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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為什麼悟道的是王陽明(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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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一道聖旨到了王陽明眼前:廷杖四十,下錦衣衛獄。

王陽明年輕時雖然練過中國傳統武術,而且能蹦過一丈寬的懸崖,更修習過道家導引術,可他天生體質就弱,更沒有練過硬氣功,所以,他無法「笑納」招呼到屁股上的四十軍棍。他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直到被抬到錦衣衛大牢時,他才悠悠醒轉,眼前已換了世界。

這個世界,他在幾年前任職刑部時見過,暗無天日,臭氣熏天,儼然地獄。不過當年他在過道里看,現在他在囚籠裡看,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情景就完全不一樣。他有種異樣的感覺:在這幽暗潮溼的囚牢中,他自少年時代就埋藏在心中的一切理想都消失不見了。他的心不是空的,而是像裝滿了渾水的罐子。

關於王陽明在錦衣衛大牢的具體情景,沒有旁證,我們只能通過他的詩歌來還原他在監獄中的生活。據他的詩歌說,他剛進大牢時,由於屁股創傷和心理壓力,整夜整夜地失眠。從一個養尊處優的公子哥一下跌到人間最黑暗的錦衣衛大牢,就是元始天尊和佛祖,心理也會起變化。當他勉強能直立行走後,他就在牢裡來回地踱步。回憶起前半生時,他不禁潸然淚下。他好像沒有回憶他的那些理想,人的理想和站立的位置有關,一個身陷囹圄的囚犯不可能去想建功立業。王陽明也沒有想自己怎麼會淪落到這個境地,也許他在寫那封奏疏時就預料到會有今天。如今,他漫不經心地觀察今天的處境,牢房裡沒有四季的更替,只有刺骨的寒冬。牢房裡的光線慘淡,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牢房裡的飯菜幾乎比豬食還難吃。

後來,他終於認清了現實,自己在這個地方會待很久。據他估算,離他去另一個世界的時間也還有很久,這段時間,他怎麼來打發,應該是他首先思考的問題。他把時間用在了《周易》上。《周易》是周文王在監獄裡寫的一本卦書,道家說它裡面暗藏人生玄機,讀透它就能趨吉避凶,儒家卻說他是君子的修身寶典。王陽明讀《周易》,也想讀出點天機來。不過讀著讀著,他就想到了自己在家鄉的陽明洞。在那裡,他曾翻過佛經,練過導引術,清風吹進洞裡時沁人心脾。

出乎王陽明意料的是,1507年春天,他的牢獄生涯居然結束了。但舊的厄運結束標誌著新的不幸到來:他被貶到貴州龍場驛站擔任站長。但凡有點地理常識,就知道那不是人待的地方。不過王陽明卻很開心,他出獄時還曾勉勵他的獄友,要保持君子風範,不可拋棄聖賢之書。

人生一切所謂的苦難,都是比較而言。和錦衣衛大牢相比,山遙水遠的貴州龍場就不值一提。這至少是王陽明當時的想法,可他的朋友們卻面色大變。

湛若水費了好大勁,才在大明帝國疆域圖的最南方找到了一個叫龍場驛站的地方。他沮喪地對王陽明說:「此地非人類所能居住,你這一去恐怕……」

王陽明心裡有數,但卻安慰湛若水:「我大明帝國既然在那裡有驛站,就說明有人。別人能在那裡生活,為什麼我不能?錦衣衛大牢是什麼地方,我這不也出來了嗎?」

他話鋒一轉:「我唯一擔心的是當今天下,聖學不明,讀書人只講口耳之學,不談身心之學,我希望你能把身心之學發揚下去。」

湛若水很愧疚,一個生死未卜的人還時刻不忘身心之學,他這個在波平浪靜中生活的人沒有任何資格頹喪。況且,他對王陽明也有很深的瞭解,王陽明大半生無論是對理想還有生活從未絕望過,只要他能發揮主觀能動性,應該不會發生什麼事。

看上去,王陽明應該沒什麼事。

可生活自有它自己的準則,凡是你能預料的事大都不會發生;凡是你沒有預料到的,毫無意外地肯定會發生。

釋厄路

王陽明在離開北京之前,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脫漫言心。」這說明他一離開錦衣衛大牢,心裡的宏圖大志就復活了。另外,他並沒把到惡劣的龍場去生活看成是什麼了不起的障礙。他是個有抱負的人,抱負是一個人活出價值的發動機。至少在他離開北京時,他是這樣想的。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在面對險惡環境時,這臺發動機也會熄火。

王陽明從北京去貴州龍場的第一站是老家浙江餘姚。由於牢獄之災,他的祖母和家人一見到他,就說他蒼老了很多,並對他去貴州龍場表示出擔心。王陽明以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勸慰他們說:「那個地方雖然少有人行,卻是山清水秀。你們也知道,我從小就喜歡山水,所以那個地方在你們看來是地獄,對我而言卻是天堂。」當他的家人心緒平靜後,他離開餘姚到了杭州,住在他曾經成功勸退那個靜坐和尚的勝果寺中。王陽明並非重新皈依了佛教,而是為了養病。四十軍棍帶給他的生理創傷還在,天氣稍有變化,他的屁股就會出現陣痛,以至於不能安心靜坐。更糟的是他的肺病又復發了。所以王陽明必須要把身體休養好,才有能量繼續趕路。

可惜,他這點小心願都沒有達成。在杭州休養了幾個月後,劉瑾派了人來。來的人是錦衣衛,任務是殺掉王陽明。

錦衣衛日夜兼程,很快就來到杭州。他們憑著高度靈敏的嗅覺,摸上了勝果寺。王陽明在勝果寺滿坑滿谷的朋友,馬上就有個叫沈玉殷的找到王陽明,對他說:「寺裡今天住進了幾個操北方口音的人,面露殺氣,可能是來找您的。」

王陽明驚恐起來,沈玉殷問他:「你是否有仇人?」

王陽明回答:「平生只有一個仇人,就是劉瑾。」

沈玉殷點頭道:「是了,如果我沒有猜錯,這幾個人應該就是錦衣衛,是來對付您的。」

王陽明站起來就要走,沈玉殷攔住他,說:「先不要著急,我去探查一下,然後見機行事。」

當夜,沈玉殷備好酒菜敲開錦衣衛的房間,開門見山問道:「你等為何要殺王陽明?」錦衣衛明人不做暗事,回道:「奉劉公公之命。」

沈玉殷又問:「何時動手?」

錦衣衛回答:「今夜。」

錦衣衛的自負讓他們付出了任務失敗的代價。沈玉殷把他們灌醉後,急忙通知王陽明快逃。王陽明連行李都不收拾,倉皇逃出了勝果寺。

他走得越快,就感覺危險離他越近,他拼命地跑起來,一直跑到錢塘江邊,但危險的氣息仍然在左右縈繞。他知道,醒酒後的錦衣衛始終在後面嗅著他的蹤跡尾追不捨。

要擺脫一個人,只需讓他如願以償。王陽明把外衣和鞋子放到錢塘江邊,又寫下遺書「百年臣小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他藏了起來,錦衣衛到來時,看不懂他的遺書,但看到了正被江水推向江心的衣服和鞋子,他們認定,目標已死,於是回京覆命了。

王陽明「死亡」的訊息很快傳遍浙江,又傳到北京。他在浙江的一些朋友居然到錢塘江邊去祭奠他,他的家人痛不欲生,剛被劉瑾趕回老家的王華老淚縱橫。只有王陽明最好的朋友湛若水不信,當他看到王陽明的遺書時,哈哈大笑,說:「這是英雄欺人。」湛若水的意思是,王陽明在玩詐。

詐,讓他擺脫了暫時的困境。他搭上一艘去舟山的船。倒霉的是,一陣狂風把船吹離航向,當他登岸時,人家告訴他這裡是福建福州的鼓山。王陽明嘆息了一回命運不濟,辨明瞭貴州方向後就鑽進西南的森林裡。穿過森林,有座破敗的寺廟,一條若隱若現的小路延伸到遠方,王陽明順著小路走了一會兒,就見到一座裝修簡單的寺廟。他興奮地去敲門,過了很久,門才開啟一條縫,探出個和尚的光頭來。和尚見王陽明一臉焦慮,有些訝異。王陽明希望和尚能收留他一晚,和尚連連搖頭,卻不說原因。據和尚說,小路的盡頭有座寺廟,那裡可以容身。

王陽明咳嗽著,渾身顫抖,但和尚毫無慈悲之心。

這就叫禍不單行。王陽明只能掉頭回那座破敗的寺廟,雖然破敗不堪,但遮風擋雨的功能還未完全喪失。當第二天王陽明醒來時,看到的第一個物體就是昨夜那個和尚的臉,那是一張驚異的臉。後來王陽明才知道那個出家人的用心有多險惡,寺廟在深山老林,沒有多少香客。沒香客就沒有香火錢,和尚於是很貧窮。有一次,一位過路客在那個破敗寺廟裡過夜時被老虎吃掉,遺留下大堆的骨頭和金銀財寶。這讓和尚產生了靈感,此後,他拒絕任何過路客住他的寺廟,那個破敗寺廟就成了他的經濟來源。在王陽明之前,只要有人來,就必有收入。可王陽明打破了他的定律——老虎居然沒有吃他。和尚想,此人絕非等閒之輩,這種想法喚回了他久違的慈悲心,他把王陽明請回寺廟,好生招待。

王陽明在寺廟裡安頓下來後,身體康復得很快。有一天,他百無聊賴,在寺裡閒逛,走到一空曠處發現一位老道靜坐閉目。聽到腳步聲,就睜開眼,看了看王陽明,哈哈一笑,說:「我終於把你等來了。」

王陽明吃了一驚,定睛細看,失聲叫道:「啊呀,道長,怎麼是你啊!」

道士正是二十年前江西南昌鐵柱宮裡的那位道士,他的容貌和二十年前一樣,光陰似乎在他臉上沒起任何作用。兩人熱烈地交談起來。

王陽明問他:「為何在這裡?」

道士回答:「你不記得二十年前我說過,二十年後咱們再相見嗎?」

王陽明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因為他鄉遇故知的喜悅充盈了他的腦子。道士問他多年來的人生狀況。王陽明一五一十地說給道士聽,說完,長嘆一聲。道士也嘆了一聲。

王陽明說:「我被劉瑾追殺,九死一生,前途未卜。我不想去貴州龍場,只想找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隱居。」

道士說:「你是要出世?」

王陽明說:「是的。」

道士笑了:「你才否定佛道的出世思想,如何又轉回來了?」

王陽明苦笑:「如今我也顧不得那些,只求儲存性命。」

道士問:「你當初為何和佛道分道揚鑣?」

王陽明答:「實在是難捨親情。」

道士追問:「你現在就能捨了?」

王陽明被問住了,他當然不能。

道士替他分析:「如果你一走了之。劉瑾說你去了越南,或是蒙古,誣你個私通敵國的罪名,你的家人肯定受牽連。」

王陽明驚駭道:「我也是被時勢逼得太緊,居然忘了這樣的事。」

道士說:「你來之前,我已為你佔得一卦,得卦明夷,斷辭是:光明消退,黑暗降臨,面對災難,宜堅貞守持。」

其實這幾個字無非是告訴王陽明和每個在逆境中的人:切勿受到不利環境的影響,也不要讓堅定之心有所動搖。要避免災禍,就要守護內心的光明,儘管表面上可以屈服。採取這種態度,再大的災難都是浮雲。有時候,人必須隱藏他的光芒,以便在當時的困難處境之下仍能讓他意志佔上風,內心深處必須意志堅定,並且要一點都不流露在外。如此,就能在困難中堅持。

