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滯後的角度來陳述問題，等於在掩飾評價，但更重要的問題在於：自由主義實用派更容易採用哪些型別的評價？整體而言的「制度」滯後於整體而言的「科技」，這是個非常流行的觀點。它對「科學」，對循序進步的變遷，抱持積極正面的評價。簡言之，這是啟蒙運動在自由主義角度上的延續，它滿懷理性主義；對於自然科學抱持彌賽亞性質的、如今在政治上看來天真幼稚的崇拜，不僅把自然科學看作思考的典範，而且視之為行動的榜樣，還將其尊奉為進步的時間觀。把這種進步觀帶進美國的院校的，是曾經風行的蘇格蘭道德哲學。從南北戰爭結束後，直到僅僅約莫一代人之前，從某種程度上說，構成美國城市中產階級的還是生意日益擴張中的人，他們不僅掌握了生產工具，還獲得了政治權力，也贏取了社會聲望。老一代社會學家中，許多學院人士要麼來自這些上升階層，要麼積極與之融合。而他們的學生，也就是他們思想的受眾，則是這類階層的產物。屢屢有人指出，有關進步的觀念通常適合那些正在收入和位置的層級上節節攀升的人們。
那些運用文化滯後觀念的人，一般不會考察某些利益群體和決策者的位置，而他們可能正是造成一個社會的不同領域「變遷速率」各不相同的背後因素。你也可以說，就文化各部分可能運動的變遷速率而言，往往倒是技術在「滯後」。30年代的情況肯定就是這樣，時至今日，在家用技術和人員交通之類的領域，情況依然大抵如此。
與許多社會學家對於「滯後」的用法相反，索爾斯坦·凡勃倫的用語是「滯後、裂縫和摩擦」，並由此通向有關「工業與商業之對比」的結構性分析。他問道：「滯後」在什麼地方產生了不適？他試圖揭示商人們是如何恪守企業規範而行事，培養起消極無為的習性，從而導致有效地侵害了生產和生產力。他還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利潤創造在私有制體系內的作用，但並不特別關心「去工匠化的結果」。不過，重要的是他揭示了「滯後」的結構機制。但許多社會科學家在使用「文化滯後」這個觀念時，洗白了它的政治意涵，從而也喪失了任何具體的、結構性的附著。他們將這個觀念給一般化了，以求用於一切，但始終是散碎凌亂的。
四
要探究實踐中的問題，勢必會做出評價。被自由主義實用派當成「問題」的，往往屬於以下情況：偏離中產階級和小城鎮習慣的生活方式；不遵從追求穩定和秩序的鄉村原則；與「文化滯後」的樂觀主義進步觀口號不合拍；不切合適當的「社會進步」。不過，「調適」及其對立面「失調」的觀念也從許多方面揭示了自由主義實用取向的關鍵所在。
這個觀念往往很空洞，沒什麼具體內容；但一般來說，它的內容其實就是宣傳要遵從理念上與小城鎮中產階級相維繫的那些規範與特性。但「適應」這個術語所蘊含的生物學比喻卻遮掩了這些社會道德內涵。事實上，與這個術語相伴而來的，是「存在」和「維存」這類在社會維度上殊無意義的術語。「調適」這一「概念」藉助生物學比喻，變得形式化、普遍化。但這個術語的實際運用卻往往表明，用者接受了所處小共同體情境的那些目的和手段。許多論者建議使用據信比其他選擇較少引起干擾的技術，以求實現既定目標。但他們通常並不會考慮，如果不對作為整體的制度框架做些調整，那些困於不利情境的特定群體或個體是否有可能實現這些目標。
調適的觀念似乎可以徑直用於這樣一種社會舞臺，臺上一方面有「社會」，另一方面有「個體移民」。然後移民必須針對社會做出「調適」。「移民問題」很早就屬於社會學家的關注核心，用來陳述這個問題的那些觀念也很可能融入梳理一切「問題」的一般模型。
如果細緻考察有關失調的具體描述，我們不難推出，都是什麼型別的人會被評判為已經實現了理想意義上的「調適」：
對於上一代的社會學家，乃至整體上的自由主義實用派而言，理想的人就是「社會化了的」人。這種理念往往意味著他在倫理上是「自私」的對立面。作為社會化的人，他考慮著別人並友善待之。他不會兀自冥想或悶悶不樂，相反，他頗為外向，渴望「參與」所在共同體的日常活動，幫助這個共同體以可調適的勻整節奏「進步」。他參加許多共同體組織，並以它們為歸屬和目標。就算不是一個毫無保留的「成員」，他肯定也十分積極。他樂於遵從傳統道德，順應傳統動機。他還樂於參與可敬制度的不斷進步。他的父母從未離婚，他的家庭從未遭受無情破裂。他是「成功的」，至少是低調的成功，因為他滿懷抱負卻保持低調。可他不會琢磨太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以免自己變成「空想家」。作為一名正經妥當的小人物，他並不奢望發大財。他的有些品質過於尋常，乃至於我們無法說出箇中的意味。但他也有些品質頗為特別，我們由此可知，這個人身處局地情境，已經求得調適，他的品質符合某些人所期待的規範，這些人一般是住在美國小城鎮裡的中產階級，眼界侷促，獨立自處，亦步亦趨地活出新教徒的理念。
