃爾邁拉、薩格勒布和上海的研究的結果就可以加總，最終匯成有關人和社會的「充分發展、組織有序的」科學。與此同時，實踐活動又推進到下一項研究。
我主張，這些研究或許不能以「加總」的方式得出更具重要意義的結果。我這麼說，是考慮到了抽象經驗主義實質上偏向的那種有關社會的理論。任何風格的經驗主義都涉及某種形而上學的選擇，選擇什麼是最真切實在的。現在我們必須來看看，這種特定的風格究竟要求怎樣的選擇。我認為，有一點頗具說服力，可以用來聲言，這些研究往往例證了人們所知的那種心理主義。這個主張可能基於以下事實：它們的根本資訊來源乃是對個體的抽樣。這些研究中所問的問題是從個體的心理反應的角度來提出的。這就要求我們預設，社會的制度性結構，至少就以這種方式來研究的制度性結構而言，是能夠經由有關個體的這類資料得到理解的。
要想弄清楚有關結構的問題，弄清楚它們對於說明即便是個體行為的重要意義，就需要有一種視野遠為開闊的經驗主義風格。比如，在哪怕是美國社會的結構中，尤其是某一時間的某個美國城鎮，也會存在如此眾多的社會維度和心理維度上的共同特性，以至於社會科學家必須納入考慮的行為多樣性完全無法獲得。只有當我們拓寬視野，涵蓋比較性、歷史性的多種社會結構時，才能獲得那種多樣性，並由此正確地梳理問題。但抽象經驗主義者由於抱守認識論上的教條，系統性地採取了非歷史、非比較的視野。他們探討小範圍的區域，偏向於心理主義。他們無論是界定自己的問題，還是說明自己的微觀發現，都不會對歷史性社會結構的基本觀念有任何切實的運用。
即便是作為對於周遭情境的研究，也不能指望這類研究具有深刻的洞察。根據定義，也基於自己的研究，我們知道，處在特定情境中的人們對於所處情境中的許多變遷的原因往往是不知曉的，只有從結構轉型的角度才能理解這些變遷。當然，這種總體視野與心理主義正好構成兩極對立。它對於我們的方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似乎是一目瞭然的：細節性研究所選擇的情境，應當切合具有結構性意義的問題。在情境中被分離出來並被加以觀測的「變數」，應當是我們考察結構後已經發現的很重要的那些型別。當然，針對情境的研究和針對結構的研究之間，應該有雙向互動。如果認為社會科學的發展就像是分散自處的一群婦女，各自綴補一床大被的一小部分，可不是什麼高明的想法。這些小碎片無論多麼精確設定，都不會如此機械、外在地關聯一體。
但在抽象經驗主義的實踐中，通過多少標準化的統計分析，「拿到資料」，「跑一下資料」，通常由那些半熟練的分析員來做，這根本不算什麼稀奇之事。然後一位社會學家，甚至是一組社會學家就會被僱用，「真的來分析它」。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個論點。
在抽象經驗主義者當中，晚近有一種趨勢，就是在經驗研究之前，先來上那麼一兩章為序，概述「問題的相關文獻」。這當然是個好兆頭，我覺得是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來自既有社會的研究學科的批評。但在實際操作中，這項工作幾乎都是在資料已經收集並「成文」後再來做的。不僅如此，既然這項工作耗時頗費，又磨人耐性，在有一堆事兒的研究機構裡，就往往轉交給同樣有一堆事兒的助手來做。然後，他搞出來的備忘摘錄會被重新打磨，努力使經驗研究披上「理論」的包裝，並「賦予其意義」，或者，如同人們常說的，「從經驗研究中攢出個更好的故事」。即便只是這樣，或許也聊勝於無。但這的確會經常誤導局外人，後者可能貿然認定，這項具體的經驗研究經過了謹慎選擇、細緻設計、精心實施，在經驗上足以檢驗更為寬廣的觀念或假設。