據說,道士的占卜在王陽明身上喚起了信心。王陽明決定先去看望父親後,就繼續踏上通往貴州龍場的坎坷路。實際上,王陽明不想再逃避,和卦象沒多大關係,親人們的安全才是決定性因素。

離開那座寺廟後,他直奔南京去看他父親王華。王華當時被劉瑾驅趕到南京,坐著冷板凳。父子二人相見,抱頭痛哭。王陽明愧疚地對父親說,自己對不起父親的養育之恩,對不起王家列祖列宗。王華卻說:「我們都以為你真的自殺了,如今能看到活著的你,還有什麼奢望。你從小性格就野,不與人同,步入仕途後三心二意,我從來未在光宗耀祖上對你寄予厚望。雖然如此,你那道上書是對的。正義總需要一些人來維護,你只是做了你該做的事。」

王陽明對父親說,他已經決定去龍場,勇敢地面對這次放逐。臨行前,王華讓兩個倒霉的僕人跟隨王陽明。在重新上路前,王陽明寫下了動人心絃的一首詩:「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裡,月明飛錫下天風。」

普遍認為,王陽明用這首詩表達了他決定直面前途未卜的未來之後如釋重負的感覺,裡面透露出的勇氣讓人深深感動。

人的力量永遠來自心靈。當你的心靈產生力量後,外界的環境看上去也就沒有想象中的險惡了。所以他後面的路雖然異常艱辛,但他從浙江到江西,再從江西進入湖南,從湖南進入貴州,一步一個腳印,終於在1508年初到達了他的放逐地——貴州龍場驛站。

做自己的主人

王陽明雖然對放逐地的嚴酷現實有思想準備,不過到達龍場驛時,他的心還是瞬間冷了下來。

龍場驛位於今貴州貴陽西北約八十里的修文縣城,地處荒僻,蟲蛇甚多,瘴氣流行。如果你說此地不是人類所能居住的,但是當地居住了很多彝人、苗人等少數民族;如果你說這個地方是人類可以居住的,但是和山頂洞人的生活條件差不多。

王陽明到達龍場驛時是一個太陽還未升起的早晨,植物腐爛的氣息在森林裡形成濃密的霧。這彷彿是一個迷幻的世界,看不到任何希望。龍場驛站的站長用出離了興奮的心情接待了他們。他的這種心情實在不厚道,他的高興不是因為有人來,而是因為有接替他的人來。他把自己在龍場驛三年的生存經驗全部傳授給王陽明。按他的意思,這些生存經驗一旦出了龍場驛,就是屠龍之計,一點用都沒有,所以他毫無保留。

他要王陽明在未來的生活中需要時時警惕以下五點:第一,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當地少數民族和我們不是同一類人,陰鷙易怒,發起火來像魔鬼,要命的是,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發火。即使是中原人,也不要隨便和他說話。來這裡的人有很多是為了逃避法律制裁、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好人誰會來這裡;第二,注意空氣質量。這裡的空氣看上去清新,但暗藏殺機,尤其是早上和夜晚,森林中的瘴癘之氣四處瀰漫,稍不小心就會中毒身亡;第三,動物兇猛。這原本就是野獸的家園,所以要時刻小心狼蟲虎豹的攻擊;第四,自力更生。法律雖然規定政府供應糧食,但經常一年才來一次,所以你要學會種植穀物;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既來之則安之,一定要保持樂觀的心態。否則,你終會有一天把自己結果了。

這位卸任的龍場驛站站長傳授完畢,收拾了自己的行李,樂呵呵地走了。王陽明望著他的背影在原始森林深處消失,腦子裡一片空白。他想朗誦他在離開南京時寫的那首詩,可怎麼也想不起第一個字是什麼。

他沒有心情去想那個字,因為有好多活要幹。首先就是居住問題,按法律,王陽明是戴罪之人,不得居於驛站。他找到一個山洞,陰暗潮溼,卻能抵擋頻繁而至的雨水。但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沒有安裝門!所以一天晚上,一隻狗熊在他們熟睡時走進山洞,把他一個僕人的半邊臉當成了夜宵。王陽明懊悔之下才想起了前任的警告。他開始忠實地奉行起來。第一,他叮囑僕人在森林裡尋找食物時不要和當地土著說話,不要有任何接觸,包括眼神。第二,每當森林中瘴癘瀰漫時,他就用他有限的中醫藥知識採集消毒的植物放到鍋裡煮沸,祛除瘴癘氣。第三,他讓僕人打造了一扇石頭大門,睡覺前必須關門。第四,他帶著僕人開墾土地,種植前任留下來的種子。第五,為他自己和他的僕人找各種樂子。他把自己居住的幾個山洞和臨時搭建的窩棚起了很多文雅而有深意的名字,比如他所居住的山洞叫「玩易窩」,按他的解釋是,這個山洞是山麓的窩,我時常在這裡憑記憶力讀《易》,讀到精熟處,感覺就像是在玩一樣,於是叫「玩易窩」。有一個窩棚叫「何陋軒」,王陽明解釋說,這裡的土著雖然表面粗野,但性格直爽,心思如小孩子,這說明他們「良知」並未喪失。所以他給這個窩棚起名為「何陋軒」。還有個窩棚叫「君子亭」,王陽明的解釋是:這四周都是竹子,竹子具備君子的四個特徵,中空而靜,通而有間,這是君子之德;外節而實,一年四季枝葉顏色不改,這是君子之操;隨著天氣而出而隱而明,適應性強,這是君子「適應時勢」的變通;挺然而立,不屈不撓,這是君子之容,所以我給它起名為「君子亭」。

這是藝術上的自我調節。在現實生活中,王陽明給他的僕人用大白話唱民歌,跳最狂熱的舞蹈,以驅逐他們對現實的沮喪。為了淡化殘酷的生存環境,他憑記憶誦讀理學經典,把自己從現實世界中拔出來沉到思想世界中。

有生以來,王陽明第一次有意識地陷進回憶中。他突然發現了許多自己從未發現的事實。他鑽研軍事、探索理學、浸染佛道、苦攻辭章,都是他那「野多違俗」的性格和「成為聖賢」的理想與現實世界的生死搏擊。現實世界總把他的性格和理想打倒在地。而他自己也注意到,每一次他都能站起來,並且比倒下之前更強大。就在他被投入錦衣衛大牢前,他心中已有了明確的目標,那就是身心之學。即使在來貴州的路上,他還在探索身心之學的精妙。不過他也承認,現實世界還是很強大的,因為它用龍場這一記重拳把他打倒在地,至少在他回憶往事時,他還沒有站起來。

實際上,從內心而言,他現在比過去強大了百倍。他說:「我已超脫了得失榮辱,只是還無法超脫生死。」其實人人所謂的怕死,怕的並不是死,而是對生有所眷戀而已。王陽明一想到因為死亡會讓他那些理想半途而廢,心裡就火燒火燎地難受。他為自己準備了一副棺材,說:「我現在就聽天由命吧。」

這並不是放棄,實際上「聽天由命」隱含了某種灑脫,它是在我們無法改變事情時的淡然心態。王陽明在聽天由命時,每天都用靜坐的方式讓自己的心安靜下來。當他的心徹底安靜下來後,他就會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是一個聖人處在我這樣的環境下,他如何做?」

這個問題問得好!

它實際上問的是,聖人是如何改變外部世界有所作為的?

王陽明已意識到,聖人無論多麼非凡,也不過是肉體凡胎,他生活在社會中,所以必須要面對外部環境。那麼,聖人們處於逆境時是如何改變外部世界的呢?遺憾的是,王陽明很快發現,儒家聖人系統中的那幾位聖人誰都沒有他這樣的遭遇。孟子是貴族,每次出門都鮮衣怒馬,僕從如雲。周武王是西周時期的萬王之王,誰敢放逐他?周文王坐過牢,但吃喝不愁。孔子在周遊列國時的確捱過餓,那也是幾天的事。也就是說,沒有哪個聖人像他王陽明這樣倒霉過。

他找不到標杆,尋不到成功的案例,這讓他的心靈備受煎熬。後來,他通過長時間的默想,突然發現,聖人是沒有辦法改變外部環境的,他們只是適應環境。正如他自己,剛來時面對這樣惡劣的環境,想死的心都有。可現在,他不還是好好地活著?那麼,讓他活下來的精神支柱是什麼呢?無非就是努力適應了外部環境。

想到這裡,他的心情輕鬆了許多。他覺得自己應該把時間用在理學的突破上。於是,他開始審視朱熹的「格物致知」。他對朱熹仍然極不滿意,因為朱熹說,去外面世界格真理。這就如他現在,他如何才能從外部找到一個好好活下去,並且可以創造人生價值的真理呢?外部根本沒有這樣的真理,所以他根本無法找到。

朱熹的「格物致知」和「聖人處此該如何」交織在一起在他的腦海裡撞擊著,他變得神魂顛倒起來,像中了魔一樣絮絮叨叨,時而點頭,時而皺眉,時而搖頭。

他的腦子再也放不下這些翻來覆去被他肯定和否定的問題,終於有一天,這些問題衝出了他的腦子,像一幅畫一樣清晰地呈現在他眼前。於是,就發生了本書開頭的那一幕,王陽明的心學橫空出世。這個傳奇故事被稱為「龍場悟道」,是王陽明心學誕生典禮上的禮炮。

龍場悟道引來很多爭論。有人說是禪悟,有人說是道家思想的結晶。有人則說,是儒家孟子思想和陸九淵心學思想的碰撞。也有人說,其實這是王陽明長期失眠和極度消沉後所產生的幻覺。

但無論怎麼說,王陽明在龍場所悟到的「聖人之道,吾性自足」都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奪目的光輝。所謂「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就是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心中就有聖賢之道,因為我們心中與生俱來就有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而做聖賢就是要通過自我努力實現最真實的自我。我們每個人身上既然都有聖賢的因子,那人人就是平等的,誰都沒有權力支配誰。只有一個人有權力,那就是我自己。只有我才能支配我自己,我才是自己的主人!

這就是王陽明心學最根本的思想,也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說「二十一世紀將是王陽明的世紀」的理由。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回答下面這三個問題:為什麼是王陽明?為什麼是他建立了心學?為什麼他能建立心學?

宿命論者認為,王陽明建立心學是蒼天註定的,因為他就不是凡人,有四件事可以證明。第一件事,王陽明在1472年出生前,他的祖母夢到神仙從空中垂直降落,把懷中一個嬰兒交給他祖母,並且說,此子將來必能光大你家門庭。他祖母從夢中醒來,王陽明降臨人間。為了紀念神仙乘雲霧送子這個夢,王陽明的爺爺王天敘給他起名為「王雲」。第二件事,王陽明直到四歲還不能講話。有個和尚就對他爺爺說:「好個孩兒,可惜道破。」他爺爺王天敘猛然想起「王雲」的「雲」字,恍然大悟,這是道破了天機啊,於是馬上把的名字由「王雲」改成「王守仁」(王陽明是他成人後自己取的號)。第三件事,1482年,王陽明在鎮江府金山寺的禪房裡看到一位圓寂的和尚和自己特別像,牆上的詩歌暗示,王陽明就是這位和尚的轉世。第四件事,1483年他和父親在北京城走路,一個道士對他父親說,你這孩子能跨灶(超越父親)。他父親很疑惑,我已經是狀元了,他難道是狀元中的狀元?道士說,這正是此子奇異之處。

還有人說,王陽明天生睿智,但人類歷史上天生睿智的人太多。在王陽明身邊就有湛若水,在他之前,還有陳白沙。有人說,他始終有成聖之志。但婁諒也有,陳白沙更有,幾乎所有的儒家思想家都有成聖之志。有人說,王陽明多年以來積累了儒釋道諸子等百家知識,但陳白沙的知識積累比他要深厚十倍,陳白沙十幾歲就悟透佛道二教,而他三十歲時才通佛道。最後,有人說,王陽明所以建立心學,是因為經歷了一次嚴酷的放逐洗禮。

的確,人類歷史上一個永恆的定律是:任何一位偉大的聖賢都要經歷過一番非比尋常的困苦環境。摩西被放逐渺無人跡的沙漠,才有了《摩西十誡》;耶穌在顛沛流離的傳道中悟得大道;穆罕默德在放逐地建立了伊斯蘭教;釋迦牟尼放棄了王子養尊處優的生活,到深山老林中度過艱苦的歲月,建立佛教。這幾個人的成功似乎告訴了我們一個人生哲理:不經風雨,就不能見彩虹,逆境使人成長,讓人成熟。

但身處逆境就一定能有所作為嗎?從古到今,死在逆境中的人不勝列舉,何談成就!