我倒是樂意接受這種令人安逸的自由主義實用取向的小世界，它想必存在於某個地方，否則也一定會被創造出來。而就創造它來講，似乎沒有什麼人群在理念上比上一代美國社會學家的尋常成員更合適，也沒有什麼觀念比自由主義實用取向更有助於這項任務。
五
過去數十年來，除了舊有的實用取向，又冒出來新的一種，事實上，是好幾種新型別。自由主義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再是一種改良思潮，而是福利國家中對於各項社會服務的管理。社會學已經喪失了它的改良動力，愈益偏重於支離破碎的問題，趨向於零散的因果關係，從而轉向保守主義，為企業、軍隊和國家所用。隨著這類科層機構日益主宰了經濟、政治和軍事諸秩序，「實用的」意思也發生了轉換。人們認為，只有服務於這些大制度大機構的宗旨才能稱得上「實用的」宗旨。
或許我們能夠用「工廠人際關係」學派來便捷地示例新型的非自由主義實用取向。如果我們看看這種風格的「文獻」中指涉管理者和工人的所有用語，就會發現，談論管理者時，基本都是沿循「聰明—不聰明」「合理—不合理」「有見識—沒見識」這樣的路數，而提到工人時，基本都是沿循「快活—不快活」「有效率—沒效率」「士氣高—士氣低」這樣的路數。
這些學者提出的建議，無論是直截了當還是間接默含，大多可以精確概括為如下簡單公式：要讓工人快活、高效、合作，我們只需要讓管理者聰明、合理、有見識。這就是有關工廠人際關係的政治公式嗎？如果不是，那還包括什麼？如果是，結合實際地講，這個公式難道不是把工廠關係的有關問題給「心理學化」了嗎？它所依賴的基礎，難道不就是有關各種利益之間的自然和諧的古典公式嗎？只是現在這些公式令人遺憾地摻雜了人際關係的脆弱性，體現為管理者的不聰明，工人的不快活、不理性。基於這些研究而概括出的建議，能在多大程度上讓人事管理者通過增進對於僱員的理解，抵消他們針對管理方的非正式團結，放鬆自己自恃權威的做派，放寬對於僱員的操控，以此確保更為寬鬆、順暢、有效的管理？上述種種，在士氣這個「概念」中凸顯無遺。
在現代工廠工作，就是在等級制下工作：這其中有一條權威的脈絡，因此自下觀之，就存在一條服從的脈絡。大量的工作是準例行化的，這意味著為了提高產出，每一位工人的操作都是條塊細分，模式固定。如果我們把工廠結構的等級制性質和大部分工作的準例行化特徵這兩樁事實結合起來，就會清楚看到，現代工廠中的工作包含著紀律：迅速地、相當模式化地服從權威。所以，人際關係專家如此遮遮掩掩地處理的權力因素，其實對於充分理解士氣問題可謂至關重要。
說到底，工廠既是實施工作的場所，也是形成社會關係的場所。有鑑於此，要界定士氣何謂，我們就必須同時考慮客觀標準與主觀標準。從主觀角度上說，士氣似乎意味著願意去做手頭的工作，高高興興去做，甚至享受做的過程。而從客觀角度上講，士氣好像是說工作做得富有效率，以最短的時間、最少的麻煩、最小的開支，完成最多的工作。因此，現代美國工廠中計程車氣必然涉及工人這一方的樂於服從，其結果是工人富有效率地執行手頭工作，而這當然是由管理方來評判。
任何有關「士氣」的觀念要想明晰，都要求闡明用作標準的價值。似乎存在著兩種相關價值，一種是工人的快活或滿足，另一種是他有何等權力決定自己工作生活的程式。如果我們稍稍擴充套件一下思維，就會記起，有一種「士氣」是自我管理的工匠所特有的，他參與決定自己的工作，也樂於這樣做。這是亞當·斯密和傑斐遜式的未被異化的人，或惠特曼筆下「自然生長的人」。我們還會想起，由於引入了大規模等級制的工作組織，要設想這樣一種人所需要的全部預設都已經變得十分荒謬。事實上，單單引入這一項因素，就可以基於頗為嚴格的邏輯，從經典自由主義中演繹出經典社會主義。如此一來，從所謂「工人控制」的經典觀念中，就可以構想出第二類「士氣」，事實上這類士氣也已經構想出來了。而想象這種形式時，針對的就是處在大規模集體工作的客觀條件下未被異化的人。