我不相信通常做法就該這樣。事實上，那些認真對待社會科學的「文獻」的人，會基於「文獻」本身的角度，花費足夠的時間，去把握其所包含的觀念、理論和問題，只有經過這些人的手，才能確定什麼是通常做法。只有到那時人們才能領會，可以不用丟棄這些研究的問題和觀念，而把它們的意義轉譯到適宜於「方法」的更為具體、範圍更小的問題上。當然，所有從事實際研究的社會科學家在做的就是這類轉譯，儘管按照他們的理解，「經驗的」這個術語並不侷限在有關一系列同時代個體的抽象的統計資訊，而「理論」也不只是彙集「解釋變數」。
在這樣的討論中，頗有一些耐人尋味的把戲。如果從邏輯的角度來分析，我所考察的這類研究揭示出，用來解釋和說明「資料」的那些「耐人尋味的概念」，幾乎總是指向：高於訪談所利用的層面的結構性、歷史性「因素」；低於訪談者所能瞭解的深度的心理「因素」。但是關鍵在於，無論是結構的概念，還是心理深度的概念，一般都不是用來梳理研究、蒐集「資料」的用語。這些用語也許會約略指向其中某個方向，但並不屬於這種研究風格通常確認的那些特指的、「清潔的」變數。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似乎很明顯：在實踐中，作為基本資訊源，多少是被框定的訪談通常需要有一種奇怪的社會行為主義。鑑於研究在管理上和財務上的實情，這種狀況幾乎無法避免。這是因為，充其量不過是半熟練的訪談員，通過短短20分鐘，甚或是持續一整天的訪談，也是無法獲取我們所知道的那種深度材料的，那得靠訓練夠多、耗時夠長的訪談才能得到，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而我們所知的適當從以歷史為導向的研究中可以獲取的那種有關結構的資訊，也是不可能從尋常的抽樣調查中得到的。
然而，有關結構和深度心理的觀念還是被生硬地搬用到抽象經驗主義風格的研究中。它們訴諸一般性的觀念來說明特定的觀察。一般性觀念被用來闡述結構或心理方面的問題，作為一項研究的「成文」的「起首」。
在有些研究行話裡，當細節性的事實或關係被寬泛的假設頗具說服力地「說明」時，有時會使用「聰明」這個詞。當細碎的變數的意義被拓展，用來說明寬泛的問題時，結果就可能被指為「漂亮」。我之所以提這個，是要表明，正在興起一套「行話」，來遮掩我說的這些步驟。
凡此種種，等於是用統計結果來刻畫一般性論點，又用一般性論點來刻畫統計結果。一般性論點既沒有得到檢驗，也沒有變得具體。它們只是被調整以適應資料，就像資料被安排調整以適應它們。一般性論點和說明可以結合其他資料使用，而資料也可以結合其他一般性論點使用。藉助運用這些邏輯把戲，研究被賦予了結構性、歷史性和心理性的意義，而那些研究就其抽象處理的風格本身而言，恰恰消除了諸如此類的意義。照著以上所示的方式，以及其他一些方式，就有可能既抱守「方法」，又試圖掩蓋其結果的瑣屑。
在給定章節的起首段落，在所謂「概述」章節，有時在某個「承上啟下」的「解釋性」章節，諸如此類的步驟的運用例項比比皆是。在此我並不打算細緻考察給定的研究，只希望提醒讀者，便於他自己更敏銳地審察這些研究。
我要說的其實就是：任何型別的社會研究都是靠觀念推進的，事實對它只起到了約束作用。無論是對於有關「人們為何像這樣投票」的抽象經驗主義的調查，還是對於歷史學家有關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所處位置與所持立場的闡述，這一點都同樣適用。前者遵循嚴格步驟，往往更加精緻煩瑣，當然也更加矯揉造作。但兩者的結果在邏輯上的地位並無二致。
最後，對於抽象經驗主義所獲結果為何通常顯得單薄貧乏，還有一種說明，或許最好表述成一個問題：那些真實但並不重要的東西，與那些重要但並不一定真實的東西，兩者之間是否必然存在張力？這個問題更好的問法是：社會科學領域裡的工作者應當樂於解決哪一個層次上的證明？我們當然有可能變得如此一絲不苟，乃至於必然只剩下鉅細靡遺的闡發，除此無他；我們也有可能變得非常模糊含混，最終只剩下一些大而無當的概念。
