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難怪個體性的理念又出現了爭議：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人的本性是什麼、我們關於人之為人的種種限制與潛能的意象，都成了待決的議題。歷史尚未完成它對於「人性」的限制與意涵的探究。我們並不知道，從「現代」到當代，人的心理轉型究竟有多麼深刻。但我們現在必須以終極的形式發問：所謂「快活的機器人」，是否將在當代人中間越來越多，乃至興盛於世？
當然，我們知道，藉助化學和心理治療的手段，藉助持續的強迫，藉助受控的環境，可以把人變成一個機器人，即使壓力無章可循，環境變化沒有計劃，也能有這樣的效果。可是，能把人塑造成想要變成一個心甘情願的快活的機器人嗎？處在這種境況下他還能快樂嗎？這種快樂的性質和意義又是什麼呢？我們不再能單純設定，作為關於人性的一種形而上學，其認為人之為人，內心深處蘊藏著的是渴求自由的衝動、求取理智的意志。現在我們必須追問：在人性當中，在今日之人的境況中，在種種社會結構當中，都有哪些東西促成了快活的機器人的興盛？又有哪些因素在反制？
異化的人的出現及其背後隱含的所有主題，現在都影響到我們全部的嚴肅思想生活，導致了我們當前的思想不適。這是當代人的境況的重大主題，是所有堪當其名的研究的重大主題。據我所知，在經典傳統中沒有別的任何觀念、任何主題、任何問題能如此深刻，也如此深入地涉及當代社會科學可能的疏失。
卡爾·馬克思在其早期有關「異化」的著述中十分出色地捕捉到的就是這個主題；格奧爾格·齊美爾在其堪當盛名的討論「大都市」的文章中首要關注的也是這個主題；格雷厄姆·瓦爾拉斯在有關「偉大社會」的研究中意識到的還是這個主題。弗洛姆的「機械人」概念也隱含著這個主題。許多更為晚近的對於「身份與契約」「共同體與社會」之類經典社會學觀念的運用也暗含著對這類人將日益佔據上風的憂懼。而像里斯曼的「他人引導的」、懷特的「社會倫理」這樣的觀念，其深層意涵也正在於此。當然，還有更廣為人知的例子，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的核心意涵，就是這類人的勝利——如果可以叫作勝利的話。
如果從積極的方面——一個如今已讓人頗為懷戀的方面來看，弗洛伊德的「本我」、馬克思的「自由」、喬治·米德的「主我」、卡倫·霍妮的「自發性」等觀念的更寬泛的意涵，就在於用這類觀念來對抗異化的人的勝利。他們試圖在作為人存在的人身上找到某個核心，這個核心能讓他們相信，這樣的人歸根到底是不會被塑造成這種與自然、社會、自我都產生異化的生物的，最終也不可能變成這樣的生物。當人們籲求「共同體」，就是嘗試判定在什麼樣的條件下，能夠消除出現這類人的可能性，因為有許多人文主義思想家開始相信，許多精神病專家的治療實踐本身就製造了這種異化的、自我合理化的人，所以拒絕接受這類調適性努力。但我認為，這樣的嘗試屬於誤入歧途。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更不用說在那些嚴肅而敏銳的研究人的學者對傳統和當下的憂慮和思考背後，其實是一樁簡單但舉足輕重的事實：異化的人正是西方對於自由人的意象的對立面。這種人、這種快活的機器人興盛於世的那個社會，正是自由社會的對立面，或者，用這個詞的字面直白意思來說，是民主社會的對立面。這種人的到來，使自由成為困擾，成為議題，同時我們也期望，它會成為社會科學家所面對的問題。它成為個體面臨的困擾，但其中包含哪些角度和價值，個體並不能清楚意識到，因此個體為此深感不安。這樣的困擾就叫作「異化」。它也成為公眾所面臨的議題，而其中包含哪些角度和價值，公眾大體上抱持漠然。這正是民主社會面臨的議題，現有的事實如此，人們的渴求亦如是。
這樣的議題、這樣的困擾，現在還沒能得到廣泛的認識，所以事實上還不是作為明確的困擾和議題而存在。但也正因為如此，體現著這些議題和困擾的不安和漠然，意義才會如此深切，效果才會這般深遠。這是今日自由就其政治背景而言所面臨問題的主要部分，也是梳理自由問題向當代社會科學家提出的思想挑戰的主要內容。
要說自由與理智的價值支撐著困擾的缺失，支撐著不適與異化的不安情緒，並不只是自相矛盾。無獨有偶，最典型地導致對於自由與理智的現代威脅的議題，首先就是缺乏明確的議題，也就是說，不是導向明確界定的議題，而是導向漠然。
這些議題和困擾之所以未能得到闡明，是因為闡明它們所必需的人的那些能力和品質，首先就是遭到威脅、趨於衰微的自由和理智。而本書一直批評的那些型別的社會科學也都沒能把這些困擾和議題作為問題認真加以梳理。但在相當程度上，經典社會科學的承諾正在於它們將會受到如此對待。
四
理智與自由面臨諸般危機，引發了這些困擾和議題，當然不能把它們梳理成一個宏大的問題。但以微觀視角把它們各自處理成一系列小範圍議題，或是侷限在各自散佈的情境中的一系列困擾，同樣無法應對這些困擾和議題，更不用說予以解決了。這些都屬於結構性問題，要說清楚它們，就要求我們從人生歷程和時代歷史這兩個經典角度來進行研究。只有基於這樣的角度，才能追溯引發當今這些價值的結構與情境之間的關聯，也才能展開因果分析。個體性的危機，塑造歷史的危機，理智在自由個體生活中的角色和在塑造歷史過程中的角色——社會科學的承諾，正在於重述並闡明上述問題。
社會科學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承諾，就在於自由和理智將始終是受到珍視的價值，人們還將嚴肅認真、持之以恆並富有想象力地運用它們來梳理問題。但這也是寬泛所稱的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承諾。在社會科學裡，我們這個時代的政治危機和思想危機交匯一處：其中一個領域裡的嚴肅研究也就等於在另一個領域裡的工作。經典自由主義和經典社會主義這兩股政治傳統加在一起，也就窮盡了我們主要的政治傳統。而這兩股傳統作為意識形態趨於崩潰，也必然是與自由個體性的衰微、理智在世間人事中的消退有關。在當代，要從政治角度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宗旨做出任何重述，都必須包含下面這種特別的社會觀並賦予其核心地位：在這樣的社會里，所有的人都將成為具備實質理性的人，他們獨立的理性思考將對其所處社會，對這個社會的歷史，也因此對他們自己的生活命運產生結構性的後果。