與人際關係專家眼中的這兩類「士氣」相反的是無權無勢卻還樂呵呵的工人計程車氣。當然，被歸入這一類的人也是五花八門，但關鍵在於，如果不改變權力結構，就不可能有任何集體性的工匠之道或自我指導。「人際關係」專家所構想出計程車氣屬於這樣一些人，他們已經被異化，但服從於被管理的或合慣例的對於「士氣」的期待。「人際關係」專家設定現存的工廠框架不可變異，設定管理者的目標就是所有人的目標，就不會考察現代工廠的權威結構，不會考察工人在裡面扮演的角色。他們對於士氣問題的界定非常狹隘，並通過運用其技術，力求向他們的管理方客戶揭示，該如何在現存的權力框架內提升僱員士氣。他們的努力本身就是操控性的。他們會允許僱員「宣洩減壓」，而不改變他在其中活過自己工作生涯的那個結構。他們業已獲得的「發現」如下：在現代工廠的權威結構內部，存在地位組合；這些地位組合會抵抗權威，發揮作用，保護工人對權威的對抗；因此，管理方要想提高效率，防禦「不合作」趨勢，就不應該試圖拆散這些組合，而應當設法為己所用；承認並研究這些組合，就有可能實現上述任務，以便操控其中涉及的工人，而不是保持一味發號施令的權威做派。換言之，人際關係專家已經延伸了現代社會的整體趨向，即以明智的方式將其合理化，服務於管理精英。
六
新的實用取向帶來了社會科學的新形象，也帶來了社會科學家的新形象。新的機構出現了，包括工業關係中心，大學的研究部門，企業、空軍和政府中的新設研發分支，安置了這種非自由主義的實用取向。它們並不關注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那些飽嘗打擊的人們，如惹是生非的壞小子、有失檢點的爛女人、居無定所的流動工、尚未歸化的移民。恰恰相反，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幻想中，它們都關聯著社會的頂層，尤其是那些通曉事理的工商經理和掌握大筆預算的軍隊將領。社會科學家們和遠超福利機構和縣府農業家政顧問的高層級公私權力結成了專業上的關係，這在其各自的學科發展史上都是頭一遭。
他們自己的定位從學院轉向科層，他們面向的公眾從改良運動轉到決策集團，他們研究的問題從自己的選擇轉為新主顧的要求。學者自己在思想上的叛逆對抗往往趨於和緩，更加迎合行政管理的實用考慮。他們大體接受了體制現狀，傾向於從管理者相信自己面對的那些困擾和議題中梳理出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研究的是不安現狀、缺乏士氣的工人，考察的是「不理解」管理人際關係藝術的管理者。他們還兢兢業業地服務於傳媒廣告業的商企目的。
對於處理「人際關係」的管理技術專家，和給作為權力體制的工商企業提供的新的正當性辯護而言，需求都大大增加了，而新型實用取向就是學院對此趨勢的回應。對於人員和意識形態的這些新需求之所以出現，是因為美國社會里的一些具體變遷，如工會興起成為競奪效忠的核心，以及蕭條期間公眾對於工商業的厭憎；也因為現代企業權力的規模龐大，高度集中；還因為福利國家愈益擴張，得到公眾接受，並加強了對於經濟事務的干預。諸如此類的發展趨勢也都體現在商界高層的轉化中，他們從所謂經濟上講求實用的保守主義，轉向了政治上老於世故的保守主義。
實用保守主義者還帶有烏托邦式資本主義的自由放任意象，從未真正接受工會是政治經濟體制的必要屬性或有用屬性。一俟可能，他們就會敦促解散工會或對工會加以限制。在這裡，就現在，實用保守主義者的公開目標一向是爭取私人獲利的自由。這種直言不諱的觀點依然盛行於許多小型企業圈，尤其是零售商，但在大型企業那裡也是如此。其中最大的幾家企業，如通用汽車公司和美國鋼鐵公司，相較於其他大企業而言，往往更明顯地體現出它們所稱的保守主義的那種「實用取向」。縱觀歷史，實用保守主義有賴於一點：事實上，商人從未覺得需要有什麼新創的或更老於世故的意識形態，他們的意識形態的內容與廣泛流傳、不受質疑的公共觀念的內容可謂水乳交融。
當新的權力核心尚未合法化，尚無能力用既有的權威符號來掩飾自己，卻已逐漸興起時，就需要有新的意識形態來給出正當化辯護。老於世故的保守主義者的特點，就在於用著自由主義的符號，卻是為了保守主義的目的。他們的源起至少可以回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時的工商業正受到專注揭露醜聞的調查人員和一意清除積弊的新聞記者的攻擊。在大蕭條的氛圍之下，加之通過了《華格納法案》，他們再度得到發展。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他們開始佔據支配地位。