那麼,到底為什麼是王陽明?

至少一個因素必不可少。王陽明出身書香門第,他本人衣食無憂,這讓他有充足的條件隨心所欲。我們很容易就注意到一個問題:但凡哲學家,出身貧苦的極少。

實際上,這種「事後追溯」意義並不大。正如我們走在路上看到一起車禍,「事後追溯」就是,我們馬上思考自己怎麼會看到這起車禍的。你肯定能找到理由,如果你有耐心追溯,就會發現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已註定了你會看到這場車禍。

雖然王陽明具備的那些要素很重要,也許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王陽明在「悟道」之前反覆琢磨的那兩個問題:一個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另一個則是聖人如何從困境中超越出來。如果非要給「為什麼是王陽明」安一個看上去標準的答案,那麼這個答案就應該在兩個問題裡,它就是:聖人肯定不像朱熹所說的去外面尋找存活下去的真理。用排除法,不去外面找,自然就在心裡找。所以,他修改了朱熹對「格物致知」的解釋。

於是,王陽明心學的宗旨無非就是,我們心裡的良知是應對萬事萬物的法寶,無須去外部尋求任何幫助。

不過我們與其費力不討好地尋找他建立心學的能量,不如用心來學習如何獲得這種能量。這應該是王陽明的心願,也應該是我們的終身追求。

新朋友和新敵人

王陽明建立心學後,他的世界看似光明起來。他適應了龍場這塊土地,並且和當地的土著發展出了深厚的友誼,這源於王陽明高度的傳道責任感。悟道後,王陽明馬上把精力投入到講學事業中。他讓僕人開發了一塊空地當作潦草的講習所,熱情地向土著居民發出邀請。

實際上,自王陽明來到龍場,當地土著們就對這個有氣無力的中原人表現出了莫大的好奇。在他們眼裡,王陽明有些詭異。有時候,這個中原人很正常,也很勤奮。他耕種土地,修葺山洞,生火做飯。而有時候,這個中原人像個神經病,要麼一邊自言自語,一邊在森林裡來回轉悠;要麼坐在空地上,一動不動。有一段時間,他們認為王陽明比山中的虎豹毒蟲更可怕,而有時候,他們則覺得王陽明和藹可親。在森林中偶然相遇時,王陽明都很禮貌地向他們打招呼。

王陽明邀請土著去聽他的講座,土著們蹲在一起開會討論,有人說不去,因為中原人外表忠厚,內心狡詐。也有人說,可以去,但必須全副武裝。最終,王陽明幾次三番邀請的熱情感動了他們。他們只帶著一顆心來了。

他們是王陽明在龍場結交的新朋友,這些人被王陽明所講的內容深深迷住(土著講的語言和漢語不同,無從得知王陽明是怎麼向他們傳道的),每天都來捧場。有捧場的自然就有砸場的,正如一個出色的人有朋友就肯定有敵人一樣。

來砸王陽明場子的人是貴州巡撫王質。王質早年在中央政府擔任御史,知道王陽明。擔任御史的人由於需要經常找碴兒彈劾別人,所以心理往往比較扭曲。王陽明來貴州,作為巡撫,王質當然早已知曉。按王質的想法,王陽明到他的地盤任職,應該對他有所表示。可王陽明那段時間太忙,忙著存活,忙著悟道,就把這位貴州官場上的大佬忽視了。

這本是無心之罪,但王質認為自己的尊嚴受到了王陽明的挑戰,於是派了一群亦官亦匪的人來到龍場驛站。這群人來砸場子時,王陽明正在給土著們講課。他們訓斥王陽明不識好歹,並作勢要揍王陽明。王陽明絲毫不動聲色,土著們卻怒了。雙方開戰,當地人人多勢眾,來砸場子的人被打得抱頭鼠竄。

王質大怒,當時就想調動軍隊對付王陽明,但馬上就改變了主意。他意識到這是殺雞用牛刀,而他只想讓這隻雞對自己低頭。王質拿出官老爺的威勢來,下命令給貴州司法部長官毛應奎,要他通知王陽明,這件事的影響極端惡劣,王陽明必須誠惶誠恐、畢恭畢敬地向他道歉,只有王陽明做到這一點,他才可以考慮是否要赦免王陽明的罪。

毛應奎瞭解王質,知道這是官場中「廉價自尊」下的無理取鬧。雖然如此,他權衡了一下,認為王陽明比王質更容易擺平。於是他給王陽明寫信,要他向王質道歉,哪怕就是一封道歉信也好。

王陽明陷入沉思。這是他龍場悟道後第一次遇到事,而且非常棘手。他必須拿出妥善的解決方法來證明心學的力量。反覆思考後,他給毛應奎回了封信,他說,毆打那群流氓的本地居民不會無緣故打人,是那群流氓先動手的。他接著說,即使那群流氓是王質派來的,但我和王質之間並沒有任何關係,我為何要向他道歉?如果他非揪住這件事不放,那你替我轉告他,我在惡劣的龍場什麼沒有遇到過,幾乎一日三死,再大的風暴對我而言也不過是蟲豸。他最後說,我雖然是流放官員,也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

這正是他心學的靈魂:人人都有尊嚴,不可侵犯。據說,王質收到這封並非是給他的信後大為震驚,只好接受了尊嚴被侵犯的現實。

憑几句義正詞嚴的大話就把對手嚇跑,世界上沒有這回事。如果真有,公平和公正早已立足人類世界。王質不再找王陽明的麻煩,最有可能是毛應奎周旋的結果。毛應奎是個頗有正義感的人,在收到王陽明的回信後,他親自去見王陽明。王陽明的人格魅力令他一見折服,這使他馬上斷定王質和王陽明之間的誰是誰非。在他的調和下,王質很容易做出判斷,這件事再鬧下去成本太高,而且有失他的身份,於是,不了了之。

自此,王陽明的敵人王質消失,毛應奎則成了他的新朋友。

王陽明還曾神交了一位朋友,正是這位神交之友催生了中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篇章《瘞(yì)旅文》。我們想要了解王陽明的文學成績,只需要欣賞這篇文章就足矣: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雲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雲:「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雲:「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雲:「見坡下積屍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

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只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逾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

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

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癘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慼慼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

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棲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茲墟兮!

現在,我們將這篇文章翻譯成現代白話文。一篇優秀的古典文章,翻譯成白話文字,即使減色不少,但同樣能動人心絃。

在大明正德四年(1509年)秋季某月初三,有一名吏目從北京來到這裡,不知道他叫什麼。他身邊帶著一個兒子、一個僕人,要到更遠的地方去上任,路過龍場,投宿在一戶苗族人家。我從籬笆中間望見他,當時陰雨昏黑,想向他打聽北方的情況,沒有實現。第二天一大早,我派跟班的一人去探視,他已經走了。近午時刻,有人從蜈蚣坡那邊來,說:「有一個老人死於坡下,旁邊兩人哭得很傷心。」我說:「這一定是吏目死了。可悲啊!」傍晚,又有人來說:「坡下死了兩個人,旁邊一人坐著嘆息。」問明他們的情狀,方知他的兒子又死了。第二天,又有人來說:「看到坡下堆了三具屍體。」那麼,他的僕人又死了。唉,令人神傷啊!

想到他們的屍骨暴露在荒野,無人認領,於是我就帶著兩個跟班,拿著畚箕和鐵鍬,前去埋葬他們。兩名童僕臉上流露出為難的表情。我說:「唉,我和你們,本像他們一樣啊。」兩名童僕憐憫地淌下眼淚,要求一起去。於是在旁邊的山腳下挖了三個坑,把他們埋了。隨即供上一隻雞、三碗飯,一面嘆息,一面流著眼淚鼻涕,向死者祭告說:

「唉,悲傷啊!你是什麼人,什麼人啊?我是此地龍場驛的驛丞、餘姚王守仁呀。我和你都生長在中原地區,我不知你的家鄉是何郡何縣,你為什麼要來做這座山上的鬼魂啊?古人不會輕率地離開故鄉,外出做官也不超過千里。我是因為流放而來此地,理所應當。你又有什麼罪過而非來不可呢?聽說你的官職,僅是一個小小的吏目而已。薪俸不過五斗米,你領著老婆孩子親自種田就會有了,為什麼竟用這五斗米換去你堂堂七尺之軀?又為什麼還覺得不夠,再加上你的兒子和僕人啊?哎呀,太悲傷了!

「你如真正是為留戀這五斗米而來,那就應該歡歡喜喜地上路,為什麼我昨天望見你皺著額頭、面有愁容,似乎承受不起那深重的憂慮呢?一路上常冒著霧氣露水,攀援懸崖峭壁,走過萬山的峰頂,飢渴勞累,筋骨疲憊,又加上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難道能免於一死嗎?我固然知道你必死,可是沒有想到會如此之快,更沒有想到你的兒子、你的僕人也會很快地死去啊。都是你自己找來的呀,還說什麼呢?我不過是憐念你們三具屍骨無所歸依,才來埋葬罷了,卻使我引起無窮的感愴。唉,悲痛啊!

「縱然不葬你們,那幽暗的山崖上狐狸成群,陰深山谷中粗如車輪的毒蛇,也一定能夠把你們葬在腹中,不致長久地暴露。你已經沒有一點知覺,但我又怎能安心呢?自從我離開父母之鄉來到此地,已經三個年頭。歷盡瘴毒而能勉強保全自己的生命,主要是因為我沒有一天懷有憂戚的情緒啊。今天忽然如此悲傷,乃是我為你想得太重,而為自身想得很輕啊。我不應該再為你悲傷了!

「我來為你唱歌,你請聽著。我唱道:‘連綿的山峰高接雲天啊,飛鳥不通。懷念家鄉的遊子啊,不知西東。不知西東啊,頂上的蒼天卻一般相同。地方縱然相隔甚遠啊,都在四海的環繞之中。想得開的人到處為家,又何必守住那舊居一棟?魂靈啊,魂靈啊,不要悲傷,不要驚恐!’

「再唱一支歌來安慰你:‘我與你都是離鄉背井的苦命人啊,蠻人的語言誰也聽不懂,性命沒指望啊,前程一場空。假使我也死在這地方啊,請帶著你子你僕緊相從。我們一起遨遊同嬉戲,其樂也無窮。駕馭紫色虎啊,乘坐五彩龍;登高望故鄉啊,放聲嘆息長悲慟。假使我有幸能生還啊,你尚有兒子僕人在身後隨從;不要以為無伴侶啊,就悲悲切切常哀痛。道旁累累多枯冢啊,中原的遊魂臥其中,與他們一起呼嘯,一起散步從容。餐清風,飲甘露啊,莫愁飢餓腹中空。麋鹿朝為友啊,到晚間再與猿猴棲一洞。安心守分居墓中啊,可不要變成厲鬼村村寨寨亂逞兇!’」

王陽明在龍場除了結交新朋之外,還有舊友來鞏固他們之間的友誼。這些舊友都是他曾經在北京講身心之學的弟子,以他的妹夫徐愛為首,陸續來到龍場。當這些人得知王老師創出了不同於朱熹理學的學說後,大為驚奇。他們讓王陽明講講這個新學說,王陽明侃侃而談:「心即理。」

眾人不明白。

王陽明說:「我心中有個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所以一切道理都在我心上,就是:心即理。」

這一說法當然讓他的弟子們耳目一新,但他們疑慮重重。徐愛就問:「您說心即理,不需外求。我孝順父親的種種行為,恐怕要去外面求取吧。一個三歲的孩子怎麼知道那些孝順父母的禮節?」

王陽明的解釋是:如果你真有孝順父母的心,就會去做孝順父母的事。天冷了,你會給父母蓋被;天熱了,你會給父母打扇子。這種禮節,你需要去外面學嗎?孝順這個道理就在你心中,如果它在外面,比如在你父母身上,倘若你父母去世了,難道它就消失了?