社會科學家之所以對社會結構感興趣，與任何認為未來在結構角度上已經確定的觀點都沒有關係。我們研究人們決策所受的結構性限制，試圖找到行之有效的介入點，以便搞清楚，如果要擴大明確決策在塑造歷史的過程中的作用，在結構角度上可以改變什麼，必須改變什麼。我們之所以對歷史感興趣，與任何認為未來不可避免、未來受過去限制的觀點都沒有關係。人都是生活在過去的某些型別的社會里，但這並不會給他們在未來可能創造的社會型別設定精確或絕對的限制。我們研究歷史，是為了捕捉一些替代選擇，讓人的理性與自由現在可以在其中塑造歷史。簡言之，我們之所以研究歷史上的社會結構，是為了在其中找到一些方式，實際或者能夠包容並控制這些社會結構。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逐漸瞭解人的自由的限制與意涵。
自由並非單純的有機會任性而為，也不是單純的有機會在一系列替代方案中做出選擇。自由首先是有機會梳理出可以利用的選擇，並加以探討權衡；接下來才是有機會做出選擇。正因為如此，如果人的理性在世間人事中的作用不能擴大，自由也就無法存在。在一個個體的人生歷程中，在一個社會的歷史中，理性所承擔的社會任務就在於梳理出各種選擇，擴大人的決策在塑造歷史過程中的作用範圍。世間人事的未來如何，並不只是一系列可以預測的變項。未來有待人類的決定，儘管這無疑受限於歷史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在我們的時代，這些限制其實顯得非常寬鬆。
除此之外，自由的問題等於求問：有關世間人事的未來的決策如何做出，由誰做出。從組織角度看，這個問題關乎公平的決策機制。從道德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關乎政治責任。從思想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關乎世間人事如今看來有哪些未來走向。但是，今日之自由問題還有更為寬廣的面向，它不僅關注歷史的本質，關注明確的決策影響歷史程式的結構性機會，而且關注人的本質，關注自由的價值無法以「基本人性」為基礎這一事實。自由的終極問題就是快活的機器人的問題；它之所以在今天以這種形式出現，是因為我們今天都明確認識到，也許，並非人人都發乎自然地想要自由，並非所有人都願意盡全力或能夠盡全力獲取自由所必需的理性。
那麼，在哪些條件下，人們會開始想要自由並且有能力自由行事呢？在哪些條件下，他們會願意並且能夠承受自由的確會施加的負擔，並視之為快樂承受的自我轉化，而不是負擔呢？反過來，人們能被塑造成為想要成為的快活的機器人嗎？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是否必須面對如下可能性：人的心智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可能會在質量上和文化層次上愈益下降，卻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一點，因為技術上的新巧玩意兒不斷累積，吞噬一切？這難道不意味著所謂沒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著人的異化？不意味著理性在世間人事中缺乏任何自由的角色？新巧玩意兒的累積掩蓋了這些意味：使用這些裝置的人並不理解它們，而創造出它們的那些人對除此之外的東西也是所知甚少。因此，可以大體確定，我們不能以技術上的豐足作為指標，來衡量人的素質和文化進步。
要梳理任何問題，都要求我們說清楚將涉及哪些價值，這些價值又會遭到怎樣的威脅。這是因為，正是這些對備受珍視的價值——如自由和理性這樣的價值——所構成的顯著威脅，才是社會探究的一切重要問題所必須具備的道德要旨，也是一切公共議題和私人困擾的道德要旨。
「文藝復興風格的人」的理念的所有蘊意，貼切地體現了個體性這一文化問題中涉及的價值。而對於這一理念的威脅，就是「快活的機器人」在我們當中愈益佔據上風。
人類塑造歷史這一普羅米修斯式的理念，體現出歷史塑造這一政治問題中涉及的價值。對於這一理念的威脅是雙重的：一方面，歷史塑造過程很可能是放任自流的，人們可以繼續放棄自願去塑造的努力，如此便只是隨波逐流；另一方面，歷史也確實是可以被塑造出來的，但只是出自狹小的精英圈子之手，而對於那些必須努力從他們的決策和疏失的後果中生存下來的人，他們卻不承擔實質性的責任。
我並不知道如何回答我們時代在政治上不負責任的問題，或是「快活的機器人」這一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問題。但是，人們必須至少敢於直面這些問題，否則將找不到任何答案，這一點難道還不清楚嗎？相比於其他人，最應該直面這些問題的就是富裕社會里的社會科學家，這一點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現在並沒有這麼做。可以肯定，這是我們時代的特權人士所犯下的最大的人為疏失。
參見mannheim,manandsociety,newyork,harcourt,brace，1940，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