與右翼實用主義者的普通成員截然相反，老於世故的保守主義者非常敏銳地捕捉到了贏取利潤所面臨的新的政治條件：在當下的經濟體系裡，強有力的工會與強有力的工商聯盟針鋒相對，共處於不斷膨脹的自由主義國家的管理框架中。他們迅速看出，在這個時代，當工會和政府彼此競奪工人和公民們的忠誠時，就需要有新的符號來為自己的權力提供正當化辯護。
在新型實用取向下，工商業者的關注點通常顯得一目瞭然。但教授們呢？他們的關注點是什麼呢？與工商業代言人不同，他們首要關注的並不在於實用取向的贏利性、管理性或政治性等方面的意義。對他們來說，諸如此類的結果基本只是通向其他目的的手段。我認為，其他目的最終匯聚在他們自己的「生涯」上。誠然，有了新的研究活動、新的諮詢業務，自己的薪酬也可能有些許增長，教授們肯定也會歡迎的。他們不一定滿足於幫助管理者在管理其工廠的時候，掙的錢更多，惹的麻煩更少。他們幫著為既存的工商權力打造更可接受的新型意識形態，自己的權力也不一定會大幅提升。只要他們還是學者，那些學術之外的目標就不一定聚焦在這樣的滿足感上。
工商業和政府總體規模得到擴張，也愈顯科層特徵，企業、政府和工會之間也出現了新的制度關係，這兩點趨勢都促生了新的工作機會。在一定程度上，學者們的參與就是對此做出的回應。這些發展趨勢意味著對專家的需求不斷增長，與此相應，職業生涯不僅在大學內部，也在大學外部開啟了。為了回應這些外部需求，高等學術中心愈益傾向於生產看似不涉足政治的技術專家。
即使那些留在學院中的人，也已經可以選取一種新式的職業生涯，不同於舊式的教授。我們不妨稱之為「新式企業家」的生涯。這類雄心勃勃的顧問，通過確保大學外部的聲望乃至小規模的權力，也能推動其在大學內部的職業生涯。最重要的是，他能夠在校園內設立一所財源可觀的研究與教學機構，將學術共同體帶入與現世人事的鮮活接觸。這群新式企業家置身自己那些更固守書齋的同事中，往往可能成為大學校務的領導者。
我想我們必須承認，美國的學術職業常常不能夠使那些雄心勃勃的人滿足於單純的學術生涯。這門職業的聲望尚不能抵消往往連帶著的經濟上的犧牲。許多學者所得的薪酬以及由此鑄就的生活方式常常頗為悽慘，再加上他們意識到，相比於已經贏得其他領域裡可以獲取的權力與聲望的那些人，自己往往聰明得多，這就更加劇了他們的不滿。在這些悶悶不樂的教授看來，社會科學的管理應用方面的新發展提供了能讓人滿足的機會，這麼說吧，可以不必當上院系老大，去當經理好了。
不過，即使在愈發急切的年青一代裡面，也時不時有證據表明，這些新式的職業生涯能把教授們拖出學院陳規，也完全可以把他們丟進至少同樣令人不快的某種境地。無論如何，這一切令人擔憂，新式學院企業家常常顯得並不清楚自己的新目標究竟是什麼。事實上，就連可以從哪些方面界定成功實現了這些模糊目的，他們也往往顯得心裡沒譜。這不正是導致他們深陷心煩意亂、焦躁不安的心境的根源所在嗎？
美國的學術共同體作為整體，在道德上是對自己已然涉足其間的新型實用取向開放的。無論大學內外，處在學術中心的人們都成了行政管理機器裡的專家。這無疑使他們的關注，使他們原本可能有的政治思考格局趨於狹隘。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們作為一個群體大規模地參與政治，這種事情就算曾有，也是相當罕見的。而轉向技術專家角色的趨勢更加固了他們與政治無涉的姿態，減少了他們的政治涉入，由於棄之不用，他們就連把握政治問題的能力也往往弱化了。你經常會碰到一些新聞記者，相比起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甚至我要遺憾地說，相比起政治學家，他們在政治上都要更為敏感，更有見識。之所以如此，上述趨勢也是原因之一。美國的大學體制就算能提供政治教育，也是非常少見的，它很少教學生如何評估現代社會中整體權力鬥爭的事態。對於共同體中叛逆反抗的這些部分，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很少甚或毫無持久接觸。不存在一家左翼出版社，能讓一位普通的學術從業者在其職業生涯當中，與之結成相互教育的關係。不存在一股運動，能為政治知識分子提供支援，賦予聲望，更不要說給份工作了。而在勞工團體中，學術共同體即使有什麼根基，也是微乎其微的。