王陽明心目中儒家倫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孝道到底該如何表現,有件事可以說明。王陽明的愛徒徐愛曾在安徽祁門遇到一個叫傅鳳的人,此人以孝順父母為終生理想。可因沒有像樣的工作而賺不來錢,所以理想無法實現。徐愛就推薦他來見王陽明。王陽明於是給他講心學,傅鳳偶有所得,正要痛下決心修行時,突然意識到年邁的父母和傻子弟弟都需要他來養活。所以就拋棄心學,不顧性命日夜苦讀,希望能考個進士,有個一官半職來養活父母和弟弟。因為吃不飽,再加上學業辛苦,竟然患了大病,臥床不起。但傅鳳仍然堅持讀科舉之書,王陽明的弟子們都千方百計勸他以身體為重。

傅鳳很苦惱,於是請教王陽明。

王陽明嘆息說:「你呀,雖然志在孝親,可已陷入不孝的深淵了。」

傅鳳吃驚地問:「難道我不想去做官賺錢養活父母和弟弟,就是孝了嗎?」

王陽明說:「你為了做官賺錢而養活父母和弟弟,卻把自己搞成病夫,這是孝嗎?」

傅鳳疑惑。

王陽明又說:「就看你現在病懨懨的樣子,能考上進士嗎?」

傅鳳很坦誠地說:「不能!」

王陽明說:「你把自己的身體搞垮了,卻沒有得到官職,而因為你身體很差,不能照顧父母兄弟,可能還要讓他們來照顧你。你說,你這不是大不孝,還能是什麼?」

傅鳳潸然淚下,請王陽明出個好主意。

王陽明說:「宇宙中最真的孝,就是不讓父母擔心。知道了這個,你就知道怎麼去孝順父母了。」

我們可以看到,王陽明心學中所倡導的孝的問題,其實就是一門不讓父母擔心的學問。良知告訴一個人,孝順父母的終極目的是讓他們心上安寧,物質條件還在其次。這其實就是感應,人世間所有父母希望的其實是兒女平安,錦衣玉食並不重要。那麼,將心比心,我們希望的其實也是父母平安,心平安,身平安。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是你的身心要平安,否則,這都是空談。宇宙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世事也在變幻,但那些良知未被遮蔽的心對於孝順的要求卻是亙古不變的。想要真孝順,做到五個字就可以了。這五個字是:讓父母心安。

有弟子曾問王陽明,學習朱熹理學的方法很簡單,只要我們去外面格物,把格到的道理用靜坐思考的方式和自己的心吻合就是了。您這個學說,應該怎麼學會它呢?

王陽明給出了四點:第一,立志。就是要打定主意,下定做聖賢的決心;第二,勤學。做聖賢必須勤奮,努力學習知識和提升品德;第三,改過。有錯就要改,絕不姑息;第四,責善。也就是在朋友之間要以責備的方式勸善。

實際上,這是儒家提倡的老方法:在仿效典範和反省中獲得自我,進而成為聖賢。這時的聖賢就是心靈自由、自己能支配自己的人。

不過在龍場,除了徐愛之外,並沒有矢志不移跟隨在王陽明身邊的弟子。這些弟子來了幾天,或許是有別的事,又或許是忍受不了龍場的生活環境,所以就離開了。王陽明在《諸生》這首詩中嘆息說,人生相聚機會不多,何不把你們的書和行李拿來,咱們在一起享受心學的極歡大樂?(「唯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攜書來,茆堂好同住」)

而心學的極歡大樂在此時恐怕只有他一人能享受。雖然如此,他已蜚聲整個貴州。前來拜訪他的人相望於道,貴州龍場看上去不再是個閉塞之地,而成了人來人往的市場。在來看他的人中,有一人很特殊。他就是貴州軍區世襲軍政長官(貴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貴榮。安長官在貴州並非等閒,貴州的驛站就是他的祖上奢香夫人為明帝國免費建立的,所以他的神態裡有一種無上榮耀的傲慢。安貴榮來見王陽明並不是聽心學,按他的思維,王陽明學識淵博,聲名遠揚,肯定有非凡的智慧。他希望王陽明能為他解惑,這個惑就是:他想減少貴州通往中原的驛站數量。

王陽明勸他別胡思亂想:「驛站,尤其貴州境內的驛站是中央政府控制貴州的烽火臺,你撤驛站,會給中央政府‘企圖弱化中央政府對貴州控制能力’的印象。後果如何,不必我說。」

安貴榮急忙派人送來酒肉,說:「想不到這深山老林裡有您這樣見識非凡的人,讓人欽佩,關於裁撤驛站的事,我以後想都不想。」

王陽明回答他:「我沒有這樣的力量。我說的這個道理,你心中早已有之。」

這個回答很陰險,一方面他暗示,安大人你要裁撤驛站恐怕就是有這想法。一方面,我的心學說,道理在你心中,我只是提醒了你一下而已。

但安貴榮賊心不死。這件事不久,貴州境內發生了兩個少數民族首領的叛亂。王陽明判斷,這兩人是安貴榮的部下,他們叛亂和安貴榮的默許有直接關係。因為叛亂持續了一個月,安貴榮的軍隊毫無動靜。他給安貴榮寫信說,兩人叛亂是在你的軍事管轄區,你就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這樣胡鬧?中央政府怎麼想?即使不追究你的失職,如果調動別省的軍隊來鎮壓,你的顏面何在?

安貴榮看到這封信後,冷汗直冒。他馬上出兵,輕鬆平定了叛亂。

由此看來,王陽明在龍場的身份不僅是個驛站站長,還是個教育家,偶爾還客串下政治家。他的朋友越來越多,聲名大振,他的命運在經過一番痛苦的洗禮後發生了大逆轉。所有人都知道,龍場這塊天地已容不下他,他離開龍場的日子已不遠了。

王陽明是被人請出去的,而且被請了兩次。第一次請他的人是貴州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長毛科,他和王陽明是同鄉。1508年冬天,他到龍場聽王陽明講學,由於沒有深厚的思想根基,毛省長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王陽明心學本身是靈動的學說,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於是他邀請王陽明去省城貴陽講學。王陽明委婉拒絕。他說,我現在只是山野村夫,體弱多病讓我變得異常疏懶。我沒有用功閱讀和研究經典,所以沒有資格擔任講師。我現在正準備去看醫生,您作為官方代表,給我這樣的榮譽,實在讓我慚愧。

毛科當然不會明白王陽明這番託詞背後的心理活動。在王陽明看來,他的心學是幫助人完善道德,而並非是指導人科舉考試。但毛科的用意很明顯,他要王陽明到貴陽講學就是希望王陽明能幫他培養出一批考試高手,這和王陽明的出發點南轅北轍。

毛科在1509年初被調離貴陽,接替他的叫席書,毛科臨走前叮囑席書,王陽明學大才淵,不應該在龍場驛沉淪。席書謹遵前任教誨,上任不久,就跑到龍場驛來聽王陽明的講課。課後,他請教王陽明,朱熹和陸九淵二人的思想有什麼不同嗎?王陽明說,這個話題太深,作為晚輩,他暫時還沒有資格來談。他話題一轉,普及了一會兒自己的心學。簡易明快的心學馬上就讓席書為之著迷。不過,席書是朱熹理學的門徒,雖然著迷,但對王陽明心學的「真理性」表示懷疑。

第二天,席書滿腹心事地來了。他還是希望王陽明能講一下朱熹和陸九淵的不同,或者是,他王陽明和陸九淵的不同。王陽明只好滿足了席書的願望。

王陽明從「知行」的角度來說明他和朱熹、陸九淵的不同。他說,朱熹是通過經書得到天理,然後去實行;陸九淵是通過靜坐得到天理,然後去實行。二人雖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認為「知行」是有先後次序的。而我卻認為,知與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席書沒有深入質疑「知行合一」的問題,而是質疑另一個問題:「您也提倡靜坐,和陸九淵的靜坐有什麼區別嗎?」

王陽明說:「陸九淵靜坐是希望從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靜坐,是因為現在的人心浮氣躁,靜坐能讓他們把心沉靜下來,我並沒有讓人一味靜坐去獲取真理,那不是正路。」

席書問:「那您從哪裡獲得真理?」王陽明回答:「真理就在我心中,但必須去事上練,只有去實踐了,你才能更深刻地體會這一真理。而且,這兩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樣。」

席書這回心悅誠服,馬上讓人修建貴陽書院,並親自率領貴陽的秀才們來到龍場,以師禮請王陽明到貴陽。

由此,王陽明離開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

心學的政治力

1509年,王陽明在貴陽書院正式講學。按理,他有了傳播自己學說的平臺本該高興。但在來貴陽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面上,席書服膺他的心學,實際上,作為主管教育的省長,席書面臨一個困局:他對王陽明心學心悅誠服,但王陽明心學並非是考生輔導課,而他的工作職責就是讓自己轄區內的考生通過科舉考試。王陽明也面臨一個困境:他的心學目標是給考生指明聖賢之路,而考生的目標卻是讀書做大官。如果他一門心思宣揚和朱熹理學截然不同的心學,那考生的目的就無法實現。想讓考生的理想實現,就必須要講朱熹理學。這個困局也是他當初婉言拒絕毛科的根本原因。不過好像事情沒有他想的那麼複雜,席書用一句話就撫平了他的憂慮:講你最想講的。

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的主要內容就是「知行合一」。

當時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然後再去實踐。長此以往,每個人都擁有了一種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動手,就會束手無策。他希望能改變這種讀書人的毛病。當然,「知行合一」實際上也是他心學「心即理」和「事上練」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須要做的就是去實踐來驗證我心中的天理,而不是去外面再尋找天理。這種思路有個莫大的好處:心中有天理,那我們就不必再去尋找天理,如此一來,我們就節省了大量時間,而這些時間可以用在實踐中。這樣一來,你就有足夠的時間去實現理想。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這裡,它也正是王陽明心學的閃光點。

實際上,知行合一和事上練只是「致良知」的一個前奏,真正動人心絃的是他心學思想的精華——致良知。

1509年,王陽明在貴陽書院講「知行合一」,他的門徒開始逐漸聚集,他的聲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認為他應該不僅僅是個教育家和思想傳播者。既然「知行合一」,他應該把他的知和行結合起來,所以在1510年農曆三月,他三年的貶謫期限結束後,在貴州多名官員的推薦下,他被任命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縣令。一個和曾經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員王陽明正式登場。

