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錢程，」肖海洋說，「錢程的基本資訊在被捕的時候就登記過，確認屍體身份當然也要經過法醫屍檢，中途換人肯定早就東窗事發了。而且朱鳳也說，殺她丈夫的兇手仍然逍遙法外，她不承認死在精神病院裡的是殺餘斌的真兇——這說明什麼問題？」
費渡：「如果以上推測是對的，錢程應該不是‘朗誦者’殺的，因為他是無辜的。」
「你覺得朗誦者不殺無辜的人？」駱聞舟神色有些陰沉，「那陳振、馮斌，還有小……」
「不，」費渡打斷他，「朗誦者不會用這種帶有儀式性色彩的手法殺無辜的人。」
他說著，站了起來，走到與客廳連做一體的陽臺上。遠處響起零星的鞭炮聲，今年市區管得不嚴，不少人提前偷偷放炮，把才透亮了沒幾天的天空又放得煙霧繚繞起來。
「我現在大概可以給朗誦者做一個簡單的心理畫像。」
費渡略微閉上眼，多年前那個彷彿幽靈一樣出現在費承宇地下室裡的男人在他的記憶深處露出詭秘的笑容，他身材高大，眼窩很深，眼睛裡是濃重而化不開的陰影，又折射出近乎刺眼的光……尖銳、冰冷，又彷彿是仇恨。
「‘朗誦者’是一個曾經的受害人們組成的互助組織，長時間得不到正確紓解的創傷會傷害人的信任感，有時會伴有過度警覺、攻擊性強的症狀，會改變一個人的人格，使自己異化、孤僻，與社會上其他人的隔閡感不斷增加，只有面對同等遭遇的人群時，才能產生歸屬感——這是互助組織之所以有益的原因。」
「但正常的互助組織，是讓受創傷者在一個相對舒適、有歸屬感的環境裡，由專業人士引導，在彼此正向反饋中疏導壓力，接受事實，慢慢走出小圈子，回到正常的生活裡，而不是讓他們互相沉浸於對方的負面反饋，加重和外界的隔閡，最後發展成一個封閉、孤立、抹殺了獨立意識的小團體。」
「關於群體性心理研究的文獻很多，著名的巴黎九月慘案、盧安達大屠殺都是典型案例，而‘朗誦者’的發起人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他成功地構建了這樣一個團體——他們認為自己是被迫害的、正義的，創傷性的過度警覺被不斷加強，最初對於加害者的仇恨，會像一碗加滿的水，溢位後，擴散到外界所有人身上——他們感覺到的不公平，都是社會的錯，是這個社會上每一個人的錯，至於本該主持正義的警察，更是瀆職無能，罪無可恕。」
「最後小團體以外的人被物化，可以輕易成為復仇的工具，即使傷及無辜，也被視作是復仇和正義之路上必要的犧牲，」費渡的目光掃向所有隱含憤怒的刑警，「但是‘復仇工具’和‘復仇物件’是不一樣的，為了增加團體的凝聚力，他們必然存在一定的信仰，培養這種信仰則需要儀式感——例如對犯罪者‘以牙還牙’，死於他犯下的罪行。」
「你的意思是，朗誦者的發起人範思遠，從他在第一次畫冊計劃時殺第一個人開始，就設計了這個團體。」駱聞舟問，「殺人是他計劃的一部分，不是什麼‘凝視深淵’式的走火入魔。」
「不是，」費渡說，「這個團體構造穩定，成員精簡，凝聚性強，非常忠誠，是範思遠有意識地設計培養出來的，他最早當‘義務警察’，謀殺沒有得到懲罰的嫌疑人，並不是出於義憤，如果範思遠早接觸過朱鳳，應該意識到了精神病院裡關著的那個人不是真兇，殺他是沒有意義的。」
「朱鳳闖進精神病院的時間和錢程最終被殺的時間很接近，」駱聞舟沉吟片刻，說，「有沒有可能是這樣，真兇聽見朱鳳的控訴，意識到自己換人的事並沒有那麼□□無縫，正好當時畫冊計劃出事，所以他把這件案子渾水摸魚進去——給人一種無意識的印象，錢程是被報復的物件，所以他就是真兇，後來的人們會先入為主，不會再仔細追究。」
肖海洋倏地跳了起來：「所以朱鳳丈夫餘斌的謀殺案，是當年市局的內鬼安排的！」
駱聞舟：「去查餘斌生前和人們人接觸過，學校、教過的學生，去過哪。」
肖海洋一躍而起。
這時，另一個刑警問：「駱隊，當年的內鬼是不是有懷疑物件了？我們要不要去盯著？」
駱聞舟還沒來得及說話，費渡卻看了一眼表。
「暫時不用，」費渡說，「時間差不多了，有人會去的。」
負責費渡的調查員送走人以後，人不住回去仔細翻看費渡的監控記錄——時間很長，好幾個小時和不同人閒聊，資訊龐雜無序，他先是找到了和潘雲騰有關的，從頭到尾順了一遍，果然如費渡所說，都是學生們莫名其妙的打聽和問候，沒什麼有價值的東西。調查員有些失望，正打算放棄，卻隱約覺得有什麼地方讓他如鯁在喉。
再一次從頭到尾梳理資訊的時候，他忽然注意到了什麼，按下暫停回放。
螢幕上，費渡臉上閃過一絲有些微妙的神色，隨後好像故作鎮定似的發語音資訊：「沒聽說，能有什麼事？」
調查員愣了愣，隨即他把費渡和這個「哲學家」的對話從頭到尾重新放了一遍，然後叫來了技術人員——費渡沒插耳機，聽語音資訊的時候也沒把聽筒緊貼在耳朵上，竊聽器裡直接都能聽見手機聽筒裡隱約的男聲，通過技術手段放大後，「哲學家」發過來的語音資訊十分清楚。
「張婷」的關鍵詞讓調查員一激靈。
與此同時，悄然回到周家老宅的周懷瑾畢竟是周家僅存的繼承人，效率很高，已經拿到了三十八年前、周雅厚曾經助理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