凡此種種，意味著美國學者的處境如斯，使其有可能不經過任何意識形態的切換，不揹負任何政治上的愧疚，就欣然承納新型實用取向。因此，要是說什麼人在「出賣自己」，未免既欠妥當，也太天真。要知道，只有當真有什麼東西在出賣的時候，使用這類尖刻的言辭才是恰如其分的。
這兩段引文轉引自barzunandgraff,themodernresearcher，newyork,harcourt,brace，1957，p.217.
比較《商業週刊》上有關經濟學家的報道，見businessweek，2august1958，p.48。
1958年4月12日在美西政治學會上的講演。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september，1957.
參見mills,「theprofessionalideologyofsocialpathologists」,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september，1943.
「社會問題」原本是自由主義實用取向在學院裡的主要落腳點，但就連這個專業方向也已經體現出實用取向的新舊型別的轉換。「社會解組」課程已不再維持原狀。到了1958年，踐行這類價值的人對於自己秉持的價值有了更為成熟的自覺意識。從政治上說，這塊領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整體意識形態，成為福利國家中的關鍵壓力群體和行政輔助中的一員。
有關「梅奧學派」的詳細描述，參見mills,「thecontributionsofsociologytostudiesofindustrialrelations」，inproceedingsoffirstannualmeetingofindustrialrelationsresearchassociation,cleveland,ohio，1948.
當然，也不能就設定，社會科學家在這塊研究領域裡的表現絲毫不比研究工廠人際關係的這個學派高明。正相反，已經有了許多出色的研究作品問世，而更多的研究目前還在進行，如下列學者的作品：查爾斯·e.林德布羅姆、約翰·t.鄧拉普、威廉·福姆、德爾伯特·米勒、v.l.艾倫、西摩·李普塞特、羅斯·斯塔格納、阿瑟·科恩豪澤、威廉·h.懷特、羅伯特·迪賓、阿瑟·m.羅斯……就聊舉數例吧。19世紀社會科學的重大論題之一，就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演進過程中，人們被結構性變遷推動著，陷入缺權少力的境況，同時又在心理維度上變得躁動不安，索求過度。據此可以構想出歷史發展的核心脈絡：隨著理性自覺和知識的擴散，工人們會以新的集體聯合的方式覺醒，擺脫異化，發展成勝利的無產階級計程車氣。卡爾·馬克思有關結構性變遷的討論大多非常正確，只是對於變遷的心理後果，他看走了眼，也不夠充分。在士氣這個觀念中，工廠社會學的理論問題達到了學術上和政治上的極致，同時也成了要去探討異化和士氣的幾種型別的問題，當我們系統地考察權力的結構，考察其對於工人的個體生活具有的意義時，就會碰到這樣的問題。它要求我們考察心理性轉換會在多大程度上相伴結構性轉換而來，兩者各自的起因又何在。正是在這類方向上，蘊含著有關現代人的工作生涯的社會科學的承諾。
「countyagent」，是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聯合聘用，為各縣農民提供農業和家政方面的諮詢指導的人。——譯註
《華格納法案》，正式名稱是《國家勞工關係法案》，為美國在20世紀通過的最重要的勞工立法。來自紐約的參議員、民主黨人羅伯特·華格納提出法案，規定聯邦政府是勞資關係的管理者，也是最終仲裁者。法案設立常設的全國勞工關係局，保護工人組織自己選擇的工會的權利，並鼓勵集體談判，禁止僱主推動建立內部獨立工會和解僱或歧視組織或參加工會的工人。——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