他已脫胎換骨,不是從前那個對仕途毫無熱情,總是請假的王陽明瞭。他意氣風發,但又謙虛地說,雖然經國之志未泯,但三年來不曾參與政事,恐怕不能勝任一縣之長的工作。他不幸言中,當廬陵縣的父母官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當時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看,江西最惹人注目的「特產」就是刁民,尤其是吉安府廬陵縣,簡直是刁民生產地。王陽明前任一位姓許的縣令在廬陵待了三年,臨走前身心俱疲,奄奄一息。在給上級的述職報告中,他說,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獄,如果非要讓我在地獄和廬陵選一個,那我選前者。在他眼中,廬陵人就是惡棍,市儈的小人。他絞盡腦汁也搞不明白下面的事實:廬陵人特別喜歡告狀,先在廬陵縣內上訴,如果得不到滿意的結果,就會離開廬陵上訪。許縣令聲稱,他辦公桌上每天都會堆積一千份以上的訴訟案卷。這使他生不如死。後來他採取嚴厲的手段,將告狀人關進監獄。可這些人太機靈,一群流浪漢特意來告狀,為的就是進監獄後有吃喝。

許縣令無計可施,只能請辭,他的接班人王陽明就來了。

王陽明一到廬陵縣,縣令的幕僚們就把該地百姓的喜好告訴了他,並且特意指點王陽明,對付他們,只能採取高壓政策。

王陽明將心比心,分析說,自古以來民間就有「民不與官鬥」的生存智慧。如果民總是和官過不去,那隻能說明一點,他們的權益受到了侵犯。

幕僚對王陽明一針見血的分析卻不以為然,他們指出,廬陵是四省交通之地,魚龍混雜,是非極多。人沒有定力,自然會受外界環境的影響,所以每個人都不是省油的燈。因為在這種環境下省油,就沒辦法生存。

王陽明仍然堅信這樣一點:普通平民在什麼時代都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每天燒香求佛保佑不被政府欺壓都來不及,哪裡還有心情找政府的麻煩。如果他們真反常地時常找政府麻煩,那肯定是政府有問題。

這是一種心理分析法,答案往往是正確的。上級政府攤派到廬陵的賦稅相當重,當然,這並不是政府的錯。中國古代政府靠壓榨百姓生活是政治常態,「輕徭薄賦」的政府鳳毛麟角。吉安政府對廬陵的賦稅中有一項是關於葛布(葛的纖維製成的織物)的,問題是,廬陵不產這種東西。對根本就沒有的東西收稅,百姓當然不幹了。

王陽明還未坐穩廬陵縣縣長那把交椅,一千多百姓就敲起了戰鼓,向新來的大老爺投訴,聲稱他們絕不會繳納葛布的稅。

王陽明看了狀紙,又看了案宗,發現這的確是一項莫須有的稅收。於是,他答應廬陵百姓,會要求上級政府取消這個稅,甚至是取消更多沒有必要的稅。

這種包票打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王陽明陷入了困局:賦稅任務是上級攤派下來的,下級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證完成任務,沒有任何藉口。但有的賦稅是不合理的,強行徵收,百姓的反應一定是極為窩火。如果處置不當,很可能激起民變。

王陽明是那種一定會為民請命,但絕不會直來直去的人。他找來前屆政府的工作人員,詳細向他們詢問廬陵賦稅的來龍去脈。這些人就把事實告訴了他。三年前,廬陵的賦稅還沒有這樣高,自來了位宮廷稅務特派員(鎮守中官)後,廬陵的賦稅就翻了三番。據這些工作人員說,這個特派員姓王,是個宦官,平時就住在吉安府政府的豪華大宅裡,裡面每天鶯歌燕舞。

王陽明清晰地意識到,這個姓王的宦官就是罪魁禍首。只要搞定他,廬陵縣不該繳納的賦稅就會灰飛煙滅。他給吉安府長官寫了封信,他知道那位王太監肯定也要看信,所以信的內容其實是寫給王太監看的。他說,我在看廬陵的稅收記錄時大為驚異地發現,三年前廬陵的賦稅總額是四千兩,可這三年來卻達到萬餘兩。我先是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在別的地方賦稅都在負增長的時候,廬陵縣卻呈直線增長。不過我又仔細看了賦稅名錄,發現有些東西根本沒有,卻還要收稅。我還聽說,以鎮守中官為首的收稅大隊來廬陵像是土匪搶劫一樣。我現在有個小疑惑,這些賦稅是上級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的規定嗎?還只是我們吉安府的規定?交稅的日子馬上要來了,可最近這裡發生了旱災,瘟疫又起。如果再強行收稅,我擔心會激起民變。俗話說,飢人就是惡人。一旦真有民變,我不知該如何向上級政府交代。

他最後說,我對於這種收稅的事真是於心不忍,而且勢不能行。如果你們認為我不能勝任這份工作,我請求辭職。

王太監看到這封信,冷汗直冒。如果這封信不是王陽明寫的,那他不會恐懼。一個對自己都敢下狠手的人,對於別人的幾句要挾就繳械投降,那他就不是個合格的太監。可王陽明的要挾不同,王陽明此時雖然只是個小縣令,但他的弟子遍佈全國,中央政府也有他的舊知新友。天蓬元帥雖然被貶下凡間做了豬,但人家畢竟也是天上來的。

王太監對吉安府長官說:「我看這廬陵的賦稅是有問題,暫時免了吧,等王陽明走了再恢復。」

廬陵人感激王陽明,幾乎痛哭流涕。王陽明趁勢釋出告說:「你們打官司,我不反對。但我看你們之前的狀紙是專業人士撰寫的,又臭又長,毫無閱讀快感可言。今後你們如果再告狀,要遵守以下幾點要求:首先,一次只能上訴一件事;其次,內容不得超過兩行,每行不得超過三十字;最後,你認為和對方可以解決的事,就不要來告狀。如果有違反這三條的,我不但不受理,還要給予相應的罰款。」

這份告示貼出時,百姓們還沉浸在減免稅收的歡樂中,所以一致認為,打官司是沒有良知的表現,今後要改。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心境已被王陽明悄無聲息地改變了。

王陽明趁熱打鐵,繼續對他們的心靈世界進行改造。針對當時瘟疫橫行的現實,王陽明寫了篇感人肺腑的佈告。他說:「雖然是天災,不可避免,也不能違抗,所以我們要適應它,並且在適應它時感悟人生道理。你們怕傳染,所以就把得了病的親人拋棄,表面上看,他們是因瘟疫而死,實際上是死於你們的拋棄。瘟疫並不可怕,通過正確的方法可以控制,可怕的是人心,一旦你們的心被恐懼侵襲,就會讓你們做出沒有天理的事來,這是逆天啊!我現在為你們指明一條消滅瘟疫的道路,那就是用你們的心。你們心中本就有孝心、仁心,你們不必去外面尋求任何東西,只要讓你心中的孝心和仁心自然流露就萬事大吉了。」

不過,王陽明也承認,道德雖然是每個人自己的問題,可有些人的道德被多年來世間的俗氣所汙染,已不能自動自發地流露,所以必須要樹立道德楷模,讓道德楷模喚醒他們內心正要睡死過去的善良。

他的辦法是老辦法,但老辦法往往是最管用的。他恢復了設立於朱元璋時代,早已名存實亡的申明亭和旌善亭「兩亭」制度。他要求廬陵縣所管轄的各鄉村都要設立這「兩亭」。旌善亭是光榮榜:凡是熱心於公益事業、樂於助人、為國家和地方做了貢獻的人,在該亭張榜表彰,樹立榜樣。這是存天理;申明亭是黑榜:凡是當地的偷盜、鬥毆或被官府定罪的人,名字都在此亭中公佈,目的是警戒他人。這是去人慾。

所謂政治力,無非是一個人處理各種關係的能力,主要就是人際關係。王陽明在廬陵,首先必須要處理好和上級的關係,這樣才能保住自己的官帽;其次他還必須要搞好和下級的關係,這樣才能把自己的意志通過他們來實現;他更必須要關心的就是他和百姓的關係,因為百姓是他實際上的衣食父母。但讓人沮喪的是,「父母官」大都熱衷於和上級處理好關係,偶然會用心於下級關係的維護,很少有官員會把時間和精力用在處理和百姓的關係上。理由很充分,中國古代是專制社會,百姓不是他們的權力源泉,上級才是,皇帝才是。

王陽明截然不同,他全身心要解決的就是他和百姓的關係。我們注意到,他處理這層關係時的思想就是先讓百姓有道德感,也就是喚醒他們向善的心。讓他們專注本職,不要以和自己內心無關的官司為人生目標。

同時,他還設身處地地為百姓著想,百姓的難處就是他的工作內容。比如他在廬陵縣城視察時發現廬陵房屋的建造材料都是木材,巷道狹窄,又沒有磚牆相隔,一旦失了火,那將是滅頂之災。於是,他就發出命令,要那些臨街民居退進三尺,以拓寬街道用來做防火帶,疏散人口;店鋪店屋退進二尺,做防火巷;每戶出一錢銀子,用來為臨巷道的房屋建磚牆,隔離火勢。

他到廬陵幾個月都沒有下雨,於是他吃齋一個月,停止徵稅,釋放輕罪的犯人。不知是不是由於他的誠心真的感動了老天,一個多月後,一場傾盆大雨降臨廬陵。

任何人都看得出,他是真的以百姓心為己心。但我們應該知道,王陽明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在基層工作的經驗。按朱熹的說法,你沒有工作經驗,就不可能知道這份工作的道理,那你就無從下手。你必須先通過書本或者是前任的工作總結「格」出你工作的道理,才能勝任這份工作。王陽明用事實反駁了朱熹,按王陽明心學的說法,天理就在我心中,我之前所以沒有顯露在基層工作的那些道理,是因為我沒有碰到這個機會,現在我碰到這個機會,那些道理就顯現出來了,所以我不需要向外求取任何關於基層工作的道理。

這個道理是什麼呢?其實就是用心,只要你用心為百姓好,就能想到為百姓做任何好事的道理,然後去做就是了。

這正如他對弟子徐愛說的,孝順父母還需要去外面學什麼?只要你有孝順父母的心,就必然知道,冬天來了要給父母添衣服,夏天來了要給父母打扇子。正如他在廬陵一樣,只要有一顆為百姓的心,就必然會想到百姓的房屋存在防火隱患,這種道理,不需要去外面尋求。

當然,王陽明不僅是個高超的政治家和戰略謀劃家,還是個能靈活處理具體事務的幹練的技術官僚。下面這件事就是證明。

廬陵不僅訟棍多,惡棍也多。王陽明曾活捉了一個綽號「王和尚」的強盜。經審訊,王和尚是一個強盜團伙的三把手,這個強盜團伙做了很多大案要案,經過王陽明的一番心靈啟蒙,王和尚居然良知發現,供出了老大多應亨和老二多邦宰。二人很快被緝拿歸案,並且招供。王陽明將他們送到上一級政府。但過了不久,王陽明收到上級的抗訴信,信中說,這件案子是冤案,多應亨和多邦宰是純粹的良民,之前發生的刑事案件都是王和尚一人做的,而且王和尚已經承認。上級政府要王陽明重新審理此案。

這案子並不難斷,三人作案時的目擊者有很多,當時也取證了。而且三人也承認了罪行。如今翻案,只有一種可能:多應亨和多邦宰的家人打點了王和尚,要他一人頂罪。

王陽明不想讓罪人逍遙法外,他決心讓這三人重新親口承認罪行。開庭審問前,王陽明叮囑他的幕僚說,當審訊到一半時,你就來找我,裝作有要事的樣子。幕僚聽從。王陽明上堂後從頭到尾問了一遍,王和尚一口咬定罪行都是他一人所犯,和多應亨、多邦宰無關。這時,王陽明的幕僚走出來說有要事,王陽明離開。趁著三個罪犯不注意時,王陽明偷偷地鑽進了桌子下。過了一會兒,王和尚見大堂上只有他們三人,就低聲地向二人說道:「等會兒可能要給你們上刑,只要你們能忍耐下來,我就能替你們脫罪。」他話音剛落,王陽明就從桌子底下爬了出來,一面整理衣服,一面微笑地看著驚愕萬分的三人。