那些囿於方法論上的約束的人，往往不願意談論任何有關現代社會的事情，除非經過「統計儀式」的精緻打磨。常聽有人說，他們搞出來的東西就算無足輕重，至少真實無誤。我對此不能苟同，更愈益懷疑其究竟有多麼真實。我好奇的是，這裡面有多少精確甚或是偽精確與「真實」混為一談，而抽象經驗主義又在多大程度上被當成唯一「經驗性」的研究方式。如果你曾經有過那麼一兩年認真研究過千把小時的訪談，做過仔細的編碼和打孔，就會逐漸看到，「事實」的領域其實可塑性非常強。不僅如此，就「重要性」而言，當我們當中某些充滿能量的頭腦殫精竭慮地研究細節時，只因為他們奉為圭臬的那個「方法」不允許他們研究別的，那當然它會是重要的。現在我確信，這類研究中的大多數已經淪為單純的遵循儀式，這儀式剛好能獲得商業價值和基金價值，而不是像其代言人聲稱的那樣，「堅守科學的強硬要求」。
精確並不是方法選擇的唯一標準；誠然，精確不應當像經常發生的那樣，被與「經驗的」或「真實的」混為一談。我們在研究與切身相關的問題時，應當儘可能精確。但不存在任何方法憑其本身就應當被用來限定我們要著手研究什麼問題，哪怕我這麼說的唯一理由就在於，那些最耐人尋味、最棘手的有關方法的議題，常常起於既定技術無法應用之處。
如果當切實的問題從歷史中浮現出來時，我們能對其有所感受，那麼有關何為真實和重要意義的追問也就往往不言而喻了：我們應當儘可能細緻而精確地研究這類問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社會科學領域裡的重要研究通常都是精心闡發的假設，在關鍵論點上憑藉更翔實的資訊詳加論述。事實上，要應對那些被廣泛認可為重要的話題和主題，並無他法，至少迄今尚未出現。
我們的研究必須關注重要的問題，或者更常見的講法是，要關注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這樣的要求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對什麼而言具有重要意義？行文至此，必須指出，我的意思並不只是說，它們必須具備政治上、實踐上或道德上的含義，無論這類術語可能被賦予什麼樣的意思。我們首先應當表明的意思在於：它們應當與我們有關社會結構的觀念，與這套社會結構中所發生的事情具備真正的相關性。所謂「真正的相關性」，我指的是我們的研究應當與這類觀念具備邏輯上的關聯，而所謂「邏輯上的關聯」，我說的是在我們研究的設問階段和說明階段，在更為寬泛的闡發與更具細節性的資訊之間，應當有公開而清晰的相互融貫。關於「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含義，我稍後會來談。與此同時，顯而易見的是，像抽象經驗主義這樣謹慎和刻板的一種經驗主義，卻在探究中清除了我們時代重大的社會問題和人性話題。所以，想要理解這些問題、探索這些議題的人，就會轉向其他闡述信念的方式以獲得啟蒙。
五
在對於許多問題的研究中，與哲學截然有別的經驗主義的特定方法顯然是方便合用的。我也看不出任何人能夠合乎情理地反對這樣來使用這些方法。當然，通過適當的抽象，我們能夠精確地談論任何事情。沒有什麼東西本質上是排斥測量的。
如果你所研究的那些問題很適宜於統計程式，那就應當堅持嘗試使用。比如，要摸索一套有關精英的理論，我們需要知道一群將軍的社會出身，自然會努力找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比例。如果我們需要了解白領人群的實際收入從1900年以來上漲或下降的程度，就會做個按行業區分的收入的時間序列，並以某種價格指數作為控制。不過，一旦一般化，誰都不需要接受這樣的程式作為唯一可用的程式。當然，也沒有人需要接受這個模式作為總體上的典範。這並不是唯一的一種經驗方式。