這是王陽明「機詐」的又一個典型事例,王陽明絕非是一本正經的冬烘學究,處理實際問題,他從來都是靈活多變的。

廬陵是王陽明建立心學後第一次施展拳腳的地方,效果顯著。當然,正如1508年前他始終不曾忘記「經略四方」的大志一樣,在廬陵,他也始終沒有忘記修煉和傳播他的心學。自心學誕生那一刻起,王陽明傳播心學的使命感就與日俱增。如果從前他想讓自己成為一個聖人,那麼,現在,他希望每個人都能成為聖人。

他在廬陵和弟子聊天時,對自己在龍場的兩年時光唏噓不已,同時也對在貴陽講「知行合一」的成果並不滿意。他對弟子冀元亨說,其實聽課的人雖然認同我的「知行合一」,卻還是以科舉做官為目的。他們根本沒有體悟到「心靈自由」才是人生的真諦,一個人只要把內心的善完全喚醒,就能體會到聖賢的滋味。

很少有人願意體會聖賢的滋味,因為他們已在世俗世界浸染了太久,這個世界告訴他們,做了官,尊嚴、權力和榮華富貴就唾手可得,人生在世,追求的無非就是這幾樣。

劉瑾就是這樣認為的。不過,他也用自身的毀滅證明了這種看法和真理相差十萬八千里,劉瑾於1510年農曆十月以貪汙罪在北京被凌遲。

自朱厚照繼位以來,劉瑾始終處在權力的巔峰。那個只能站一個人的權力巔峰上現在站了兩個人,一個是朱厚照,另一個就是劉瑾,而劉瑾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實際已處於危險之中。由於朱厚照不理政事,整日娛樂,所以政權漸漸轉移到了劉瑾手中,他被人稱為「立皇帝」。

1510年夏,甘肅安化王朱寘鐇(zhìfán)宣佈革命,中央政府急忙派人去甘肅鎮壓。這支平叛軍的司令叫楊一清,楊一清是個極具正義感的人,曾在兵部工作過,因不肯給劉瑾行賄而受到革職處罰。朱寘鐇革命的訊息傳到北京後,朱厚照要兵部推薦平叛軍司令,兵部裡在職的人都不願意去,所以就想到了這位在野的同事。楊一清早上得到訊息,中午就進了北京城。這說明建功立業對他有極強的誘惑力。

平叛軍的政委(監軍)是八虎之一的張永。張永是宮廷二號人物,地位僅次於劉瑾。但宮中府中人人都知道,他和劉瑾不和。有一個原因很重要:劉瑾曾和他的老婆(大伴)搞曖昧,張永和劉瑾因此事而打過架。朱厚照後來勸了架,給張永又找了個更年輕漂亮的老婆,自然,張永的老婆名正言順地歸了劉瑾。

如果僅是這一件事,張永和劉瑾的仇恨還不至於那樣深。劉瑾自絕地反擊劉健、謝遷成功後,坐穩了宮中第一把交椅。他的七位虎友也水漲船高,但劉瑾畢竟是老大,一手遮天,並未把七位虎友當成兄弟,只是當成小弟。張永據說是有情有義的人,在劉瑾對待兄弟的態度上極看不慣。況且,他內心深處也有個陰險的想法,想取代劉瑾。

楊一清知道張永和劉瑾的關係極為脆弱,所以在路上對張永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當他們到達甘肅時,朱寘鐇這個無能的王爺已被手下一名將軍活捉,於是兩人高興地押解朱寘鐇回京。楊一清斷定他和張永已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所以就騎在馬上說:「現在外患已除,內患仍在。」張永故意問:「四海昇平,宮中和諧,有何內患?」楊一清就在手掌上寫了一「瑾」字。張永默不作聲。

楊一清的開頭不錯,於是直逼張永的底線:「公公在宮中做了五年的老二,恐怕度日如年吧?」

張永明白楊一清的意思:「劉瑾宮中耳目眾多,搞他,比登天還難。」

楊一清拍掌叫道:「只要公公你肯用心,搞掉劉瑾的機會就在眼前。我已查明劉瑾的哥哥剛死,他準備在滿朝大臣去參加葬禮時發動政變挾持百官,造反稱帝。」

張永大為驚駭。他問楊一清是如何知道這件事的,楊一清諱莫如深,只是說,公公您只需按咱們的計劃去執行,水落自然石出。

楊一清的計劃是:兩人回京,朱厚照必會擺宴接風,劉瑾必到,而很快他就會走,因為劉瑾見不得別人風光。他一走,馬上拿出事先寫好了的劉瑾要謀反的奏摺給朱厚照,大事就成了。

說來也奇怪,這件事真的就極順利地成了。關於過程極富戲劇性,接風宴只剩下張永和朱厚照時,張永拿出奏摺,朱厚照不看。張永就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說:「劉瑾要造反。」朱厚照喝得暈暈乎乎,問:「他為何要造反?」張永回答:「要做皇帝。」朱厚照說:「由他做去。」張永叫起來:「他做皇帝,您幹什麼去?」朱厚照酒醒了,咬牙切齒道:「奴才辜負我!」

當夜,朱厚照的搜查隊就衝進了劉瑾家,從他的密室裡搜出了管制刀具和一件龍袍,劉瑾被關進大牢。朱厚照大怒若狂,很快,劉瑾被定罪,凌遲處死。

劉瑾一死,王陽明的新生活接踵而至。

朱陸異同

1510年農曆十一月,三十九歲的王陽明回到北京,在興隆寺裡等待新的任命。他驚奇地發現,北京城不再像三年前他離開時那樣死氣沉沉,到處都是新氣象。他在北京的弟子們和仰慕者紛紛來拜見他,幾乎踏破了興隆寺的門檻。本年最後一個月,中央政府命令他到南京刑部報到,這是個掛職,所以他不必到任,於是他下定決心在北京傳播心學。1511年正月,就在他躊躇滿志準備做精神導師時,他的兩個弟子爭論起來。但爭論的內容不是他的心學,而是朱熹理學和陸九淵心學。

王陽明的弟子王輿庵讀陸九淵,津津有味,又去讀朱熹,味同嚼蠟。所以他認為陸九淵心學是聖學,而朱熹理學則是偏門。另一位弟子徐成之恰好相反,他認為朱熹理學是聖學,陸九淵心學是禪,和他們儒家毫無關係。

兩人辯論許久,不分高下,於是請王陽明裁判。王陽明高度評價了兩人的學術辯論熱情,但也指出,學術辯論是要明理,你們二人的辯論中充滿了意氣,你們是在分勝敗,並非是在明理。你二人各執一端,無論是對朱熹還是對陸九淵都沒有全面領會,所以就是爭論出個勝敗來,也毫無意義。最後他說,「是朱非陸」已是定論,徐成之不必為朱熹伸張,朱熹是對的;王輿庵你就是為陸九淵辯出花來,陸九淵的學說也不能大行天下。

徐成之對這種答案很不滿意,尤其是最後一句話,好像陸九淵受了不白之冤。王陽明苦笑,他對弟子的執著很讚賞,他想做一回裁判,但他有苦衷。

我們應該很有信心地確定,王陽明心學是從朱熹理學牢籠裡衝出來的,他在龍場悟到的「道」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撥亂反正。他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聖人處此該如何」的求索合二為一,才迸發出了心學的火花。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朱熹理學,就不可能有他的心學。但當他建立心學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後,發現這一思想早被陸九淵定型了。問題是,他對陸九淵心學沒有下過功夫。王陽明心學和陸九淵心學同有「心即理」(我心即宇宙)一說,如果他對人解釋,我的這個「心即理」和陸九淵的「心即理」是不同的,恐怕沒有人相信。但我們知道,他的心學和陸九淵心學是不同的,正如他所說的,陸九淵的心學有點「粗糙」,「粗糙」的原因就是陸九淵不太注重實踐(事上練)。

如果他說,朱熹是對的,那麼實際上,他的學說和朱熹的學說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他說陸九淵是對的,那就會被人誤會為禪。

經過反覆思量,他還是決定做一次裁判,其實表面上是判定朱熹和陸九淵的是非,其實是在為自己的心學正名。

他評判道:一直以來,大家都把側重修養(尊德性)和側重學問(道問學)分割,實際上,二者是一體的。大家都說,陸九淵側重修養,朱熹側重學問。但陸九淵未嘗不讓人讀書窮理,他也不是整天靜坐在那裡胡思亂想,所以說他是墜入虛空的禪,毫無道理。而朱熹也未嘗不側重修養,只是他把時間都用到了學問上,修養的事被人忽略了。

也就是說,無論是陸九淵和朱熹,還是王陽明自己,在目的上都是相同的:成為聖人。只不過,朱陸二人在方法的選擇上有所失衡。而他王陽明則主張,修養和學問本就是一回事,就如知行是一回事,不可分割。

最後他說,我對朱熹老夫子是相當崇敬的,他的理學散發光輝幾百年,不必讓我來畫蛇添足抬高他。我唯一的遺憾就是陸九淵被世人汙為禪,竟然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他主持公道。即使朱熹知道陸九淵這樣的遭遇,也會在孔廟裡黯然落淚的。

王陽明最大的希望就是,弟子們不要為古人爭長短。在後來他給弟子聶文蔚的信中,他這樣說道:「為朱、陸爭是非是枉費心力……朱熹與陸象山兩位先生之所以招致後世的眾多議論,是因為他們的工夫還不精煉、純熟,其中有感情用事的成分也在所難免。而程顥在這上面就表現得比較公正。他與吳涉禮談論王安石的學問主張時說:‘為我盡述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這種氣象何等從容啊!……希望你能讓同仁們都知道,各人只管把握自己的對錯,不要理睬朱、陸的是非。用言論詆譭他人,這種詆譭是膚淺的。若自己不能身體力行,只是誇誇其談、虛度光陰、浪費時日,這就是在誹謗自己,這樣就嚴重了。現在,天下的人都在議論我,如果能因此為善,那麼,都是在與我砥礪切磋。就我而言,不過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道進德。古人云:‘攻我短者是吾師’,作為學生,怎能連老師都不熱愛呢?」

這就是王陽明心學史上相當重要的篇章——朱陸異同,因為這是王陽明為自己心學的正名儀式。表面上看,他是在評判朱熹和陸九淵,實際上,他是在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心學抬到顯學的殿堂。朱熹的「格物致知」和他的「格物致知」簡直水火不容,可王陽明卻說,他和朱熹的心是一樣的,而且幾年後,他把從朱熹晚年寫給二十四人的三十四封信中選取一段,編纂成《朱子晚年定論》,用他的心學思想來解釋,試圖證明朱熹晚年的思想才是他真正的思想,這一真正的思想與他的心學相一致。

但只要看一段《朱子晚年定論》,就會發現,王陽明是在斷章取義。有人說他始終向朱熹拋媚眼,就是因為當時朱熹門徒遍佈天下,反對他心學的人多如牛毛,他是想和朱熹攀上關係,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學說是從朱熹那裡轉手來的。還有人說,當時是朱熹理學的天下,聖人必須要在朱熹設定的圈子裡鍛造,王陽明追求聖人之道就絕不能撇掉朱熹,重起爐灶。

這正如有人想從道教和佛教中尋到儒家的聖人之道,只能被他人抨擊和貽人笑柄。也就是說,王陽明不否定朱熹,是認為他的心學和朱熹內心真實的想法相一致。他的這種想法是真情實意的,畢竟他在朱熹理學的路上走了好多年,而且還因為朱熹吃過不少苦頭,他的前半生幾乎就籠罩在朱熹的陰影下。

按常理推測,既然他不否定朱熹,那他對朱熹的論敵陸九淵就該完全否定。可他仍然沒有,他認為陸九淵也沒有大錯。原因很可能就在於,他和陸九淵心學太相似了,如果大家都否定陸九淵,那很可能殃及池魚,把他的學說也當成是枯禪。

實際上,王陽明的心學在他1510年農曆十一月初到北京時就遇到了挑戰。挑戰他的人叫黃綰。黃綰認為,他的學說就是禪宗的變種,和陸九淵學說毫無二致。

黃綰出身書香門第,聰慧異常,欣慕朱熹理學如欣慕美色一樣,是那個年代北京城思想界的青年才俊。他容易接受新鮮事物,所以當王陽明一到北京,他就聞風而來。

王陽明熱情地向他闡述心學要旨。他說,人人心中都有個聖人,但有人的聖人之心被物慾遮蔽,只需在心上用功,把物慾掃除,做到這一點,就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

黃綰充滿疑慮地問:「怎麼個心上用功?」

王陽明回答:「你的心能知是非善惡,一個惡念發動時就克掉它,一個善念流行時就保持它。」

黃綰吃了一驚,說:「您這不就是禪宗嗎?禪宗說,人人都有佛性,佛向心頭做,莫向心外求。禪宗說頓悟,您說狠鬥私心一念間,沒有任何區別啊。」

王陽明拼命搖頭,說:「不一樣。禪宗說了‘人人都有佛性’後就枯坐,什麼都不管了。說了‘佛向心頭做’後就真的在心頭做,不去實踐。而我說了‘在心上用功’後,必須去實踐。」

黃綰又吃了一驚,說:「這還是朱老夫子的‘去萬事萬物上格真理’啊。」

王陽明又大搖其頭,說:「朱熹說是去實踐中尋找真理。而我認為,真理已在我心中,我去實踐,只是去驗證這個真理,其實最終目的就是磨鍊我們的心。」

黃綰恍然大悟。據說他當時茅塞頓開,從此死心塌地地跟隨王陽明,並且經常在反對王陽明的人面前為王陽明辯護,成了王陽明最忠實的信徒之一。不過,黃綰年老後,有一天早上醒著躺在床上思考。不知他想到了什麼,突然大叫一聲,吼道:「王陽明心學就是枯禪!」說完這句話後,他把餘生的光陰都用在反對王陽明心學上了。

把王陽明心學視為枯禪,是當時反王學的一個主流。王陽明對反對派曾多次反駁,他說他的心學和禪學的區別就在於實踐。他說,我們每個人的心像一面鏡子,你只需要時刻保持著它的一塵不染。如何保持呢?禪宗說要勤擦,也就是在心上擦。而王陽明也說勤擦,但要以實踐為指導,不能枯坐在那裡,認為我心沒有惡念了,認為我內心強大了。是否有惡念,是否內心強大,非得去實踐中驗證一下。如果不去實踐,就會流入枯禪的境地。

用儒家語境來說,禪宗注重的是修養(尊德性),而幾乎沒有學問(道問學)。而他的心學是既有修養又有道問學的。禪宗沒有進取,而他的心學就是一門要人進取的學說。這是王陽明心學和禪宗最靈魂的區別。

王陽明對佛道的態度很有點「忘恩負義」,佛道二教為他的思想供給了充沛的源頭活水。但建立心學後,他對佛道給予他的幫助閉口不言。有人向他請教道教長生之術時,他勸對方不要沉迷於此,因為即使你明白了長生術,也不過修個不死的肉身。接著他推銷他的心學:心學卻能讓人有一個超越生死的精神境界。

他的弟子王嘉秀喜歡談仙佛,並且以獨到的見解對王陽明說:「佛教以超脫生死來勸人信奉,道教以長生不老勸人信奉,其本意也不是幹壞事,究其本質,也是看到了聖人的上一截,但非入道的正途。今天誰要做官,可經科舉考試,可由鄉里推舉,可借大官綠蔭,同樣可做大官。如果不是仕途的正道,君子是不會接納的。道、佛到終極點,和儒學大致相同。後世儒生,往往只注意到聖人下一截,因而上下分裂,失去了聖人的本意,從而使儒學變為記誦、辭章、功利、訓詁之學,到底不免發展為異端。從事記誦、辭章、功利、訓詁之學的人,終身辛苦勞碌,毫無收益。看到佛徒道士清心寡慾,超然世外,反而感到自己有所不及。今天的學者不必先去排擠佛、道,而當篤志學習聖人之學。」

王陽明很不贊同:「你所講的大體正確,但說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們理解有失偏頗。至於說到聖人大中至正的道,上下貫穿,首尾相連,怎會上一截、下一截?」他警告王嘉秀,「我年輕時在聖學上不用功,轉而去佛道上求取,偶然有所得,但很快就覺悟不對。後來在龍場終於發現聖學,懊悔錯用了二十多年工夫。佛道之學和聖學只是一張紙的距離,所以不容易辨別,只需要立志於聖學,將來必能看透。」

那麼,一張紙的厚度到底是什麼呢?

王陽明極力指責佛教:「佛教徒擔心父子連累他,就離開父子;擔心君臣連累他,就離開君臣;擔心夫妻連累他,就離開夫妻。佛教徒總說自己不執著於‘相’,其實這些都是執著於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所以他才逃避。我們儒家,有個父子,就給他仁愛;有個君臣,就會對他忠義;有個夫妻,就給他禮節。什麼時候執著於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由此可知,這張紙的厚度就是責任心和使命感。儒家有,佛道沒有。簡潔地說,王陽明心學是一門要人去外面建功立業的學說,而佛道是龜縮避世的學說。

但是,他雖然對佛道二教如此恩斷義絕,可他思想的靈魂書《傳習錄》中到處能看到佛道二教的影子。比如佛家的「明覺」「無善無惡」,道家的「聖胎」,特別是下面這句話:「良知就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濟,不可謂典要。」這簡直就是把道家的語境生吞活剝過來的。

問題是,從一頭老虎的胃裡發現了幾塊狗肉,你能說老虎是狗嗎?

1515年農曆八月,皇帝朱厚照心血來潮,準備舉行隆重的佛事接引佛祖。王陽明就寫了一道奏疏《諫迎佛疏》。他說,佛是夷狄的聖人,我們中國的聖人是孔子,佛在夷狄教化萬民正如孔子在我中國教化萬民一樣。但陸地行走要用車,水上行走要用船,把船放到陸地上,寸步難行,把車推進水中,必然下沉。我擔心佛來到中國會水土不服。您既然有尊敬佛的心,就必有尊孔子的心。何必捨近求遠?他又說,佛固然有不惜身體拯救世人的心,但修成佛,可是要苦行的。而我們儒家的聖人,諸如堯舜什麼都不用做,只是端坐那裡垂拱而治就是了。皇上您何必放棄完美的先賢,去追求夷狄的聖人呢?

這封奏疏並未呈遞朱厚照,王陽明寫完後就把它收了起來。與其把這封奏疏看成是他向皇帝的建議書,倒不如看作是他對佛教的看法。在他眼中,佛教既然不適合中國,也就不可能是聖人之道。

1516年之前,王陽明在北京、浙江餘姚和南京之間來回遊走,他雖然有官職在身,但始終把講學當成第一要務。而且專挑山水秀麗之地,和弟子們一面遊覽山水一面講學。這種在山水之間講學的方式成了王陽明講學的一大特色。他的學生越來越多,學生裡的高官顯貴也越來越多,當時的組織部部長(吏部尚書)方獻夫都成了他的入室弟子。他當初經略四方的理想似乎泯滅了。因為他有新的追求,他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成為聖賢的道路,這是一條充滿陽光和激情的道路。

所謂造物弄人,你越是拼命追求的東西越是不來,當你不想它時,它卻撲面而來。1516年農曆九月,他建功立業的機會來了,這一年,他已四十五歲,如果從他有「經略四方之志」的十五歲算起,這個理想的實現足足晚了三十年。

貴人王瓊

1516年農曆九月,中央政府任命禮儀部候補大臣(南京鴻臚寺卿)王陽明為都察院副院長(左僉都御史)。這並不是中央政府的目的,目的是要他巡撫南贛。有一點需要注意,「巡撫」並非是實官,而只是一個差使。

「巡撫」在明帝國出現並非偶然。朱元璋在1380年廢除了以丞相為代表的最高行政機構中書省,同時,還廢除了最高軍事機構大都督府的大都督(把大都督府分為五個都督府)和最高監察機構御史臺的御史大夫。他把行政、軍事和監督權全部抓到手裡,在中央他可以做到,可在地方,他就心力不足。如果他非要辦到,必須要地方的行政、軍事、監察長官來京城向他報告。這隻能把皇帝累吐血。所以為了協調地方的行政、軍事和監察事務,他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去「巡撫」。明帝國乃至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擔當此任的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標,他曾奉命到帝國西北(陝西、甘肅)去「巡撫」。1421年,明帝國第三任皇帝朱棣發現他老子有此先例,於是派出多人到各地「巡撫」,這些人都是中央六部和都察院的高官,即使不是高官,也會臨時掛職。由此,「巡撫」成為留駐在各地的協調人,由於「巡撫」其所巡視的轄區並不總與省的邊界一致,所以他們是「巡撫」而不是「省撫」,「巡撫」完畢則回京交差。

官方給王陽明「南贛巡撫」的檔案是這樣的:巡撫南(江西南安)、贛(江西贛州)、汀(福建汀州府)、漳(福建漳州)等地,提督軍務。可見,「巡撫」是動詞不是名詞。如果巡撫之處的軍事問題是主要問題,那「巡撫」後面再加上個「提督軍務」,也就是說,此人既有行政權也有軍事權。

南贛巡撫設立於1497年,就是王陽明第二次探索朱熹理學的前一年。治所在江西贛州,管轄的區域包括了江西、福建、湖廣(湖南與湖北)、廣東的部分交界地區。由於「巡撫」的軍事性質,所以這個資訊就透露出,早在1497年,南贛巡撫所管轄的這些地區就已有了猖獗的土匪,當地政府苦不堪言。歷任南贛巡撫深有體會,1516年巡撫南贛的都察院副院長(左僉都御史)文森給中央政府的辭職信中說,土匪們仗勢險峻茂密的深山老林和政府軍打游擊,他被他們搞得焦頭爛額,想以死謝罪的心都有了。文森還說,他每天都焚香禱告,希望上天降下神人把這群土匪一網打盡。他嘆息道,這樣的神人何時來啊!

才上任一年的國防部長(兵部尚書)王瓊也在考慮這問題,而且想法已經成熟。王瓊是山西太原人,多年以前有個做部長的父親。王陽明在浙江金山寺賦詩的1484年,他中進士入仕途,在工部、刑部、吏部、戶部都擔任過要職。據說王瓊異常精明,擔任戶部部長時,有個邊防總兵官試圖向戶部冒領糧草供給。王瓊就把他請來,只用手指頭便計算出了他計程車兵編制人數,領的糧草數量,現在還應該有多少餘糧,地方諸郡每年給他的糧草數量,以及國家發放的補貼的獎金、購買的糧草應該是多少,一筆一筆算來絲毫不差,把那個總兵官算得目瞪口呆、汗流浹背。

那些精明的人往往都是用心的人,用心的人就會發現別人所不能發現的秘密。比如他只去過一次邊疆,就對邊防軍的腐敗心知肚明;他只經歷過一次戰陣,就發現了帝國邊防軍在互相支援上的致命缺陷。有段時間,他曾到地方上治理漕河,當他拿出治理方案時,連那些幹了一輩子的漕運專家都大為歎服,評價說這種方案恐怕只有王大人能做得出。在很多人眼中,王瓊似乎有一種罕見的天賦,能在情況朦朧不明時就能預測到事情發展的趨勢。當然,他還有一種不太被人注意的能力,那就是識人。

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就是「識」了王陽明。1516年農曆八月,他向皇帝朱厚照建議要王陽明巡撫南贛,頓時,官員大譁。有官員說,王陽明只能坐在清風徐來的書桌前寫幾句詩歌,或者是像木頭一樣坐枯禪,要他到遍地悍匪的江西,不是讓他送死嗎?也有官員說,要他講講課可以,可讓他帶兵打仗,那是趕鴨子上架。更有人說,他根本就沒有做事的激情,自他從龍場的大森林裡鑽出來後,給了他那麼多官職,他只是講他那狗屁不通的心學,有誰看見他處理過政事?