我們應當依照對於整體的不那麼精確的看法，選擇特定的、細碎的特性，進行深入而精確的研究，以便解決與結構性整體相關的問題。這種選擇的做出依據的是我們的問題的要求，而不是遵照某種認識論教條得出的「必要性」。
我並不假定什麼人有權利反對就微小問題進行細節性研究。這類研究所要求的區域性聚焦或許屬於可敬的對於精確與確定的追求，可能也算學術分工的一部分，同樣屬於任何人都不該反對的專業化的一部分。但我們當然也有權問一句：如果這些研究屬於某種分工，而作為整體的勞動構成了社會科學事業，那麼這些研究所屬的整體中其他分工在哪裡？將諸如此類的研究納入某個更大圖景的那個「分工」又在哪裡？
應當指出，幾乎所有研究風格的踐行者都往往使用類似的口號。今天每個點算屋外附屬設施的人都非常清楚自己這麼做在概念上的含義；而每個詳盡闡發區分特性的人也都對「經驗驗證範式」一清二楚。人們普遍認識到，任何系統性的理解嘗試，都涉及吸收與吸收之間的某種相互輪替，也就是說，應當用概念和觀念來指導事實調查，而細節性調查又應當被用來核查及重塑觀念。
在方法論的約束之下，人們束手束腳，與其說被困於經驗吸收，不如說囿於本質上屬於認識論層面的方法問題。其中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一些的人，並不很熟悉認識論，有鑑於此，他們往往會對支配他們的那套典範抱持相當教條的態度。
而在對「概念」的盲目崇拜之下，人們則被困於相當高的概括層次上，後者通常具有句法性質，人們因此無法觸及事實。在社會科學的操作過程中，這兩種趨向或學派在本該消停的地方依然存在並且十分興盛。但我不妨直言，本該消停不做討論的地方，卻被這兩方搞成了通向徒勞無獲的入口。
從學術上來看，這些學派代表著放棄經典社會科學。而承載它們的放棄的載體，卻是矯揉造作、過度精細地闡發「方法」和「理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它們都缺乏與實質問題的牢固關聯。如果各種教義和方法的盛衰起落完全出於彼此之間的某種純粹學術性的競爭，那麼宏大理論和抽象經驗主義就都不會獲得它們享有的如許優勢地位了。宏大理論將只是哲學家當中的一股次要趨勢，或許只是年輕學人需要通讀的東西；而抽象經驗主義將會是科學哲學家當中的一種理論，同時是社會研究的幾種方法裡面一種有用的附屬。
假如別無他物，只有這兩種東西高高在上，比肩而立，我們的境況就實在是很慘。不妨把作為實踐的它們理解為確保我們對人和社會不會了解太多，前者靠的是講究形式但云山霧罩的隱晦艱澀，而後者靠的則是講究形式但空洞無物的天真精巧。
霍勒裡思是美國發明家，在人口普查實踐中感受到製表自動化的需求，併發明瞭記錄統計資料的裝置，即在卡片上用穿孔位置進行數字編碼，並用電學方法判讀和分檢穿孔卡片。他成立的製表格機公司後來通過合併發展成了國際商業機器公司。——譯註
鑑於下文將分析具體概念界定，為方便起見，我們也把「publicopinion」拆分為「輿」和「論」，對應譯為「公共意見」，「公共」有時也變成名詞形式的「公眾」。——譯註
bernardberelson,「thestudyofpublicopinion」,inthestateofthesocialsciences,editedbyleonardd.white,chicago,illinoi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6，p.299.
bernardberelson,「thestudyofpublicopinion」,inthestateofthesocialsciences,editedbyleonardd.white,chicago,illinoi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6，pp.304-305.