王瓊反駁說,王陽明並非只會空談,我曾領教過他的心學。他要人在心上用功存天理去人慾,鍛造強大的內心。一個內心強大的人肯定是做事的人。他的確沒有帶兵經驗,但巡撫南贛的人有幾個帶過兵打過仗?他之所以沒有做事的激情,是因為他自龍場迴歸以來,他所擔任的職務都是候補(南京官員),沒有平臺,何來激情?

朱厚照透過昏暗的光線看到王瓊異常激動,鬍子直抖。他想了想,問王瓊:「你確定這人可以?」王瓊堅定地點頭。朱厚照在龍椅上伸了個懶腰,說:「好吧,就讓他以都察院副院長的職務巡撫南贛。」

如果世界上真有「貴人」這回事的話,那王陽明一生中有兩個貴人:一個是南昌城鐵柱宮那個無名老道,他拯救了王陽明入世的靈魂;另一個就是王瓊,他給了王陽明一個絕好的機會,釋放了他的能量。

王瓊和王陽明的關係在歷史上並不明朗。王陽明在1510年末回北京時,王瓊因得罪劉瑾正在南京坐冷板凳。不知是什麼原因,直到1513年末,王瓊才被調回京城到戶部任副部長。而這時,王陽明已回老家浙江餘姚了。兩人正式見面坐而論道可能在1515年,王陽明以禮儀部候補大臣的身份回北京述職。王陽明給王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陽明的老成持重、自制、氣定神閒和言談舉止中不易察覺的威嚴讓王瓊斷定此人必是大用之材。他對王陽明心學的興趣並不大,只是對王陽明在心學薰染下練就的「不動心」狀態大為驚歎。他對王陽明說,將來我在朝中有話語權時,必會給你個創造奇蹟的平臺。

王陽明只是笑笑,臉色平靜。在此之前,他剛在南京講「存天理去人慾」,這是理學家和心學家共同的使命。有人問他,既然你說天理都在心中,又何必用存?他回答:「天理是在我心中,但由於世俗的浸染和自己的不注意修心,天理雖然沒有離開你的心,可卻被矇蔽了。我說,存天理去人慾,就是要你們把沾染到天理上的塵埃擦掉,讓它回覆本來面目。而我說去人慾,其實就是存天理,存了天理,人慾就沒有了。一個人只要能恢復他內心的天理,那內心就必能強大。」誰都不得不承認,一個沒有人慾的人必然是內心強大的人。

可是,功名利祿的心是否是人慾,王陽明給出的答案很有機鋒:那要看它是被你請來的,還是它主動來找你的。內心強大的人心如明鏡,來了就照,去了也不留。

正在王陽明大談「存天理去人慾」的時候,王瓊被推上了國防部部長(兵部尚書)的椅子。但他沒有馬上踐履對王陽明許下的諾言,因為他還有另外的打算。他的眼光停留在大明帝國疆域圖的江西南昌,眉頭緊鎖。

在南昌城,有位王爺,正帶著高貴的微笑審閱著他的衛隊。這位王爺就是寧王朱宸濠。按王瓊的洞察力,他遲早有一天會謀反。他的計策是,要王陽明到江西去注意這位王爺。不過,朱宸濠畢竟是位王爺,在沒有正式起事前,誰都不能揣度他要造反。如果王瓊對朱厚照說,朱宸濠可能要造反,這是以下度上,是大罪。王瓊沒那麼笨,他一年來始終在找合適的機會把王陽明這道防火牆插進江西。而很快,他就找到了南贛匪患這個機會。

王陽明接到朱厚照要他巡撫南贛聖旨的同時,也接到了王瓊的私信。王瓊在信中先是對王陽明誇讚一番,然後對朱厚照的浩蕩皇恩表示高興。接著他說,作為國防部長,他對南贛匪患深感憂慮。他希望王陽明能抓住個機會,建立不世之功。最後他說,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南贛這個非常之事必須要你這個非常之人來解決了。

王陽明接到聖旨和王瓊的私信後,心動了。他畢竟還是個凡人,他把建功立業的理想埋在心裡幾十年,從未生根發芽,甚至都快要腐爛。他後來雖然能心平氣和地看待取得事功的理想,隨心所欲地去傳播心學,然而正如他所說,事情沒有來時,人人都能穩坐釣魚臺。一個人是否成熟,要看他在面對事情時的態度。這個平臺,他等了幾十年,終於來時,他不可能不激動。他貪婪而不急躁地看著聖旨,最後手指不易察覺地顫抖著放下。慢慢地,他冷靜了下來。

一旦冷靜下來,他就把心思投入到如何處理這件事上了。一般人首先會考慮的是剿匪的難度,王陽明卻沒有擔心這個。心學本身就是一門要人自信的學問,他認為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和智慧剿滅土匪,所以他不會考慮這種不言而喻的問題。他想的是:「我不是皇帝忠實的走狗,我有我自己的意志,不能皇帝說什麼,我就屁顛屁顛地去做。這麼多年來,如果不是王瓊的大力舉薦,那個沉浸在紫禁城極樂世界的皇上會想到我?你固然是至高無上的皇上,但不代表我就是隨叫隨到的小狗。況且,要我巡撫南贛是真的看重我,還是隻是例行公事?如果是例行公事,那就是不重視我。既然不重視我,我將來的成果在他眼中,也不過是瓜熟蒂落。」

但這些問題很快就被他驅逐出腦海。他不應該這樣想,建功立業的目的是為一方的安寧,他是奔著拯救那裡的百姓去的。他應該不為名利,只憑良心來做事。他的良心現在就告訴他,應該去實現理想,拯救萬民。

但去之前,他必須給朱厚照寫封信。這封信看著是謙虛,實際上卻有兩個目的:一是發發多年來不被重用的牢騷;二是試探下朱厚照,他是否真的就是朱厚照心中巡撫南贛的不二人選。

他上了一封辭官信。信中說,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尸位素餐,最近一年,他的身體每況愈下。而且他的才能低劣,要他去巡撫南贛是誤國誤政。他又說:「任何人得了這樣一個大權在握的官職,都會興奮,我也不例外,可我真是擔心自己幹不好。如果在我當年意氣風發時還有這個信心,可現在已入黃昏之年,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他還說,「我提出退休,是因為我祖母年事已高,作為孫子,我應該在她有限的時間裡陪伴她,送她最後一程。」最後他說,「我知道這是違反條例的,但有什麼辦法呢。」

這封請求退休的信一上,他就從南京出發大張旗鼓地回浙江餘姚。實際上,他在路上幾乎可以用「挪」來形容。他走得難以置信地慢,幾天時間才出了南京地界。他的目的太明顯了:等著朱厚照的反應。

朱厚照的反應有點讓人失望,他指責王瓊,看你推薦的什麼人啊!我沒讓他巡撫南贛時,他什麼事都沒有。我一讓他巡撫南贛,你看他,居然要退休。左說右說一大堆,其實就是不想去,膽小鬼。

中央官員們起鬨了,很多人已為自己對王陽明的分析得到證實沾沾自喜。王瓊當然不能對朱厚照說,王陽明這是在發牢騷和試探。他只能說,王陽明是在謙虛,謙虛的人才證明他穩重,才能成事。那些給份工作就上的人,都是冒失的笨蛋。

朱厚照想了想,說:「那就再給他下道聖旨,要他不要再謙虛了,馬上去江西!」

王瓊馬上請求,希望皇上能給他便宜行事的權力。

朱厚照想都不想,說:「準了。」

於是,第二道聖旨到了王陽明面前:巡撫南贛等地,軍馬錢糧作戰等事,除非是天大的事,其他小事可自行定奪。

王陽明此時在杭州城,仍然沒有迴音。朱厚照有點不高興了,他問王瓊:「這老先生是什麼意思?」

王瓊回答:「事不過三。」

朱厚照耐著性子,發出第三道聖旨:你怎麼敢以病為藉口推辭本應盡的義務?如今南贛地區盜賊遍地,百姓倒懸於水火。你如果還拖拖拉拉,豈不是更加誤事?趕緊去,不許辭職,不許推脫,欽此。

1516年農曆十二月初二,組織部(吏部)的一封信幾乎趕上了朱厚照的那道聖旨:按皇上的意思,王陽明不準退休,南、贛地方多事,趕緊去辦事,用心巡撫。

王陽明長出一口氣,對他的弟子們說:「走,去江西。」

本年十二月農曆初三,王陽明離開即將春回的杭州城,走向那些活蹦亂跳的土匪,走向只有土匪才肯居住的原始森林,走向他多年以來企盼的刀光劍影的戰場。

據說,王陽明從杭州出發前,他的一位道家朋友對人說:「王陽明此番前去,必立大功。」人問原因。這位道士說:「我觸之不動。」

「觸之不動」正是王陽明心學的目標,它是希望我們無論面對什麼樣的處境時都應寵辱不驚,不因得失而動心。「不動心」也是王陽明自龍場悟道到江西剿匪這段時間傳播的主要心學思想。黃宗羲說王陽明心學有三個階段,「不動心」就是第一階段。

王陽明建立心學後,發現來學習心學的人都有浮躁之心,所以要他們靜坐以滌盪內心的慾望,使心保持一個澄淨的狀態。為了讓人相信自己的心沒有絲毫慾念,他講「知行合一」,認為一個惡念就是一個行動,所以必須要靜心。但他又擔心弟子們把靜坐當成目的,流入枯禪,所以提倡事上練。

這一切的終極目的都是為了讓人「存天理去人慾」,去人慾的目的就是讓人心存天理,有真理在心,就不會對任何榮辱動心。他以此希望人人都擁有一顆強大的內心,任何事和物來觸之,都不會因之而動。

也許下面這段記載於《傳習錄》中的問答可以讓我們知道如何才能不動心,讓內心強大起來。

弟子問:「這幾年因厭惡學問,常常想獨自靜坐,以求摒棄思慮念頭。但是,不僅不能達到目的,反而更覺得心神不寧,這是什麼原因?」

王陽明回答:「思慮念頭,如何能打消它?只能讓它歸於正統。」

弟子問:「念頭是否有沒有的時候?」

王陽明說:「的確沒有無念之時。」

弟子又問:「既然如此,因何說靜呢?」

王陽明說:「靜並非不動,動也並非不靜。戒慎恐懼就是念頭,為何要區分動和靜?」

弟子說:「周敦頤為什麼又要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呢?」

王陽明說:「沒有慾念自然會靜,周敦頤說的‘定’也就是‘靜亦定,動亦靜’中的‘定’,‘主’就是指主體。戒慎恐懼的念頭是活潑的,正體現了天機的流動不息,這也就是所謂的‘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旦有停息也就是死亡,不是從本體發出的念即為私心雜念。」

弟子又說:「當用功收斂身心的時候,若有聲色出現在眼前,還如同平常那樣去聽去看,只怕就不為專一了。」

王陽明說:「怎麼能不想聽,怎麼能不想看?除非是死灰槁木、耳聾眼瞎之人。雖然聽見、看見了,只要心不去跟隨它也就行了。」

「只要心不去跟隨它」就是不動心。正是這「不動心」的心靈正能量,才讓王陽明建立了光芒萬丈的蓋世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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