下文所舉乃手頭現成例項。喬治·a.倫德伯格在討論各種哲學議題，尤其是「心智」現象的性質，以及他這方面的觀點對於認識論問題的意義時如此寫道：「由於‘學派’的定義不好確定，更具體地說，由於‘實證主義’這個詞在許多人腦子裡會產生許多奇怪的聯想，我始終更願意把自己的立場概括為自然科學的立場，而不是試圖歸於傳統哲學那些約定俗成的學派中的哪一個，實證主義就是其中一個，至少從孔德開始是這樣。」他同時稱：「我覺得多德與我都和其他所有自然科學家一樣，確實是基於一定的預設：經驗科學的素材在於以人類感覺為媒介而獲得的符號化回應。」他還寫道：「我們與所有自然科學家一樣，會明確反對以下觀念……」見「thenaturalsciencetrendinsociology」，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lxi，no.3，november，1955，pp.191and192.
波利卡普·庫什，美國物理學家，因為精確測定電子磁矩，對量子電動力學做出重大修正，1955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珀西·布里奇曼，美國實驗物理學家，以高溫高壓下的物質研究著稱，1946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在研究過程中自己發明了許多實驗裝置。因對科學概念定義固有的含混不清深有感觸，他在1927年出版的《現代物理學的邏輯》一書中論述了「操作」的哲學思路來接近概念的科學含義。——譯註
參見williams.beck,modernscienceandthenatureoflife,newyork,harcourt,brace，1957.
參見「whatissociology?」，universitetsstudentkontor,skrivemaskinstua,oslo,september，1948。撰寫並宣讀該文的目標人群正為了創立一家研究機構而尋求總體指導。因此，它非常適合我此處的宗旨，簡潔清晰，頗具權威。當然，我們還能找到更為精詳雅緻的陳述，如thelanguageofsocialresearch，editedbylazarsfeldandrosenberg,glencoe,illinois,thefreepress，1955.
「whatissociology?」,universitetsstudentkontor,skrivemaskinstua,oslo,september，1948，pp.4-5.
全書除此處外，基本都使用的是「politicalscience」，但為了行文方便並照顧通譯，還是把「政治科學」譯成了「政治學」。——譯註
「whatissociology?」,universitetsstudentkontor,skrivemaskinstua,oslo,september，1948，p.5.「要對一套材料進行內容分析，本質上就在於依循某些預設的範疇，將文獻的小單元逐一歸類。」見peterh.rossi,「methodsofsocialresearch，1945-55」，insociology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editedbyhansl.zetterberg,paris,france,unesco，1956，p.33.
上文諸段皆引自lazarsfeld,，pp.5-6.
lazarsfeld,，pp.7-8，12-13.
lazarsfeld,，p.17.
lazarsfeld,，p.20.
埃爾邁拉位於美國紐約州，薩格勒布位於歐洲克羅埃西亞。——譯註
「心理主義」指的是試圖從有關個體的性格的事實與理論出發，來說明社會現象。從歷史上看，心理主義作為一種學說，其基礎在於從形而上學的層面上，明確否認社會結構的實在性。另一些時候，倡導這種學說的人可能會提出一種結構觀，就給出的說明而言，將結構化減為一套情境。而在更一般性的意義上，與我們對於社會科學現行研究政策的關注有更直接關聯的是，心理主義的理據在於，如果我們研究一系列的個體及其所處情境，研究的結果能以某種方式加總為有關社會結構的知識。
必須順帶指出：這些堆砌事實的研究之所以徒具形式，單薄貧乏，甚至空洞無物，原因之一就在於，研究中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來自負責研究的人的直接觀察。所謂「經驗事實」，就是科層機構指導下組織的一群通常只受過半吊子訓練的人蒐集的事實。人們已經忘記了社會觀察要求高超的訓練和敏銳的感受，而發現往往就出現在具備想象力的心智融入社會現實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